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命题为“白云歌”,诗中紧紧抓住白云这一形象,展开情怀的抒发。白云向来是和隐者联系在一起的。南朝时,陶弘景隐于句曲山,齐高帝萧道成有诏问他“山中何所有?”他作诗答说:“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从此白云便与隐者结下不解之缘了。白云自由不羁,高举脱俗,洁白无瑕,是隐者品格的最好象征,李白这首诗直接从白云入手,不需费词,一下子便把人们带入清逸高洁的境界。
为了充分利用白云的形象和作用,这首送别诗不再从别的方面申叙离情,只择取刘十六自秦归隐于楚的行程落笔。从首句“楚山秦山皆白云”起,这朵白云便与他形影不离,随他渡湘水随他入楚山里,直到末句“白云堪卧君早归”,祝愿他高卧白云为止,可以说全诗从白云始,以白云终。读者似乎只看到一朵白云的飘浮,而隐者的高洁,隐逸行动的高尚,尽在不言之中。胡应麟说“诗贵清空”,又说“诗主风神”(《诗薮》),这首诗不直写隐者,也不咏物式地实描白云,而只把它当做隐逸的象征。因此,是隐者,亦是白云;是白云,亦是隐者,真正达到清空高妙,风神潇洒的境界。方弘静说:“《白云歌》无咏物句,自是天仙语,他人稍有拟象,即属凡辞。”是体会到了这一妙处的。
这首歌行运笔极为自然,而自然中又包含匠心。首句称地,不直言秦、楚,而称“楚山”、“秦山”,不仅与归山相应,气氛谐调,增强隐逸色调;而且古人以为云触山石而生,自然地引出了白云。择字之妙,一笔双关。当诗笔触及湘水时,随事生情,点染上“女萝衣”一句。屈原《九歌·山鬼》云:“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女萝衣”即代指山鬼。山鬼爱慕有善行好姿的人,“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汉代王逸注云:“所思,谓清洁之士若屈原者也。”这里借用这一故实,意谓湘水对洁身修德之人将以盛情相待,进一步渲染了隐逸地的可爱和归者之当归。而隐以屈原喻归者,又自在言外。末句一个“堪”字包含无限感慨。白云堪卧,也就是市朝不可居。有了这个“堪”字,“君早归”三字虽极平实,也含有无限坚定的意味了。表现得含蓄深厚,平淡中有锋芒。
此诗采用了歌体形式来表达倾泻奔放的感情是十分适宜的。句式上又多用顶真修辞手法,即下一句之首重复上一句之尾的词语,具有民歌复沓歌咏的风味,增加了音节的流美和情意的缠绵,使内容和艺术形式达到和谐的统一。
一般认为此诗作于屈原临死前,是诗人的绝命词。此诗历述作者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以及南行的心情,为自己遭遇的不幸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希望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全诗语句简短有力,颇有气促情迫之感,反映了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境,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
诗篇开首先刻画诗人南行时的心情,两句极度表述忧郁、哀伤心理的诗句,一下子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伤怀永哀兮”、“郁结纡轸兮”,——表明诗人在初夏时节步向南方时,悲愤的情绪已达到了难以自抑的地步。客观环境对此时人物的心绪起了极好的衬托作用——“眴兮杳杳,孔静幽默”,唯此“杳杳”“无所见”、“静默”“无所闻”,才更显出“岑僻之境,昏瞀之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如果诗人在临终前的心态仅仅只停留于这种悲哀的水准上,那么,无论诗篇本身还是诗人的形象,都难以令人产生共鸣和敬慕。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笔墨仅仅诉诸于个人遭遇的不幸与感伤上,而是始终同理想抱负的实现与否相联系,希冀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最后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唤起国民、国君精神上的觉醒,因而,诗篇在直抒胸臆之后,笔锋自然转到了对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的叙述。
