2248古诗词

　　当去年夏天，李嘉祐还在哀叹自己命运多蹇，考虑要不要辞官而去的时候，一场突然而来的战事打破了平淡的生活，刘展军队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过江阴大地，李嘉祐没有经历安史之乱，面对战争他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应对判断，开始的时候甚至都分不清谁是谁非，江阴的老百姓出逃的出逃，被征兵的征兵，作为文官的李嘉祐似乎对这一切也无能为力，只能坚守江阴，等待时局的稳定。

　　好在战乱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战争对江阴的伤害短时间却无法恢复。上元二年春，李嘉祐去常州谒见新任常州刺史，回来的路上，看到满目疮痍的江村，心情应该是无比沉重的，一句“谁肯问凋残”，表达了李嘉祐对民生的关怀，也让他的诗名好了不少。

　　首联“处处空篱落，江村不忍看”，前句是直接看到的，后句说不忍看，却偏还要看，江村的残破避无可避，直击人心。

　　颔联是本诗的精华所在，可见诗人遣词造句的功力。前句是视觉的感受，花色本不会因为战争而有所改变，但在诗人看来，人民的悲惨境遇却通过花色反映了出来，赋予的花色别样的意味。后句是听觉的感受，虽然写的是声音，却同样赋予了鸟鸣声以感情色彩，一个寒字，反映了诗人当时的心情。

　　颈联和尾联隐约地表达了乱后初定，诗人意图收拾残局，重新经营民生的愿望。同时也流露出对时局的无奈和彷徨。不过李嘉祐并没有机会重整江阴了，因为当年春天，他就升官去当台州刺史了。

　　此后，江南到大历年间，才渐渐从刘展之乱中恢复过来，《旧唐书》卷185下《萧定传》载：“大历中，有司条天下牧守课绩，唯定（润州刺史萧定）与常州刺史萧复、濠州刺史张镒为理行第一。其勤农桑，均赋税，逋亡归复，户口增加，定又冠焉。”

　　“有田有地皆吾主”，诗人在此传达给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表面的有田有地的人都是我的主人，而有更深的意思，即：全中国广大人民都是我的主人；工人、农民将当家作主，田、地将收归国有。

　　接着诗人一转，剑锋指向蒋介石集团，“无法无天是为民”。反动派认为我们共产党不交出军队就没有合法地位，那么我们这群“无法无天”的革命者就是你的国民。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就亲口说过：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而毛主席回答道：“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引自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这里的“为民”就是指国民党政府的百姓。

　　“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句，诗人概括地写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不同情形。重庆的国民党官僚个个都是贪官污吏，而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每一寸土地都是黄金。前者腐败没落，后者廉洁清明、欣欣向荣。

　　“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句，写了共产党同国民党所进行的斗争。人民军队“炸桥挖路”是为了团结，即解放全中国人民；我们夺地争城是为了同反动派作斗争，为了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句，诗人告诉我们，斗争是会流血的；中国的土地哀鸿遍野，血流遍地，但这一切无非是为了最后拯救中国人民，把他们从水深火热的旧中国中解救出来。最后一句，诗人庄严地表达了共产党人的信念与良心。

　　这首诗是借题“於潜僧绿筠轩”歌颂风雅高节，批判物欲俗骨。诗以议论为主，但写得很有风采。

　　据《晋书·王徽之传》记载，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为人高雅，生性喜竹。有一次，他寄居在一座空宅中，便马上令人种竹。有人问其原故，他不予正面解释，“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这“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便是借此典而颂于潜僧。因为典故中有着那样一位风采卓异的形象，诗入又用了“可”、“不可”这样的选择而肯定的语气，一位超然不俗的高僧形象便立刻跃然纸上。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是对“不可使居无竹”的进一步发挥。它富哲理，有情韵，写出了物质与精神、美德与美食在比较中的价值；食无甘味，充其量不过是“令人瘦”而已；人无松竹之节，无雅尚之好，那就会“令人俗”。这既是对于潜僧风节的赞颂之语，也是对缺乏风节之辈的示警。接着用“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申足此意，就更鞭辟入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只要有了高尚的情操，就会有松柏的孤直，梅竹的清芬，不畏强暴，直道而行，卓然为人；反之，就会汲汲于名利，计较于得失，随权势而俯仰，视风向而转移，俗态媚骨，丑行毕现。这种人，往往自视高明，自以为得计，听不进奉劝，改不了秉性，所以诗人说这种“俗士不可医”——医之无效。

