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诗中惯用梦境来表达难以实现的救国理想。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诗歌技法问题。梦境中君主可以亲征，现实中的当朝者却一味苟安，不思进取，无意恢复沦丧的大片国土。梦境中国家一统、社会和平，现实中却是广大沦陷区人民含泪忍死，愤恨不已。也许是现实太残酷，诗人只有以曲折隐幽之笔，借梦境来满足内心的那份渴望，正所谓“奇想结梦寐，快意泻肺腑” （清贾臻《读放翁诗》）。诗人随时随地想着报效国家，时刻都有一洗家国耻辱的雄心壮志。他看到一线希望，就会勃发出满腔热情；从他的作品中，读者可以深切体会到那份激情。诗人抓住典型场景进行刻画，大处落墨，小处著笔，在壮阔之美的同时又给人以细腻清新之感。这首诗是陆游诸多写梦境的诗中写得最为真切具体的一首。诗的结尾用细微的笔触描写生活中细节的变化，以此来反映政治态势的改变，堪称绝妙之笔，颇得后世称赏，同时也体现出作者体验、观察生活之细致。全诗音韵有高华跌宕之致，有圆转流畅之美，与诗人深沉的思想情感、自由的想像融为一体。这首诗艺术形式精致，内容感人至深，其艺术特点可以概括为“豪荡丰腴” （元方回《读张功父南湖集》）。
总的来看，这首记梦诗，通过“梦随大驾亲征”的一系列场景的描写，来抒发自己立功边塞“尽复汉唐故地”的爱国情怀，表现了诗人的满腔热望；另一方画，作者把这一现实理想的实现置于梦中，这也暗示了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理想的苦衷，其间含有讽谏之意。全诗在概括抒情的气氛之中，铺排挥洒，线索清晰，通贯着一种豪迈乐观的气势。此外，作为一首七言古诗，全诗十六句，四句一组，每组一转韵，并且平仄相间，使全诗显得抑扬顿挫，生动感人。
这是一首描写闺妇之思的词作，大概作于词人留居钱塘之时。
全词以“凤城春浅，寒压花梢颤”起句。“凤城”即南宋京城临安。“春浅”言初春，指出季节。“寒压花梢颤”，因时为初春，故残寒肆虐，花梢打颤，“压”字给人以寒气如磐的沉重之感，一方面渲染了当时的环境气氛，同时也暗示着人物怨恨的特有心境。这是情景交融，以景衬情。“有约”一句言因为刚入春天还冷的缘故，因此见不着燕子踪迹。此写燕，实用以寄托思妇的重重心事。说“有约”，是嘱燕传递天涯芳信，但燕却违约不来，故接用“十二绣帘空卷”一句，将闺妇思夫的烦恼无端发泄到燕子身上。“十二绣帘”，泛指帘幕。燕巢梁上，垂帘妨碍燕子活动，故须卷起。“空卷”一词，寓有思妇盼燕归来的急迫心情和对梁燕不来的惆怅与空虚，思妇在春寒中翘首期盼的痴怜之态跃然纸上，真切生动。
下片之结构，全由上片结句而来，正面抒写思妇的相思幽怨情怀。“去年共倚秋千”一句意即见秋千而触动旧欢，用“去年”，引出往昔情事，心中荡起一层幸福的涟漪。“今年独上阑干”一句，忽又跌入眼前“独上阑干”的寂寞凄清苦闷之情。“去年”“今日”，一欢一恨，形成鲜明对比。结句转入幽怨，埋怨所爱的人不能及时惜花，误了花期，相思之重，故埋怨之深。
全词所写虽然缠绵悱恻的闺怨之情，但艺术上有其鲜明的风格和特色。就结论而论，由物及人，由景及情，平正和谐，而缺乏变化，虽然不能反映起伏不定的感情，却正好适宜于表现幽怨与含蓄的情怀；就人物而论，没有涉及女性的体态服饰，写其轻嗔薄怒之态，人却隐而不露，走见词风的平正雅致。语言含蓄委婉，清丽可人。铭心刻骨的相思一诉诸文字，却成了“误了海棠时候，不成直待花残”。这里，没有直白的表达，也没有强烈指责，有的只是“十二绣帘空卷”的痴心与怅然，和平婉曲但含思凄迷哀婉，而思妇的情态及思绪的微澜，描画得生动传神。南海伍崇曜跋《日湖渔唱》，曾标举此词下片云：“清转华妙，宜玉田生秀冠江东，亦相推挹矣。”这“清转华妙”四字，道出了此词的艺术特色。
宋人的绝句，很喜欢用拟人化手法。诗人们想象自然及自然间的万物都像人一样具有感情，因而情不自禁地把自然当作人来看待，把自己的感情移入自然。这样写，把本来不具有生命的东西带上了人情味，觉得亲切，受到感动。方岳这首《春思》诗，采用的就是这种艺术手法。
用拟人化的笔调，通过对春天景物的描写，热情地赞美了富有生机的春风。诗格调清新，不用典实，通篇拟人，富于动感，体物入微，又很有韵致。
诗咏春思，不是说自己对春天引发的种种思维感情，如伤春、惜春等；而是描述春天本身具有的情感。在具体吟咏时，又选择了春的代表———春风来表现，吟咏的主题，则定点在一个“忙”字上。第一句是说春风为什么忙，诗人分析说是因为春风“多可”。多所许可，心甘情愿地想去满足各种不同对象的要求，春风当然要“太忙”了。
以下三句，具体写春风的忙碌。春天，诗人认为变化最大、得风气之先的是、最突出的莫过于红花、绿柳。于是诗写春风一直陪伴着花柳，全心全意地为花柳服务。这句是浑写，读者自然能够由此想象到，整个春天，花先抽叶，后结花蕊，然后绽开花苞，终于繁花怒放，一直到纷纷堕落；想到柳树从吐芽抽条，到万丝绿条随风乱舞，最终柳絮纷飞，绿阴浓密。这全过程，春风无所不在，一刻不停，这就是“太忙生”了。
谈花说柳，当然不是孤立地，而是以之概括了春风对整个自然界中的植物所起的作用。后面两句，便一句写春风如何照拂鸟雀昆虫，一句写春风如何安排气候。诗写春风吹走了寒冷，使大地解冻，让燕子能衔泥筑巢，孵育下一代；又吹开了花朵，让蜜蜂酿出甜甜的蜜糖。它应付自然界的各种需要，刚安排了一阵小雨滋润大地，转而又安排晴天。这样全方位地写，更加突出春风的疲于奔命，诗人对春的歌颂，也就通过诗细微地表达了出来。
春风本来是一个很蒙浑又很广泛的概念，方岳组织了各种意象，娓娓道来，体会精细，令人眼目一新。宋诗的纤巧与理趣，在这首诗中都得到了反映。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