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首联出句即是借用,也是即景,对句使人物出场,一位在风雨飘摇中独立吴山之巅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以下两联,夹入议论,继续申述登高引起的感慨。第三联故作平淡之语,以与上联形成跌宕;尾联以景结情,语尽而思无穷。诗虽然是借用潘大临诗起句,但全首浑如生成,写景抒情,郁勃纡盘,神完气足。在句法上,又充分吸收江西诗派特点,出入变化,不拘一格。
江西派诗人潘大临,以“满城风雨近重阳”一句名闻遐迩。后世诗人诵邠老此句,辄为一章,不独韩淲一人。每至“秋雨秋风愁煞人”之际,甚至已去重阳数日,仍有用此句领起赋诗者,何况韩淲登临吴山之时,重阳在即,又恰遇风雨,诗意与眼前景相合,情自随景而生,一时心潮起伏,难以自已,于是借用邠老原句,唱出这气势充沛、神完气足的一曲,以抒发心中的万千感慨。
写律诗,出句难,对句更难。引别人的诗作出句,尤其又是引别人的名句,这就使对句难上加难。如果不相称,全诗就会黯然失色,显得气馁力衰。这里作者不愧为江西诗派在南宋的后劲,他不仅从字词的对称、押韵的协调等形式上用力,而且更注重意境的提炼,情感的升华,在邠老原句“满城风雨”的背景上,突出了抒情主人公形象。出句即是借用,也是即景;对句使人物出场,两句共同说明时间、地点、环境、人物,毫无摘引之痕迹,一位在风雨飘摇中独立吴山之巅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出句、对句一气呵成。
颔联由写景转为直抒胸臆。此诗作于宁宗庆元四年秋,时作者约四十岁。所谓“老眼昏花忘远近”,是叹息自己虽在中年,已有老态龙钟之感。古人四十叹老,本是常事,何况当此倍思亲朋的佳节,诗人却独在异乡,独上吴山,风雨如晦,目力不济,垂暮之悲难免涌上心头。但是老境可叹,远近可忘,壮心不可磨,理想不可抛。“壮心轩豁任行藏”,是说自己无论出仕还是休官,皆襟怀坦荡,壮志不息。这一句神采飞扬,意气轩昂,将上句略带伤感的气氛扫荡无遗,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博大胸怀,表现出积极有为的进取精神。
“从来野色供吟兴,是处秋光合断肠”两句亦景亦情。“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在大自然面前,诗人们从来都是毫不隐晦地抒发自己的感情,寄主观情感于“野色”的。眼下可供作者“吟兴”的“野色”很多,可他却略去了对“是处秋光”的具体描绘,这就给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这里的秋光为什么会令作者有肝肠寸断之感?是山脚下浩浩荡荡的江水使诗人联想到了自己一去不返的青春年华?还是那风雨中飘飘洒洒的黄叶令诗人联想到了自己飘零孤苦的身世?这里的心境似与“轩豁”的“壮心”在气氛上不吻合,实际上“壮心轩豁”是不可或忘的素志,而“断肠”之苦则是无可排遣的今愁。今愁正由素志的不能实现而引起,越是写志向远大,不能付诸实现时的愁苦就越大,如果不是因为心情愁苦,诗人是不必冒风雨“独上吴山”的。
尾联“今古骚人乃如许, 暮潮声卷入苍茫”以景结情,语尽而思无穷。此刻的诗人,面对“断肠”的秋光,联想到“今古骚人”的共同命运,情感似江水翻腾,如波涛激越。作者在抒情将尽未尽之时,突然用景物收住,留下一个兼有化外音的生动画面:暮色苍茫之中,江潮汹涌,奔腾向前。画面、声音给人以无穷的回味。诗人与“今古骚人”的共同感受究竟是什么?读者可以借助这个与作者当时思想感情相惬洽的画面自己去体会,去思索,这正是“文已尽而意无穷”之妙。
《小雅·北山》这首诗着重通过对劳役不均的怨刺,揭露了统治阶级上层的腐朽和下层的怨愤,是怨刺诗中突出的篇章。
诗的前三章陈述士的工作繁重、朝夕勤劳、四方奔波,发出“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的怨愤。“嘉我未老”三句典型地勾画了大夫役使下属的手腕,他又是赞扬,又是夸奖,活现了统治者驭下的嘴脸。
后三章广泛运用对比手法,十二句接连铺陈十二种现象,每两种现象是一个对比,通过六个对比,描写了大夫和士这两个对立的形象。大夫成天安闲舒适,在家里高枕无忧,饮酒享乐睡大觉,什么征发号召不闻不问,吃饱睡足闲磕牙,自己不干,谁干却去挑谁的错,说谁的闲话。士却被这样的大夫役使,他尽心竭力,奔走不息,辛苦劳累,忙忙碌碌,什么事都得去干,还成天提心吊胆,生怕出了差错,被上司治罪。这样两种对立的形象,用比较的方式对列出来,就使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在比较中得到鉴别,从而暴露了不合理的等级社会的不平等事实及其不合理性。在对比之后全诗戛然而止,没有评论,也没有抒发感慨。通过鲜明的对比,读者可以自然地得出结论,多让读者去体味涵咏,不必直写。所以,吴闿生《诗义会通》评论这是“妙笔”。
唐韩愈的著名长篇五言古诗《南山》,其中有两段,一段连用十九个以“或”字起句的句子,另一段连用三十个以“或”字起句的句子,都是两句一对比。很明显,韩愈借鉴了《小雅·北山》的这种手法。但是,韩愈的诗未免过于铺陈繁富,如沈德潜所批评:“然情不深而侈其辞,只是汉赋体段。”比较而言,韩愈诗不如《小雅·北山》情切而明晰。
