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张仲谋端午送巧作》这首诗是北宋诗人黄庭坚的一首诗,在端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送别友人,或是还乡,或是感慨于时光的流逝,总是别样的日子别样的情啊。
整首诗运用了对仗,比喻的手法。表现了对友人离别时的劝慰,同时也对自己的一种安慰。
提起送别诗,不能不想起著名的阳关曲。阳关在今天甘肃敦煌西南一百三十里,是唐代出西域的门户,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这首动人的送别诗,写成后广泛流传,被谱成歌曲演唱,称作“渭城曲”;唱时还要把结尾一句反复重复三遍,所以又称“阳关三叠”。诗前两句承题写离家,写舟中回望之景。三、四句转到言情上,将无情之物说成有情,而把有情的人,偏说成是无情,就形成了更为曲折也更耐人寻思的情景关系,在艺术表现上是颇为新奇的。
诗前两句承题写离家。晚上,诗人出行,亲友们聚集江边相送,唱着离别的的阳关曲;诗人登上一叶小舟,顺流东下。诗组合了各种离别的意象,深沉地表达离别时的情感。“水东流”是写他乘舟出行,引出下句“一钓舟”,但因它紧接“阳关一曲”送别歌后,就暗示是以东流水表达深长的离情别绪。对句中的“旌阳”是指明离别场所,“灯火”是从水中看岸上,暗示船已离岸渐渐远去。“灯火旌阳一钓舟”,使人仿佛见到沉沉夜幕中,一只小船驶离了岸边,在众人的唏嘘中渐渐远去,渲染出浓重的伤感氛围。乘夜离乡别土,情景如此,人的思想又是如何呢?三、四句因而转到言情上。诗人在诗中一反常态,故作轻松语,说自己也不过是和平常一样,喝酒喝醉了,没有别离应有的伤悲,倒是满川的风月在替自己愁。这两句很别致,说自己不愁是假的,诗人离家次数多了,是不是“如今识尽愁滋味”,不想做出愁态来呢?“我自只如常日醉”,多多品味,不难发现其中含有许多苦涩味。末句的风月替自己愁,这愁就无限扩大,漫延到整个自然界,比写人的愁怨范围和深度增展许多;把多情的风月与浑然沉醉的自身作对比,更为曲折地反映了自己复杂的心理。
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诗话》对这首诗的后两句很不满意。他认为诗只有写“人有意而物无情”才是,像黄庭坚另一首《题阳关图》“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行人作许悲”这样写就很好;这首离别家乡的诗把人写成无情而物有情,就不合情理,“此复何理也”。王若虚所说的“人有意而物无情”,是大多数诗歌表现的手法,如岑参《山房春事》:“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韦庄《台城》:“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黄庭坚作诗,喜欢翻过一层,“化臭腐为神奇”;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说他“只知奇语之为诗”。因为他不肯作寻常语,所以在这首诗中,有意不把“满川风月”写成无情的东西来衬托自己的离情别愁,偏说自己无情而“满川风月替人愁”。如此措笔,加深了层次,把无情物说成有情,是把自己的感情移入物中;而自己“只如常日醉”貌以无情,实质上成为有意的掩饰,是情到深处反无情的表现,比直接说有情要深沉含蓄得多。这样的表现手法,前人也多次用过,如刘禹锡《杨柳枝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杜牧《赠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张泌《寄人》:“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只是前人总是说了人有情而次及景物亦有情,黄庭坚再作变化,说成人无情而物有情而已。
黄庭坚这首诗意新语工,但也有迹可寻。在此前欧阳修曾有首《别滁》诗云:“花光浓烂柳阴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黄诗也许参考过欧诗。
李煜另一首《望江南》(多少恨)用的是以反写正的艺术手法,以乐来反衬苦,笔意有曲婉之感。但这首《望江南》(多少泪)则不同,是直笔明写,正见正写,直抒胸臆,坦吐愁恨的艺术手法,因而有愈见沉痛之感。二词可同读,对作者的忧思愁恨则体会更深。
“多少泪”即“多少恨”之续写,“一晌贪欢”(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后,悲情更苦,离恨更深,作者再也无法自制,只能任凭“多少泪,断脸复横颐”了。眼泪纵横当不是抽泣哽咽,而是激情难收,也许有号啕之举,但是,泪可流,“心事”却不可说,一是满腔悔恨无法说,二是故国情怀不能说,自伤之情、囚居之苦,片言俱现,作者心中愁苦跃然纸上。不但“心事”不可说,连往日可以寄托情思的凤笙也不能吹起,这种痛苦和不自由是非常地残酷。古人悲思不可解,常有“欲将心思付瑶琴”(岳飞《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之想,而这情此景,作者却连这一点奢望都不敢有。况且,凤笙向来为欢歌之用,于此时吹奏,对李煜来讲,只是徒增感慨、更添思忆而已,所以一句“休向”,使作者的幽居无奈中又多添了几分不堪回首的痛苦。于是乎,“肠断更无疑”但是惟一的结局了。这首词正是李煜入宋后“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真实写照。
全词与“多少恨”同调,取笔不同但取意同。这首词直接写作者深沉痛苦,描摹细致,语言直朴,较“多少恨”有更直入人心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