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佛教禅宗，与人谈玄论禅，常用比喻，以启发人的妙悟。如禅宗北宗神秀所作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禅宗南宗的慧能所作的偈语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二人都是用比喻来说明禅理。李白此诗深受禅宗影响，他与朝美论禅，也是用比喻的手法。

　　诗中前六句，把人生比成是渺溟无际的欲海，将贪、瞋、痴等人的恶欲比做是溟海中兴风作浪，吞舟食人的“长鲸”。人在欲海中航行，一不小心就会被嗜欲的“洪波”所汨没，为贪欲、瞋欲和痴欲的鲸鱼所吞食。而僧人朝美这个“水客”却能在烦恼海中凌波航行，不但没有被欲海的洪波淹没，也没有被恶欲的长鲸吃掉。他不但没有死，反而在大海中探得“明月珠”，获宝而归。就是说，他不但没有被烦恼海中象征恶欲的长鲸吞灭，被洪波汨没，迷失本性，反而翻然妙悟，突然明白了深奥的佛理，探得了象征禅悟的明月之珠。

　　在佛经中，常把至深的佛理比成是明月、明珠，以喻佛理的智慧光明，而把贪、瞋、痴三种烦恼称作“三毒”，视为人的愚殊和黑暗。因为这颗象征着佛性光明的“明月珠”，是从欲海之中与象征愚昧和黑暗的“长鲸”搏斗经过生死大劫得来的，所以弥加珍贵，故诗中说它“高价倾宇宙”，因为它是驱除人心灵黑暗、愚昧的灵光，故诗中说它“馀辉照江湖”。

　　诗中进一步描写：朝美虽然在修禅的过程中悟得了妙道，明性见佛，但他却不骄傲自满，向人炫耀，而是深藏若虚，大道似无：“苞卷金缕褐，萧然若空无。”即说朝美将明月珠用衣服包裹起来，不欲向人炫耀，好像他根本什么也没有似的。就是俗话所说的“良贾善藏”和“大智若愚”。

　　对于能否识别朝美怀中的“明月珠”来说，诗人李白就是朝美的一个知音。“谁人识此宝，窃笑有狂夫。”狂夫是诗人自指。李白曾在诗中多次以狂夫、狂人自指。如在《庐山谣》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又在《醉中答丁十八以诗讥予搥碎黄鹤楼》中说“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 “窃笑”二字用得极好。人皆不识，而我能独识，故而会心而笑；你装得若无其事，还是被我识破了，故而暗中窃笑。 “窃笑”二字表现出了李白与朝美亲密无间的关系和深切的友谊，表达出了二人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意。朝美胸中的禅学境界，在别人尚看不出的时候，李白却早已会心知意，在友好地微笑颔首了。此也表明李白对佛学的造诣之高。

　　诗的最后说：“了心何言说，各勉黄金躯。”“了心”，是对禅心佛意已瞭然心中的意思。《楞严经》上说：“汝之心灵，一切明了，若汝现成所明了心，实在身内。”佛教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只是有的人心为痴迷所惑，失却本性。如果除却痴迷，即可明心见性。《坛经》中说，“菩提般若之知（即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善知识，遇悟即成智。”如今朝美已经大彻大悟，明了其本性，即已自见佛性，就如同已获得了明月一般明亮的明珠一样。“黄金躯”本指佛，《后汉书》上说：“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此喻指二人。 此二句是说，你我既然对佛学的妙理要道都已了然于心，因此就无须再言说了．各自努力修道成佛吧！因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修道成佛，故有此说。这一诗句也表明李白对自己的佛学修养自视甚高，非常自信。

　　李白这首与僧人谈玄论禅的诗，写得很高明。他将很难用言语说明的佛理，用美妙的比喻来说明。不但写得禅意深远，深得妙理，而且还写得玲珑透彻，馀味不尽，启人深思，一点也不枯燥。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李白此诗，可谓是深得禅道妙悟之旨了。

　　刘季孙曾在饶州（治所在今江西鄱阳县）担任酒务，专门管辖制酒和酒业税收。他是一个很孤独高傲，并淡泊名利的人。作为管税收的官员，在那时应该是个肥缺，但是诗中则明确指出诗人不会与世俗同流合污，这是一种为官清廉的承诺。

