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境家犹远，愁城日合围。
客涂君尚叹，世路我知非。
羡杀乡居子，耕梁木叶衣。
老境家犹远，愁城日合围。
客涂君尚叹，世路我知非。
羡杀乡居子，耕梁木叶衣。
这是一首题王宰画的诗，原作没有传世，然而由于杜甫熟悉王宰的人品及其作品，通过他的神来之笔，仿佛为后人再现了这幅气势恢宏的山水图，诗情画意，融为一体。
首四句先不谈画，极力赞扬王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他不愿受时间的催迫，仓猝从事，十日五日才画一水一石。只在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后，胸有成竹，意兴所到，才从容不迫地挥毫写画，留下真实的笔迹于人间。这是大家风度，笔墨自然高超。然后诗人进而描写挂在高堂白壁上的昆仑方壶图。极西的昆仑和极东的方壶对举，山岭峰峦，巍峨高耸，由西至东，高低起伏，连绵不断，纵横错综，蔚为壮观。画面空间非常辽远广阔，构图宏伟，气韵生动，给人以雄奇壮美的感受。“壮哉”一词，表达了诗人观画时的美感体会和由衷的赞叹。此图不是某一山岳的实地写生，而是祖国崇山峻岭在艺术上集中的典型概括，带有中国山水画想象丰富、构图巧妙的特色。
中间五句，杜甫从仄声韵转押平声东、钟韵，用昂扬铿锵的音调描摹画面上的奇伟水势，与巍巍群山相间，笔墨酣畅淋漓。“巴陵洞庭日本东”句中连举三个地名，一气呵成，表现图中江水从洞庭湖的西部起，一直流向日本东部海面，源远流长，一泻千里，波澜壮阔。诗里的地名也不是实指而是泛指，是艺术上的夸张和典型概括。“赤岸水与银河通”和“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凉州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江岸水势浩瀚渺远，连接天际，水天一色，仿佛与银河相通。这里形容水势的壮美，与上面描绘山势的雄奇相呼应，山水一体，相得益彰。“中有云气随飞龙”句，语意出《庄子·逍遥游》：“姑射山有神人，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古书也有“云从龙”的说法。这里指画面上云气迷漫飘忽，云层团团飞动。诗人化虚为实，以云气烘托风势的猛烈，使不易捉摸的风力得以形象地体现出来。笔势自然活泼。在狂风激流中，渔人正急急驾舟驶向岸边躲避，山上树木被掀起洪涛巨浪的暴风吹得低垂俯偃。“山木尽亚洪涛风”，着一“亚”字，便把大风的威力表现得活灵活现。诗人着意渲染风猛、浪高、水急，使整个画面神韵飞动。
以下是介绍这样巨大的艺术魅力产生的原因。诗人进一步评论王宰高超的绘画技巧：“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诗人高度评价王宰山水图在经营位置、构图布局及透视比例等方面旷古未有的技法，在尺幅画面上绘出了万里江山景象。“咫尺应须论万里”，此论亦可看作诗人以极为精炼的诗歌语言概括了中国山水画的表现特点，富有美学意义。诗人深为这幅山水图的艺术魅力所吸引：“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诗人极赞画的逼真，惊叹道：“不知从哪里弄来锋利的剪刀，把吴淞江水也剪来了！”结尾两句用典，语意相关。相传晋代索靖观赏顾恺之的画，倾倒欲绝，不禁赞叹：“恨不带并州快剪刀来，剪松江半幅练纹归去。”杜甫在这里以索靖自比，以王宰的画和顾恺之的画相提并论，用以赞扬昆仑方壶图的巨大艺术感染力，写得含蓄简练。
这首歌行体诗，写得生动活泼，挥洒自如。诗情画意融为一体，让读者不知道何者是诗，何者为画，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清代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说：“读老杜入峡诸诗，奇思百出，便是吴生王宰蜀中山水图。自来题画诗亦惟此老使笔如画。”可见杜甫题画诗历来为人称道，影响很大。