　　以上为第一段。这一段的特点是：出语精警，议论精辟，发人深省。

　　文似看山不喜平。上面全是诗人议论，虽出语不凡，但若直由诗人议论下去，便有平直之嫌，说教之讥。因而下段重开波澜，另转新意。由那种“不可医”的“俗士”站出来作自我表演，这就是修辞学中的“示现”之法：“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这个“旁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俗士”。他听了诗人的议论，大不以为然；他虽然认为“不可使居无竹”是十足的迂阔之论，腐儒之见，但在口头上却将此论说成“似高、似痴”，从这模棱两可的语气里，显示了这种人世故、圆滑的特点；他绝不肯在论辩中作决绝之语而树敌。

　　下面是诗人对俗士的调侃和反诘：“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诗意谓：又想种竹而得清高之名，又要面竹而大嚼甘味，人间何处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等美事。名节高的人难得厚富，厚富的人难得名高；做官的人无暇学仙，得道的人无暇做官；食肉的人无高节，高节的人不食肉；两种好处都不能兼得，多种好处就更不能兼得了。

　　这首诗以五言为主，以议论为主。但由于适当采用了散文化的句式（如“不可使居无竹”、“若对此君仍大嚼”等）以及赋的某些表现手法（如以对白方式发议论等），因而能于议论中见风采，议论中有波澜，议论中寓形象。苏轼极善于借题发挥，有丰富的联想力，能于平凡的题目中别出新意，吐语不凡，此诗即是一例。

　　大丈夫言而有信，一言九鼎。现代人早就认识到，信用是人们立身处事的原则，他们将狡狤视为人的恶习之一。本文正说明这个道理。

　　确实，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不得不使自己与社会兼容，而这纷纭复杂的社会包含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依靠种种社会规范来维系这些关系，使社会得到正常的健康发展。如果都像鲁君那样言而无信，这个社会也就不可能成为正常的有秩序的社会，人与之间就除了互相欺骗以外，不存在任何关系。因此，做人须讲信用，无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应明白这个道理，朝令夕改乃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尔虞我诈是人际关系淡漠的结果。但愿这种状况不复存在。

　　这首诗表现了苏轼初得赦免诏书时的欣喜之情，抒发了风烛残年、万念俱冷的深沉感慨。

　　首联写一阵雷雨之后的黄昏时刻，作者独自登高，凭栏远望。古人常以雷霆之怒，霹雳之威喻皇帝的威怒，这里既是写实景，也是以霹雳收威暗喻哲宗去世，徽宗继位，朝政更新。“暮雨”的“暮”，也是含义双关，暗示以前朝政的昏暗；“开”，表现了他对徽宗的幻想，以为朝政从此清明，徽宗刚继位，想清除朝廷的党争，似乎将大有作为，苏轼当时还不可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也说：“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四句几乎可作“霹雳”句的注脚，表现了同样的幻想。对句刻画了诗人凭倚栏槛遥望的神态。出句抒发的是欣喜之情，对句的“独”字则表现出孤寂之感，为尾联作好了铺垫。

　　颔联写登高所见，既是写眼前实景，又是象征时局。这是全诗最好的一联。夏天雨后多出现虹霓，是眼前实景；但作者不以彩虹入诗，而以暗淡的雌霓入诗，这是有寓意的。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苏轼得到诏书时，迫害元祐党人的二惇（章惇、安惇）、二蔡（蔡京、蔡卞），已受到台谏的排击，“雌霓云端下”正象征了政敌的失势。雄风喻帝王之风，与“庶人之雌风”相对，语出宋玉《风赋》。儋耳四周皆海，雄风来自海上，这既是写海风之快意，又是暗喻内移诏命的降临。

　　颈联记双喜临门。一是野老之喜，苏轼初到儋州，遇上连年灾害，元符三年（1100年）喜获丰收。苏轼与海南人民休戚与共，野老的喜事就是他的喜事。二是诗人之喜。苏轼谪居海南，无时不盼望北归。就在这年的正月七日，他还感慨说：“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庚辰岁人日作》）贾让是汉哀帝时人，曾上治河三策，其中上策是引黄河北入海。苏轼在元祐年间也多次提出类似的主张，不被采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再次决堤北流，他的主张得到了应验。虞翻是三国时吴人，因得罪孙权，被长期流放交州。苏轼此时总算“赦虞翻”，赦书已到，逐下即将北归，他的心里十分高兴。

　　尾联写以后的打算，说年事已高，只要能吃饱饭，有栖身之地，就再无奢求了。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有“但使残年饱吃饭”语，上句即用其意。《庄子·秋水》载坎井之蛙语：“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乐，此亦至矣！”庄子是讥井蛙的浅薄，但后人却以“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表现“轻天下，细万物”的隐逸思想（陆云《逸民赋序》）。苏轼的用法与此相同。他晚年思想很矛盾，由于政治上一再遭受打击，经常发出“心似已灰之木”（《自题金山画像》）一类的感慨。但其思想深处仍是“报国心犹在”（《望湖亭》），“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诗的末句虽略赚消沉，但全诗的基调清雄慷慨，颇具浩然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