第五章首句“或不知叫号”,现代学者多释为“呼叫号哭”,译释为“人间烦恼”(余冠英)、“悲号”(金启华)、“人叫号”(袁梅)、“放声大哭”和“民间疾苦”(程俊英)等等,多是说这位大夫听不到人民痛苦的怨诉或号哭。这样来译释,多少感到突兀、牵强,不很圆融。“叫号”一词,毛传解为:“叫呼号召。”孔疏解为:“叫号,连绵字……叫呼号召四字同义也。”傅恒等《诗义折中》解为:“耳不闻征发之声。”吴闿生《诗义会通》解为:“叫号,呼召也,不知上有征发呼召。”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解为:“不知道有号召。”这些解释比较接近原义。照这样解释,诗中这位悠然自适、贪杯耽乐的大夫,根本不闻不问朝廷的征发呼召,除了吃喝玩乐睡大觉,就是闲聊扯淡。这个形象是比较丰满的。《诗经》的注疏遗产很丰富,有些旧注并没有错,不必曲为新说。
这篇诗在封建社会起到了讽谏作用。等级森严、任人唯亲的宗法等级制度,必然造成如《小雅·北山》诗中所描写的上层的腐败和下层的怨愤,统治阶级这种内部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必将是内部的涣散、解体以至灭亡。所以,清高宗敕撰的《诗义折中》也强调说,劳逸不均就是“逸之无妨”和“劳而无功”,因此就会上层腐败,下层撂挑子,这是关系国家存亡之“大害”。诗中暴露的一些现象,在今天的现实中也是存在的。
文章通过作者与妻妾的对话,用浅显的比喻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指出历代帝王无不屠杀广大人民而掠夺其财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君权社会中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全文以日常生活起兴,多用比喻,以浅近渐至深奥,由平缓渐至激烈,亦有孟子辩论的遗风。
题作“室语”,示“小中见大”。一般政论文章都有“严正”标题以揭示论题或意旨,此文则作“室语”,意即在家里说的话,看似闲话家常,实为一篇具有精深政洽思想理论的大文字,足以令世人惊心“骇异”,正是寓大于小,小中见大,而又使人感到平易亲切,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作者的理论观点。
家人团坐,自“食鱼”入题。与一般政论不同,此文先由日常家庭生活入笔,有人物,有闲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由“食鱼”谈起,由近及远,逐步导入。唐子夜饮,家人团坐,一家四口,各有坐向,而夫妻相对,为下文对话作好铺垫。从“食鱼而甘”引出与妾的对话,谈鱼味何以鲜美,为后文伏脉。继而唐子由“饮酒乐甚”忽而“拊几而叹”,再由其妻问故,推出“吾欲有言,未尝以语人,恐人之骇异吾言也。今食是鱼而念及之,是以叹也”一段,先垫以“恐人骇异”,提示将有惊世骇俗之见,引读者注目,而又盘马弯弓,引而不发,以为下文蓄势。其妻“愿子试以语我”一句,便开启下文滔滔滚滚一泻千里之势。
三段推理,论帝王皆贼。唐子先以“大清有天下,仁矣”推挡一句以杜人口,以便下面畅所欲言。紧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果然石破天惊,令人“骇异”,一针见血,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字字闪耀着民主的光辉。旋以夫妻问答,作形式逻辑三段论法推理:大前提为“杀一人而取其布粟者为贼”,小前提为“凡帝王皆杀天下人而尽取其布粟”,结论是“所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继又举“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祖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所谓“善”者尚且如此杀人之多,遑论其他!作者紧接着又假设自己“事高帝”、“事光武帝”,那么当他们屠城之始即“必痛哭而去之矣”,表示出极端厌恶和决绝态度。“吾不忍为之臣也”,等于向“忍为之臣”的古今帮凶们也投去一枪。
文势遒劲,斥天子杀人。妻问“当大乱之时,岂能不杀一人而定天下”很有代表性,并将讨论推进一层,文章波澜迭起。唐子先区分“不得已而杀”的情况共两种,一为有罪者,一为临战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死于这两种情况以外:“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所过之处,滥杀无辜,简直是嗜杀成性!而这些“大将”、“偏将”、“卒伍”、“官吏”的大肆屠杀,都是为了“天子”一家一姓的政权,所以“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真是一刀见骨。此言无罪而杀。“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此言非战而杀。文章进而通过尖锐的对比,指出一方面是“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眦未干”,而一方面则“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因而怒斥:“彼诚何心而忍享之?”充分暴露历代帝王的狠心与残忍!这二小节文字连用排比,文势遒劲,解剖与批判,力透纸背,使历代帝王反人民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继之,作者又假设“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则将对历代帝王按“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的原则加以百倍的惩罚,因为“天子”本“天下之慈母”,而竟无故杀天下人,则其罪当然“重于匹夫”!这同样代表了人民的正义之声。