上片用“小院深深门掩亚”提起，既表明了这座小院中女主人公的身份，又表现出她此时的心境。一个能在深深庭院中生活的女子，肯定是位贵族妇女，她之所以不把门紧紧锁上，是因为她朝思暮想的情郎还没回家，她在苦苦地等待着呢。按理说如此“芳时”，她应该走出房门，起码要到自家的庭院里观赏春光才是，可她又为什么把重重的珠帘都垂下来呢。在这一句里，一定不能忽略“寂寞”二字，正是由于如此大好时光里没有人与她共度，使她感到无比寂寞，没有心情去欣赏花草。时间已经接近寒食，杨柳也已长得茂盛，而庭院里那架秋千，依旧孤孤单单地悬挂在那里无人理会：见不到女主人公娇美的身影，更听不到她银铃般的笑声。“欲近”句点明时间是寒食节，一场小雨后，更显凄清萧索。“绿杨”句更显环境之深邃寂寞。整整一阕的文字，令人感到最真切的只有两个字：寂寞。
下片着力写女子的孤独与哀切，她在心底埋怨着深深爱着的那个情郎，他是那么英俊潇洒，倜傥风流，可惜无论爱他有多深，他都没有真正把自己放在心上，依旧在外面恣意冶游。你知道不知道，大好春光里，苦苦等待你归来的美人已有很多天没有好好梳妆了，本该替我画眉的你真的把我忘到脑后去了。眼看着春天快过完了，你这个薄情郎还没有回家，不知道你想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到此为止，女子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虽然这些话只能默默地对自己说，但她毕竟在屋里待不住了，无法自控地走出屋门，盼望着出现奇迹：或许一眼看到那冤家就在门前，朝她走来呢。然而这只是她的一厢情愿，映入她眼帘的，仅仅是粉红色的花瓣随着风儿纷纷落下。最后这句话很有深意，它不仅强力昭示了女主人公的失意，更把女子红颜易逝的哀苦通过杏花飘零折射出来，更增加了全词的情感力度。
词写闺怨，写一个女子由于丈夫薄幸，放荡不归，又值暮春时节，从而引起的寂寞无聊、哀怨感伤，却又无可奈何的感情。这些都是她内心的哀怨，但她内心更存在着焦急，“薄幸”人还未回来，可春已归去，杏花已零落凋谢。她的内心是多么盼望春归之前能与这个“薄幸”人相聚。
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
这首词将作者重回田园，见到秀美的田园风光时的欣喜之情，借期思卜筑的所见表达得妙趣横生，同时也隐含着几许感慨之意。
词的上片，描绘期思秀美的山水风光，表明作者要在此地选地造屋的意图。起韵总揽期思山水，看见在翠色屏风般围绕的万山中，一条水从西边流出，在山间形成巨大的瀑布，宛如千丈白虹，从晴天垂下。此处“翠屏”写山，表现出山的秀丽，“千丈晴虹”形容瀑布，化动为静，化力为美。而在美中依然有足够的气势。把期思这个小山村的地理环境形容得雄奇秀逸，流露出作者的不胜欣喜之情。接韵以一“喜”字，领起一个参差对仗的“扇面对”，直接点明自己的喜欢。作者借杜甫经乱之后得以重回他所欣爱的成都草堂的喜悦，和陶渊明隐居柴桑时对斜川的赞美，来表明自己类似的心情。从中看不出作者被罢官的失意，说明作者与上次被罢免的心态不同，对于官场这块“鸡肋”似乎已经无所留恋。“老鹤高飞，一枝投宿，”长笑蜗牛戴屋行，以带有浓郁感情色彩的议论，表明自己志同老鹤，随遇而安，栖身一枝，即可逍遥的旷达的人生态度，并以那戴屋而行、为物所累的蜗牛做对比，显示出不肯卸下物质重担者的愚蠢。这一句是承接上文描绘期思的美和欣喜而来，同时又为下文“卜筑”于此做了铺垫。最后一句正面点出卜筑的意思。
下片以拟人手法，叙写作者寄情山水的乐趣。写得融情入景，意象灵动而笔力遒劲。接下来两句，遥接开始的“十里翠屏”一句，总写青山对自己归来的欢迎。作者赋予青山以人的性格和感情，说这高峻的青山，本来是意气峥嵘，颇不趋俗的，现在为了欢迎自己回来，竟然显出一副妩媚的样子。以下用一个“解”字，领起一个扇面对，专写青山的妩媚。说青山懂得驱使花鸟云水，对作者频频前歌后舞，暮送朝迎，殷勤，盛情之状可掬，足以令自己乐而忘忧。这里用笔灵活，意态妩媚，本来作者自己喜欢这山中风光，见到花歌鸟舞、云水来去十分欢欣，可是偏翻转来说，从青山的角度来描写。下句顺势写作者对此佳山好水的逢迎，感到心旷神怡，并油然升起了驾驭它的豪情。词人说：做为一个酒圣诗豪，怎么能够没有“权势”呢？既然你这青山对我如此有情，我于是从今天开始要驾驭你了。在这里，作者以酒圣诗豪自居，以主宰山水自许，表现出他的豪迈。然而，作者以山水主人自命，也隐含着无所事事，一腔才情只落得驾驭山水的悲凉。结尾由前文的兴高采烈，转入托笑山灵的自嘲，嘲笑自己一事无成，白发归耕的失意。前文明快喜悦的调子，产生了一个出人意外的跌宕，暗示出作者受挫失意的心情。
全词即兴抒怀，指点山河，妙用比喻和拟人手法，造出一个雄奇妩媚兼容的意境，风格旷放而豪迈。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