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起首二句就幻化出一个仙女下山的浪漫飘渺的图像。神话传说中舜帝的两名妃子娥皇与女英正依傍了清风在飘飘降临。而九嶷山正是葬舜之处。这二行诗也自然让人想到《楚辞》里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二行诗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二位仙子又从青山白云之间乘风而下了,她们为何而来?为情而来,为美丽的霞姑而来。
接着的二句写仙女的音容面貌,其中也植入了杨开慧烈士,诗人早年的妻子的美丽身影,天上人间神人合一,难以区分。斑竹上凝结了万千晶亮的泪珠,而红霞片片是仙女的衣裙,也象征及比喻为杨开慧的英灵。如唐代刘禹锡《潇湘神》一诗的“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一样,诗人毛泽东也在诗中借“斑竹一枝千滴泪”寄托他对杨开慧的绵绵哀思。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的永恒的相思啊!诗人对年轻时的爱侣刻骨铭心的相思,正形象地通过斑竹露珠般的泪花渐渐浸透出来。但英烈的牺牲是美好的,是绚丽的,她已幻化为万千红霞飘荡在祖国万里河山之上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从中固然可以看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但它却也表现了毛泽东对家乡人民克服困难的殷般期待,以及毛泽东藐视困难欲战而胜之的坚强意志。古代湖南盛产木芙蓉,五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一般人认为这是毛泽东诗中“芙蓉国”的出典。但中有一首诗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我以为,娴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毛泽东不会不想到它。
因此,“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两句诗,既寄寓了他的怀乡念旧之情,也表达了他对于家乡乃至整个中国的明天的展望。如前所述,这首诗是对古典诗歌中友情诗传统的创造性发展。正是因为古人写友情时视野毕竟有限,格局有的比较狭窄,常常限于个人的天地之间,如明代邢昉的“胸前千斛泪如澜,为不逢君未可弹。何日尽情拼一哭,两人相对却成欢”(《寄吴见未》),如明代顾起元的“与君相见倍相亲,忽漫分携更怆神。此夜高歌在燕市,不知肝胆向何人”(《送顾考敷南还》)等等,均是如此。而毛泽东的《答友人》与它们比较起来,不仅可见新旧之别,古今之异,而且可见毛泽东作品境界之高远。
毛泽东这首诗,在艺术上是巨细映衬、点面相形的典范之作。意笔与工笔,概括和精巧,粗犷与细腻,是艺术形象造型的两种不同的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尤其如此。擅长于思想辩证法的毛泽东,同样讲究艺术的辩证法。毛泽东的诗词包括这首七律,其艺术的总体风貌是继承宋代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风格而作创造性的发展,诗的境界雄浑壮阔,往往神驰寰宇而目空今古。但是,从诗艺而言,一味豪壮,常常就会空无依傍,大而无当,等而下之的就会堕入凌厉叫嚣之途;一味工细,则容易流于琐屑平庸,天地狭窄,等而下之的就会流于晦涩苍白之境。只有大中取小、以小见大,才会大而不空,小而不仄,大小互补,相得益彰。因此,毛泽东既常以其如椽的健笔,挥洒出大的境界(大景),也注意以较为精细的笔墨点染出小的境界(小景)。唯其如此大小结合、巨细映衬,才能创造出豪气干云而情味绵邈的艺术整体。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