随之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形象比喻:或富理性色彩——“刓方为圜”、“章画志墨”、“巧倕不斵”——以标明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或通俗生动——“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瑾握瑜兮”、“邑犬之群吠兮”——用大量生活中习见的例子作譬,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志向与追求;这些比喻集中到一点,都旨在表述作者的清白、忠诚却不能见容于时,由此激发起读者的同情、理解与感慨,从而充实了作品丰厚的内在蕴含力,使之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感情的铺垫,故而作者发抒临终前的慨叹便有了厚实的基础与前提,诗篇正文末段的“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人们读来也便更觉悲慨而泫然了。
最后部分的“乱辞”,可以说是诗人情感达到高潮的表露。在前面历述现状、原因、心情等以后,诗人至此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它是全诗内容的总结与概括,也是诗人心声的集中倾诉。毫无疑问,在诗人看来,悲哀是悲哀,理想是理想,决不能因为自己行将死去而悲痛至放弃毕生追求的理想,唯有以己身之一死而殉崇高理想,才是最完美、最圆满的结局,人虽会死去,而理想却永远不会消亡。故而诗人最后唱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此篇在语言上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似有别于《九章》其他篇(《橘颂》除外):全诗句子大都不长,显得简短有力,读上去颇有急促感。从首句“滔滔孟夏兮”到篇终“乱辞”,几乎大多是四言句(加“兮”字为五言),——这显然是诗人的精心设计。
作为临终前的绝命词,诗篇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诗人的实际心境,或换言之,正因为面临自我选择的死亡,才会有气促情迫之感,而运用短促句,正是这种真切心境的实剖,既反映了此时此刻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态,也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与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春暖花开的时节,杜甫本想寻伴同游赏花,未能寻到,只好独自在成都锦江江畔散步,每经历一处,写一处;写一处,又换一意;一连成诗七首,共成一个体系,同时每首诗又自成章法。
第一首写独步寻花的原因从恼花写起;第二首写行至江滨见繁花之多;第三首写某些人家的花,红白耀眼,应接不暇;第四首则写遥望少城之花,想象其花之盛与人之乐;第五首写黄师塔前之桃花;第六首写黄四娘家尽是花;第七首总结赏花、爱花、惜花。组诗前四首分别描写恼花、怕春、报春、怜花而流露出悲愁的情怀;后三首显示出赏花时的喜悦之情,蕴含春光难留之意。全诗脉络清楚,层次井然,是一幅独步寻花图,表现了杜甫对花的惜爱、在美好生活中的留连和对美好事物常在的希望。
这组诗,每首都紧扣着寻花题意来写,每首都有花。第一首起句的“江上被花恼不彻”和末首的“不是看花即欲死”遥相呼应,真如常山蛇,扣首则尾应,扣尾则首应,而其中各首都抓绘着赏花、看花,贯串到底。
第一首:“江上被花恼不彻”,花恼人,实际上是花惹人爱。花在江上,花影媚水,水光花色,更是可爱。“颠狂”两字把爱花的情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于是诗人觅伴赏花,“走觅南邻爱酒伴”。可知杜甫是找他的邻居一同赏花的。“经旬出饮独空床”,明写这位爱酒伴是出饮,但他该也是独自赏花去了。这“无处告诉只颠狂”写的是两个人的事——他们都到江畔独步寻花去了。也可能寻花的还有更多的人,谁都爱美。这七首绝句写寻花,贯穿了“颠狂”二字,这第一首诗是解题。
第二首:“稠花乱蕊畏江滨”,是承第一首“江上被花恼不彻”而来的。江上的花是纷繁的花和杂乱的蕊左右包围着江的两边,浣花溪一片花海。第一首头一句说“江上被花恼不彻”,而这首第二句则说“行步欹危实怕春”。王嗣奭在《杜臆》把颠狂的形态和心理都讲得比较透辟。花之醉人如此,接着写驱使诗酒,“未须料理白头人”。这是写花之魅力,花添诗情酒意,花使青春长在。这是寓有哲理,也合乎情理的。
第三首:“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这两句又是承二首句“稠花乱蕊畏江滨”而来,把大的范围缩到小的范围——两三家。范围缩小了,花却繁忙起来了。诗的起句是写静态,红花白花也平常。而加“多事”两字,顿觉热闹非常。“多事”又是从前面花恼人而生发来的,其奇妙处也是前后辉映。
