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杂记散文，短短不到二百字，通过一件生活小事，验证了渡船工说的“徐行尚开，速进则阖”的这个欲速则不达的道理。这种小中见大的手法是非常高明的。作者选择的事件表面看来似乎是不合逻辑的，但实际上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古人说：“欲速则不达。”凡事操之过急，后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这篇散文写法上的主要特点是中心突出，文字精炼。作者只记下从小港到蛟川南西这一段途中情况，在此之前与之后的事全部删削；这两里路途中又只记“小奚仆”一件事。末尾说明道理，也只概括为一句话。这样，就能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文章中心突出，文字精练，寓大道理于小事件当中，读后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篇文章就像白居易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浅切，但是用语却很准确，描写生动形象，极富诗一样的美感。文章的重点是描写那里不同于山下的季节气候和幽美的景色，发抒了自己的感慨。全文文笔简洁，格调清新，并将记叙、描写、抒情、议论熔于一炉，韵味隽永。
文章开始一段写去游大林寺所经过的地方，从“自”字开始，连用了“历”、“抵”、“憩”、“登”、“宿”等几个动词，既把所到地方交代得清清楚楚，又把沿途迤逦而行，走走停停的情状描写得非常简练传神，描绘了他们一行人在山间有说有笑、愉快行进的情景。
作者先以“穷远”、“人迹罕到”记叙了大林寺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接着记叙了大林寺周围有许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清澈的泉流，苍劲的怪石，青翠的短松，浓密的瘦竹，显得大林寺格外清幽。
接着又记叙了大林寺“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与平地聚落不同”的景物、节候。作者进入大林寺时是孟夏四月，正当大地春归，芳菲落尽之时，而这里却像早春二月，春意始盛，生机勃勃。梨花、桃花正盛开，周围长着毛茸茸的绿绿的短草，这里的景物、节候与山下完全不同。作者看到此景，感觉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于是即兴赋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抒发了大林寺胜景给他所带来的特殊感受。
进而写作者。周览屋壁”，观赏了萧存、魏弘简、李渤三人写下的文句。这里乍看似乎是写景，细读则知语尽而意未尽。作者见大林寺风景如此优美，而游者甚少，故而触景生情，感慨万千，用“嗟乎”二字，引出“名利之诱人也如此”一句，立见警动之感。因为，自李渤等三人在大林寺壁上题句以后，二十年来之所以“寂寥无继来者”，乃是由于世人看重的不是高尚的人生情趣，不是林泉之乐，而是追逐名利，趋炎附势。此刻，作者联想到自己因直上封章，受到诬陷、打击而遭贬谪，然而却得以游赏大林寺的奇景，所以在感叹世风的同时，内心深感欣慰，显现出美的心灵。
咏大林寺的绝句，第一、二句用对比的手法，由点及面，以斑见豹，借山寺桃花写深山的特有的景色；三、四句“常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在前两句基础上抒发情感，突破了惜时伤春的老框框，自然地流露出诗人的内心喜悦。前两句是实写山景，后两句用虚笔，进一步创造了耐人寻味的意境。
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豚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豚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豚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豚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
诗的开头描写所看到的景色：长江从万山丛中呼啸东下，锺山似蟠龙乘风西上。江山形胜，使诗人想起当初秦始皇曾在此地埋下金玉杂宝，以镇压金陵的“天子之气”，但徒劳无功，金陵依然“王气”旺盛，此时又成了新建立的朱明王朝的京城。 接着笔头一转，写诗人自己的心绪和感慨。诗人说自己本是为了排遣胸中的“郁塞”而在酒后登台眺江的。建国之初，气象更新，何来愁思？读完全诗，便不难明白，他是从历史的教训而生忧患。“荒烟落日”的远景使他引发“苍茫万古意”，石头城下的涛声使他想起了三国、六朝的旧事。当年南朝陈后主君臣曾以为“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渡？” 后来却成为北军的阶下囚。三国吴主孙皓迷信“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的谣传，带了王室及后宫数千人要去洛阳称帝，结果途遇大雪，士卒怨怒，只好返回。过了九年，晋军伐吴，吴在长江险要之处设置铁链，横锁江面，可是依旧挡不住进攻，孙皓只好出城投降。此时自三国东吴建都以来的六朝宫殿，都已杂草丛生，残败破落，那些妄想凭藉长江天险割据一方的“英雄”，只能让血流如潮，给百姓带来灾难，而一无所得。
最后四句又回到现实，诗人庆幸躬逢盛世，歌颂“圣人”朱元璋平定天下，与民休息，从此可以四海一家，不再因长江分割南北而起干戈。联系全诗主旨，这与其说是诗人对现实的歌颂，毋宁说是诗人对国家的期望。居安思危，新建起来的明朝会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呢？所以这四句声调是欢快的，但欢快中带有一丝沉郁的感情；心境是爽朗的，但爽朗中蒙上了一层历史的阴影。既豪放伟岸，又沉郁顿挫。
全诗气势豪放，音韵铿锵，舒卷自如，纵横随意。
这首赋细腻地描写了蝉的生活习性及其倍受其它天敌进攻的处境，赞颂了蝉正直清高、与世无争的品格。以此抒发自己忧谗畏讥、无力摆脱摧残的凄苦之情。全文描写形态逼真，惟妙惟肖，构思奇巧，语言丰赡，寓意深刻，堪称用一个悲哀的形象，抒写了一首英雄的悲歌。
此赋则详细地描绘了蝉的形象和品德，称赞蝉“实淡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这是一种君子的形象。作者指出除了这些黄雀、螳螂和蜘蛛之外，蝉最大的敌人就是“狡童”。狡童用长竿沾上粘胶，更是使蝉致命的原因。这种写法带着一种幽默感。作结论的乱辞将蝉比喻为品格高洁的伯夷和柳下惠，表示了对蝉的最高赞誉。
此赋描写蝉所处的环境是危机四伏而使它无法逃避，只有一死。树上有黄雀、螳螂，空中有蜘蛛，地下有草虫。处处是陷阱。逃入花园，又有狡童袭击即使没有这些，秋霜下降，终归枯槁而丧形。这种众害纷聚一身而无法逃脱死亡的悲哀，是曹植对人生彻底悲观的总结，只希望留名于后世了。这种蝉的命运也正是作者曹植生世的写照，表达了作者对于命运的深深不平和无限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