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
词的上片,描绘友人仙人般的容貌和超尘脱俗之气质。“谁道东阳都瘦损,凝然点漆精神”,以历史人物喻之。词人以发问的口气,认为不宜一概而论历史人物。“谁道”二字,排除了独见。随即暗示着:沈东阳式的词人只因求官而累瘦了身体,而王东阳式的友道不为求官身体并不瘦损,并且“点漆”如画,黑白反衬,凝然有神,风姿绰绰,宛如“神仙中人”。词人既赞美了友道的风华正茂之容貌,又宣传了民族传统的审美观。须知真善美与假恶丑是在比较中而存在着。“琼林终自隔风尘,试看披鹤氅,仍是谪仙人”,进一步赞颂友道高洁超尘的风姿。这里连用三典。王戎之典,喻示友道“风尘外物”,“琼林”般的“神姿”;王恭之典,喻示友道“披鹤氅裘”,洁如鹤羽的“真神仙人”之气质;李白之典,喻示友道从仙界贬到人间,成为尘世不可企及的道人。尤其李白一典,用得精当。以典赞美友道之情,恰到好处。“风尘外物”,一尘不染,与世无争,是中国道人的美德,也是词人欲求又不可得的处世经文。或许这就是“谁道东阳都瘦损”而引起词人忧虑的真实缘由。
词的下片,警示友人保持真气,自爱自重,不要迷于美色。“省可清言挥玉鏖,直须保器全真”,全是魏晋士大夫关于老、庄守身思想的探讨。一派人是“清言”,并“挥玉麈”,自为清高荣光,风度翩翩,可谓“世界皆浊,唯我独清”;一派人是“省可清言”,“清言”伤“真”误事,可谓“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词人持后派之见,并以规劝道友休要清谈,不必“挥玉麈”,而要强健身体,保全真气,须知“真气”是道家思想之精髓。紧接着向友道提示:你是道人,“风流何似道家纯”。“风流”与“道家”水火不相容,“道在世外”。只因道家避世,超脱人生,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的原因。道人守道,保持真气,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风流”韵事比得上道家的纯真气节。“不应同蜀客,惟爱卓文君”,最后向道友发出警告。词人一方面怀着遗憾的口吻,惋惜家乡人司马相如因文君而亡身,另一方面以此为镜警告友道不要蹈司马之覆辙贪色而丧命。或许友道不是英雄,就是平民道徒也得要过好美人关。
全词,运用了众多的史典,托出了词人于己于友以道治身的美好思想,道出了貌美身健与高洁脱俗、不为仕途所困扰的哲理关系。构思新奇,结构独特,语言中充满了道学色彩。
折柳赠别的风俗始于汉人而盛于唐人。《三辅黄图》载,汉人送客至灞桥,往往折柳赠别。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箫声咽》“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即指此事。这首诗虽未指明地点,从诗意看,写的大概也是灞陵折柳赠别的事。
诗的开头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了这样的场景:初春,水边(可能指长安灞水之畔)的杨柳,低垂着像酒曲那样微黄的长条。一对离人将要在这里分手,行者驻马,伸手接过送者刚折下的柳条,说一声:“烦君折一枝!”此情此景,俨然是一幅“灞陵送别图”。
末两句“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就语气看,似乎是行者代手中的柳枝立言。在柳枝看来,此时此地,万物之中只有春风最相爱惜,虽是被折下,握在行人手中,春风还是殷勤地吹拂着,可谓深情款款。柳枝被折下来,离开了根本,犹如行人将别。所以行者借折柳自喻,而将送行者比作春风。这层意思正是“烦君折一枝”所表现的感情之情的深化和发展。诗人巧妙地以春风和柳枝的关系来比喻送者和行者的关系,生动贴切,新颖别致。
这首诗是从行者的角度来写,在行者眼里看来,春风吹柳似有“相惜”之意与“殷勤”之态,仿佛就是前来送行的友人。这是一种十分动情的联想和幻觉,行者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物象之中,本来是无情的东西,看去也变得有情了。这种化无情之物为有情之物的手法,常用于中国古典诗歌中,如唐元稹《第三岁日咏春风凭杨员外寄长安柳》云“三日春风已有情,拂人头面稍怜轻。”宋刘攽《新晴》诗曰:“惟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都是移情于物,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称为“物色带情”(《文镜秘府论·南·论文意》)。这不是一般的拟人化,不是使物的自然形态服从人的主观精神,成了人的象征,而是让人的主观感情移入物的自然形态,保持物的客观形象,达到物我同一的境地。
末两句之所以耐人寻味,主要是因为采用了巧妙的比喻和物色带情的艺术手法,这正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好事近》,又名《钓船笛》、《翠圆枝》。
嘉树清圆,绿暗红稀,已是暮春时节。花期已过,不必风吹,残花亦纷纷辞枝而去。且喜蝴蝶多情,未与春归,犹随熏风翩翩穿入池阁。
季节变更,大自然呈现的种种变化,触发了词人的愁情。金缕,即《金缕衣》,唐时人杜秋娘所作。其词云:“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是一首热爱生命,珍惜青春之歌。此处曰“休歌”,正见伤春惜时之情一如病酒,已不能堪,何能再听此曲?
何以忘忧?词人一反“人静帘垂”的传统处理模式,卷帘独看晚春风色,一任杨花柳絮,蒙蒙飞尽。
词虽是写暮春,但上下阕两次跌宕,不使坠入伤春的窠臼。故俞陛云评为“气静神怡,令人意远”(《唐五代两宋词选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