回扣“食鱼”,归尧舜本心。此处又以妻问“尧舜之为君何如者”推开一层。作者指“盘中余鱼”继续从“味甘”说起,生动地描述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按之椹上而割之,刳其腹,㓾其甲,其尾犹摇”,而煎烹以进则人不忍食,而人比于鱼又“不啻太山之于秋毫”,于是推出“杀一鱼而甘一鱼之味则不忍,杀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则忍之”,这是违反“人之本心”的,而“尧舜之道”恰在“不失其本心而已矣”。这里,作者根据孟子“性善论”的观点,企图讽谏最高统治者不要“失其本心”,表现了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殊不知历代帝王为其反动本性所决定,是决不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妇人孺子,皆闻论叹息。文章主旨论列完毕,作者不忘以一小段作首尾呼应:“妾,微者也;女安,童而无知者也。闻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释焉。”说明唐子之论达理而通情,深刻而感人,妇人孺子无不为之感动,而开篇所出四人皆有着落,从而完整地收结,真乃珠联璧合,浑然一体。
由文章可知作者精熟先秦诸子散文,尤受孟子和墨子影响,人性论、行仁政、民贵君轻等思想源于孟子,“非攻”见解则源于墨子。而逻辑推理,层层深入,善作比喻,自眼前浅近事物说明深刻道理,逐层追问,引人入彀以及排句气势等均与孟、墨之文有同样妙境。而此文理论的高度、批判的锋芒均超越前人。从家常谈话来阐明理论高见,以“食鱼”为题而由浅入深,家人四口均介入,论理与叙事描写相结合,使文章亲切有味,富于生活情趣,语言通俗平易,结构谨严,首尾呼应等,又自属唐子文章所特有。
这是一首诗中有画的写景诗,又是一首哲理诗,哲理蕴含在对庐山景色的描绘之中。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句说的是游人从远处、近处、高处、低处等不同角度观察庐山面貌是可以得到不同观感的。有时你看到到是起伏连绵的山岭,有时你看到的是高耸入云端的山峰。这两句概括而形象地写出了移步换形、千姿万态的庐山风景。
结尾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即景说理,谈游山的体会。之所以不能辨认庐山的真实面目,是因为身在庐山之中,视野为庐山的峰峦所局限,看到的只是庐山的一峰一岭一丘一壑,局部而已,这必然带有片面性。这两句奇思妙发,整个意境浑然托出,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回味经验、驰骋想象的空间。这不仅仅是游历山水才有这种理性认识。游山所见如此,观察世上事物也常如此。这两句诗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启迪人们认识为人处事的一个哲理——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摆脱主观成见。
一首小诗激起人们无限的回味和深思。所以,《题西林壁》不单单是诗人歌咏庐山的奇景伟观,同时也是苏轼以哲人的眼光从中得出的真理性的认识。由于这种认识是深刻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所以诗中除了有谷峰的奇秀形象给人以美感之外,又有深永的哲理启人心智。因此,这首小诗格外来得含蓄蕴藉,思致渺远,使人百读不厌。
苏轼的诗既是人生感悟,也是一种政治体验。苏轼自进入仕途后卷入了新旧之法的争议,他在政治倾向上更贴近保守派,反对王安石主导的新法。但他不偏激,主张汲取新法合理成分,主张讲究执行策略,反而又为旧党所不容。因此,苏轼笔下的庐山,也可以看成是扑朔迷离的政局,新旧两党立场不同,结论也不同。事实上,人们都置身局中,置身历史长河中,都不免陷入当局者迷的困境,应该更客观地思考问题,得出恰当结论。
如果说宋以前的诗歌传统是以言志、言情为特点的话,那么到了宋朝尤其是苏轼,则出现了以言理为特色的新诗风。这种诗风是宋人在唐诗之后另辟的一条蹊径,用苏轼的话来说,便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形成这类诗的特点是:语浅意深,因物寓理,寄至味于淡泊。《题西林壁》就是这样的一首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