　　燕子呢喃是轻细悦耳的，一个心里没事的人不会被打扰。诗的字面意思翻成现在的话是想要听懂燕子的话而不被理解，而这仅仅是字面意思而已。即便是现在去和别人讨论燕子说的话，那也有人会觉得奇怪。而找不到知心的朋友，不被人理解，百般无聊的诗中人只好一个人携酒游芝山，消遣去了。不是前呼后拥，而是一个人拄上拐杖，仅带着美酒就去了。这就是诗人在表示自己的脾气和性格，或者说他的品格和道德观。

　　《石林诗话》中曾记载：王安石为江东提举刑狱时，巡查到此处，将要评估刘季孙的工作成绩。来到厅前，见屏风上题着这首诗。读罢大声称赞，一问左右，说是刘季孙所写，于是召他来谈诗论文，酒务方面的情况倒一句没提。等王安石回到旅驿，有不少此地的学子聚在门前，请求派一个主管教育的官，王安石马上就点刘季孙来主持。一时传为佳话。《千家诗》的注解里特别有这样一段话：难怪当年王安石作江东提刑时，巡查酒务到饶州，看到刘季孙厅屏上的这首诗后，就不再问酒务一事了。

　　刘季孙是北宋大将刘平之后，性格豪迈，文武全才，却出任小小的一介酒务俗吏，实在有点太委屈他。不过，刘季孙的诗却读不出筋骨尽露的浅躁之气，不是那种哭哭啼啼或跳脚大骂的风格，而是襟抱开阔，气度雍然。宋人很推崇这种气度，不喜欢罗隐那样尖锐直切的。正如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所说：“其未流甚者，叫躁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这也是王安石读懂了诗中的喻意后，对他极为推许的原因。

　　抛开诗人的这种气度不讲，仅仅从诗歌条理来看，这诗中的人看似悠闲恬淡，其实还很寂寞，“说与旁人浑不解”一句，似乎透出有种郁郁不得志的抱怨，那么“杖藜携酒看芝山”就是对这种心情的解脱，虽然有些自嘲的意思，但也不失为洒脱。这种成熟的人生观，现在的读者读起来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全诗共分五章。

　　第一章是诸侯上朝之前，身为大夫的作者对周天子可能准备的礼物的猜测。“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诗人以采菽者连连采菽，用筐用筥盛取不停起兴，整首诗欢快、热烈、隆重的气氛从此定下了基调，读者的情绪也随之进入这一特定场景。“君子来朝，何锡予之？”意思是：诸侯来朝，天子会以什么样的礼物赐予他？诗人是见过大场面的公卿大夫，按照常规，“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四句无疑而问，复沓申述，两次自问自答，进一步渲染气氛，让人感到即将来朝的诸侯声势之隆。

　　如果说第一章是诗人虚拟的盛况，那么从第二章开始便进入实景的描绘了。

　　第二章是诗人见到的诸侯来朝之时极为壮观的场面。开始两句“觱沸槛泉，言采其芹”，用自下而出的槛泉旁必有芹菜可采兴君子来朝之时也有仪从可观，是起兴，也是设喻，黄焯说“槛泉采芹，既为即事之兴，亦即譬喻之兴”（《诗疏平议》），是也。“君子来朝，言观其旂”，威仪之现，首先在于队列之前的旗帜，“其旂淠淠，鸾声嘒嘒”，远远见到风中旗帜猎猎，更有响声中节的鸾铃之声由远及近，“载骖载驷，君子所届”，或驷马或骖乘都井然前行，来朝的诸侯已到眼前。

　　第三章全用赋法，铺排诗人近观诸侯朝见天子时的情景。“赤芾在股，邪幅在下。”赤色的护膝，裹腿的斜布是合乎礼仪的装饰，“彼交匪纾”完全是一付雍容典雅的仪态。既有如此声威，进退又合礼仪，天子当然是赏赐有加。“乐只君子，天子命之；乐只君子，福禄申之”，四句是诗人所见，也是诗人切合时地的恭维话，并以此引发以下两章。