末二句抒情,把春光拟人化。“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似乎有所妙悟,也似有所解脱,但其深情,仍该是爱花。
第四首:“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组诗又宕开一层,写洗花溪边的繁花缤纷,这是村居所见之花;作者这时又想象成都少城之花,“百花高楼更可怜”。这句和他后来写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两句前半截极相似,而后三字哀乐迥异。“更可怜”即多可爱的意思。
遥看少城之花,本是烟雾迷惘的烟花,但不曰烟花,而曰花满烟,真如《杜臆》所云“化腐为新”了。这样把城中之花再来陪衬江上、江滨村中人家之花,有远望近观之异,而乐事则相同。末二句以发问作结,“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实叹招饮无人,徒留想象,余韵无穷。
诗题为独步寻花,组诗的第五首则写到黄师塔前看花。“黄师塔前江水东”,写具体的地点。“春光懒困倚微风”则写自己的倦态,春暖人易懒倦,所以倚风小息。但这为的是更好地看花,看那“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这里叠用爱字,爱深红,爱浅红,爱这爱那,应接不暇,但又是紧跟着“开无主”三字来的。“开无主”就是自由自在地开,尽量地开,大开特开,所以下句承接起来更显出绚烂绮丽,诗也如锦似绣。
第六首写寻花到了黄四娘家。这首诗记叙在黄四娘家赏花时的场面和感触,描写草堂周围烂漫的春光,表达了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之情和适意之怀。春花之美、人与自然的亲切和谐,都跃然纸上。首句点明寻花的地点,是在“黄四娘家”的小路上。此句以人名入诗,生活情趣较浓,颇有民歌味。次句“千朵万朵”,是上句“满”字的具体化。“压枝低”,描绘繁花沉甸甸地把枝条都压弯了,景色宛如历历在目。“压”、“低”二字用得十分准确、生动。第三句写花枝上彩蝶蹁跹,因恋花而“留连”不去,暗示出花的芬芳鲜妍。花可爱,蝶的舞姿亦可爱,不免使漫步的人也“留连”起来。但他也许并未停步,而是继续前行,因为风光无限,美景尚多。“时时”,则不是偶尔一见,有这二字,就把春意闹的情趣渲染出来。正在赏心悦目之际,恰巧传来一串黄莺动听的歌声,将沉醉花丛的诗人唤醒。这就是末句的意境。“娇”字写出莺声轻软的特点。“自在”不仅是娇莺姿态的客观写照,也传出它给作者心理上的愉快轻松的感觉。诗在莺歌“恰恰”声中结束,饶有余韵。此诗写的是赏景,这类题材,盛唐绝句中屡见不鲜。但像此诗这样刻画十分细微,色彩异常秾丽的,则不多见。如“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常建《三日寻李九庄》),“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王昌龄《春宫曲》),这些景都显得“清丽”;而杜甫在“花满蹊”后,再加“千朵万朵”,更添蝶舞莺歌,景色就秾丽了。这种写法,可谓前无古人。其次,盛唐人很讲究诗句声调的和谐。他们的绝句往往能被诸管弦,因而很讲协律。杜甫的绝句不为歌唱而作,纯属诵诗,因而常常出现拗句。如此诗“千朵万朵压枝低”句,按律第二字当平而用仄。但这种“拗”决不是对音律的任意破坏,“千朵万朵”的复叠,便具有一种口语美。而“千朵”的“朵”与上句相同位置的“四”字,虽同属仄声,但彼此有上、去声之别,声调上仍具有变化。诗人也并非不重视诗歌的音乐美。这表现在三、四两句双声词、象声词与叠字的运用。
“留连”、“自在”均为双声词,如贯珠相联,音调宛转。“时时”、“恰恰”为叠字,即使上下两句形成对仗,使语意更强,更生动,更能表达诗人迷恋在花、蝶之中,忽又被莺声唤醒的刹那间的快意。这两句除却“舞”、“莺”二字,均为舌齿音,这一连串舌齿音的运用造成一种喁喁自语的语感,维妙维肖地状出看花人为美景陶醉、惊喜不已的感受。声音的效用极有助于心情的表达。
在句法上,盛唐诗句多天然浑成,杜甫则与之异趣。比如“对结”(后联骈偶)乃初唐绝句格调,盛唐绝句已少见,因为这种结尾很难做到神完气足。杜甫却因难见巧,如此诗后联既对仗工稳,又饶有余韵,用得恰到好处:在赏心悦目之际,听到莺歌“恰恰”,增添不少感染力。此外,这两句按习惯文法应作:戏蝶留连时时舞,娇莺自在恰恰啼。把“留连”、“自在”提到句首,既是出于音韵上的需要,同时又在语意上强调了它们,使含义更易体味出来,句法也显得新颖多变。
最后一首:“不是爱花即欲死”。痛快干脆,毫不藏伏。杜甫惯于一拚到底,常用狠语,如“语不惊人死不休”,即是如此。他又写道:“只恐花尽老相催。”怕的是花谢人老。下两句则是写景,写花枝之易落,花蕊的慢开,景中寓借花之深情,以对句出之,更是加倍写法,而又密不透风,情深语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