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借青春和爱情的消失,感慨美好生活的无常,细腻含蓄而婉转地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情感。这是一首优美动人而有寓有深意的词作,为晏殊词的另类作品。
起句“燕鸿过后莺归去”写春光消逝:燕子春天自南方来,鸿雁春天往北方飞,黄莺逢春而鸣,这些禽鸟按季节该来的来了,该去的也去了,那春光也来过又走了。这里写的是莺语燕飞的春归时候,恰逢莺燕都稀,更觉怅惘。“莺燕”,兼以喻人,春光易逝,美人相继散去,美好的年华与美好的爱情都不能长保,怎不让人感慨万千。“细算浮生千万绪”一句从客观转到主观,说对着上述现象,千头万绪,细细盘算,使人不能不正视的,正是人生若水面浮萍之暂起,这两句前后相承,又很自然地引出下面两句:“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这两句改用白居易《花非花》词句“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但旨意不同。作者此处写的是对于整个人生问题的思考,他把美好的年华、爱情与春梦的短长相比较,把亲爱的人的聚难散易与秋云的留、逝相对照,内涵广阔,感慨深沉。
下片“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两句写失去美好爱情的旧事,是对上片感慨的具体申述,又是产生上片感慨的主要因素,这样使上下片的关系交互钩连,自然过渡。“闻琴”,指汉代的卓文君,她闻司马相如弹琴而爱慕他:“解佩”,指传说中的神女,曾解玉佩赠给情人。这两句是说象卓文君、神女这样的神仙伴侣要离开,挽断她们的罗衣也无法留住。随后作者激动地呼出:“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意思是劝人要趁好花尚开的时候,花间痛饮消愁。这是受到重大刺激的反应,是对失去美与爱的更大的痛心。联系晏殊的生平来看,他写这件事,应该是别有寄托,非真写男女诀别。公元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晏殊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枢密使,握军政大权。其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为谏官,人才济济,盛极一时。可惜宋仁宗不能果断明察,又听信反对派的攻击之言,则韩琦先被放出为外官,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也相继外放,晏殊则罢相。对于贤才相继离开朝廷,晏殊不能不痛心,他把他们的被贬,比作“挽断罗衣”而留不住的“神仙侣”。不宜“独醒”、只宜“烂醉”,当是一种愤慨之声。
此词化用前人的诗句,信手拈来,自然贴切。词中的复杂的思想,反映了作者的人生态度和襟怀。
前十八句为第一段(“三年夏六月”至“币厚辞益卑”)。诗中写了高宗遣使通金的原因——思念“北狩”之二帝,表示一下自己的孝心。对此,诗人并未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因为诗人不赞成高宗为尽孝而一味求和的做法。诗人希望的是有人能像窦宪那样,北破单于,刻石纪功;能像桓温那样,收复失地,重见旧地杨柳。然而最高统治者不惜任何代价,一味求和,诗人对此不能不表示出遗憾。
“四岳佥日俞”至“与结天日盟”为第二段。诗人首先对使臣韩肖胄的品德才能予以高度赞扬,勉励其很好地担当出使重任,以大振国威。要让金人像当年匈奴、吐蕃人害怕王商、郭子仪那样,慑服大宋使者。然后,诗人代韩肖胄道出受命誓辞:决心公而忘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对敌人的极度蔑视和勇敢的斗争胆略,去与敌人达成平等的协议。虽是诗人代言,却足见诗人对韩肖胄的无比信赖和所寄托的重望。
“胡公清德人所难”至“壮士懦夫俱感泣”为第三段。诗中表示了诗人对韩、胡二公齐心协力完成使命的期望。希望他们像韩信忠于汉室,荆轲勇于赴难那样,完成出使任务。诗人甚至想像了为二公送行的悲壮场面,从而对韩胡二人表示了崇敬之情。
“闾阎嫠妇亦何知”至结尾,为第四段。诗人以一个民间寡妇的身份,对肩负重任的使者进几句“刍荛之言”:其一,叮嘱二公,一定要提高警惕,小心行事,绝不可麻痹轻敌,定要防患于未然。其二,请求二位使者,多多带回一些中原人民的消息。旧日胜迹而今已如何了?故人坟前已是什么景象?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是否还能种桑麻?敌人是否还用重兵镇守着中原城郭?其三,请二位使者记住一个流亡妇人的心愿——“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杯土。”
徐熥与其弟、藏书家“红雨楼”主人徐兴公,都是明朝后期闽中才子,徐兴公声名尤大,号“兴公诗派”。这首小诗,当是徐熥寄给正在客游途中的兄弟,望其早日归来聚首的。
前两句里,重叠着“春”“客”各三字,一时令人眼花缭乱,但细细读时,却只觉诗意层层迭变,全无重复之感。“春风送客”,佳事也,身在客途,有春风一路相送、殷勤追随、慰我寂怀,如何不佳?如何却是“翻愁客”?起句虽不设问,而疑问已在其中。次句答得更巧。“客路逢春”,其实与“春风送客”只是一事,但虽是一事,两样说之,滋味便全然不同。有春一路“送”我,固然良慰;但春者,当是于安闲悠然中所赏玩者也,今在“客路”,正尔奔波,有何闲逸心思赏玩呢?故客路所逢之春,在客子眼中,自然是“不当春”一一算不得春,彼虽欲慰我,却终不能慰我,彼既一路送来,却时时令我不得慰,又如何不愁?
上两句一问一答,已于重叠用字之中,曲尽变化之妙,但仅此而已,尚不过小巧手段,此诗之妙,更在后两句,然最妙处虽在后两句,其草蛇灰线,仍出于前两句。请再细想之:“不当春”,客因可作如是观,单春毕竟是春,不论你说它当得当不得,春风依旧骀荡,春光依旧汩汩流逝一一这,恐怕才是客愁的更深处吧?诗人唯因窥到了这客子在漫言“不当春”背后的深愁,故而于第三句才突发奇想,他把目光投到了象征春日的娇啭黄莺儿身上,他要那黄莹儿声音别变,还是嫩嫩的,娇娇的,千万别马上变得老腔老调,千万别把春天也啼老了,啼尽了一一因为,此际天涯正有一位未归的客子,正被算不得春的春光紧紧包裹着,为无法享有真正的、安闲的、故乡的春光而愁上加愁。如果黄莺儿声音真的老了、春光真的逝尽了,那客子天涯归来,他还能赏玩到什么呢?他岂不是要在“不当春”之外,更增一层“不见春”的悲哀?
诗中的“客”,当然是指徐兴公,诗人寄诗给乃弟,而不称“弟”称“客”,且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无非是为乃弟点醒客子身份,望他莫要久恋梁园,迷失故园。诗中言徐兴公“逢春不当春”,自是诗人的揣测;诗人要莺声不老、春光莫逝,自也是诗人的痴想。一篇之中,皆为揣测和痴想;一篇怀人盼归之文字,却皆为“愁客”、“未归”充满字面,诗旨并不显露;这般落笔是诗的出人意表处,是诗的不落旧套处,更是诗的尤可收取招人归来之效处。试想:若徐兴公看破了兄长的痴想,顿悟到莺声其实不得不老、春光其实不得不逝,他能不早作归计吗?他能让期望与故园的兄长,在春尽之际长吁短叹、失望独归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