　　第四章是诗作者对来朝诸侯卓著功勋的颂扬。“维柞之枝，其叶蓬蓬”是起兴，用柞枝蓬蓬兴天子拥有天下的繁盛局面和诸侯的非凡功绩。“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平平左右，亦是率从”，从天子邦国的镇抚到邻邦属国的治理，竭尽铺排之能事，以此表达对来朝诸侯的无限赞美之情。

　　最后一章是大夫美诸侯之辞。前两句“泛泛柏舟，绋纚维之”，以大缆绳系住杨木船起兴，并让人联想到诸侯和天子之间的关系是依赖相互间的利益紧紧维系在一起的，诸侯为天子殿国安邦，天子则给诸侯以丰厚的奖赏。“乐只君子，天子葵之；乐只君子，福禄膍之”；是其所创功勋的自然结果。“优哉游哉，亦是戾矣”，两句对诸侯安居优游之态充满艳羡。

　　全诗虽时有比兴，但总体上还是用的赋法。从未见君子之思，到远见君子之至，近见君子之仪和最后对君子功绩和福禄的颂扬，可概见赋体端倪。整首诗为读者再现了一幅春秋时代诸侯朝见天子时的历史画卷，“诗，可以观”，信矣。

　　《运命论》开篇即云：“夫治乱，运也；……成时者运也。”李康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在于命运；个人的困厄与显达，在于天命；地位的尊贵与卑贱，取决时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总纲。李康认为，明君遇贤臣，国运兴；贤臣逢明君，身名显，而君臣相遇，皆在其时。为了说透彻这一论点，他征引了大量的正面、反面的史实，反复论述命运对人的影响，甚至说“屈原以时沉湘，贾谊以时发愤”，都是因为没有参透命运，不懂“乐天知命”的道理。

　　“圣人”与“小人”对待命运态度不同，李康认为，圣人时所以成为圣人，在于他能够乐天知命，所以遭受穷厄时运而无怨恨，居重任时地而不疑心，其“身可抑，运不可屈”；“位可排，名不可夺”。凡迎合世俗甘于苟同时人，则善于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势时所集，从时如归市；势时所去，弃时如脱遗”；“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他们碌碌于声色犬马，为名利奔走竞争，到头来也免不了如飞廉、恶来、费无忌、张汤、石显时流的可耻又可悲的下场。从这一点上说，命运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公平的。

　　最后，李康谈到了圣人时立德。立德是一个人心性的功夫，所以不见得“必须贵”、“必须势”、“必须富”。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长万物，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帝王时位，如何守住王位叫仁，如何禁人为非叫义。所以古代称王的人，用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去奉养一人。古代做官的人，以官来推行君臣时道，不因名利而贪图官爵。古代的君子，以得天下不能治理为耻，不以能治理而没有得到为耻。

　　《运命论》在理论意义上与王充的《逢遇》、《累害》等篇宣传命定论的命意相同，然统观全文，实为慷慨发愤时作。文章处处言命，然主旨却不在谈命，而是借题发挥，抨击官场、世情的种种丑恶。其后刘孝标作《辨命论》，引申李康时说，语意则更为愤激。

　　《运命论》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内容繁富，思想复杂。文中的一些具体譬喻、分析，似不无可取时处；但总体的立论，却不无偏颇。由于作者目睹曹魏政权后期大权旁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感慨国家兴衰、君臣遇合时无常，又不得其解，于是便把一切都委时于运命，公然提出：“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认为这种“运”是无法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都是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正反面的人事，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子秦也”；张良在圮上受书后，以《太公兵法》游说群雄，没人明白，等到遭遇汉高祖，则每言必听，常用其策，“非张良时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这都是运命使然。再如孔子是一代圣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时域，屈辱于公卿时门，其不遇也如此。”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与子夏，却势动人主，风光一时，这就是命运所注定的。

　　《运命论》是用骈文笔法写成的政论文，其辞采时精美，语言时整齐，音声时讲究，典故时宏富，庶几可谓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骈体文，它对后期骈文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