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重在写景，下片重在写人抒情。写景从西风残荷的画面写起，以韶光憔悴在加重，更见秋景不堪；写人从思妇怀人写起，梦回而感鸡塞征夫之遥远，倚栏而更见凄凉。
词的上片着重写景。
菡萏，荷花的别称。文字的语言是形象的，所以作者一上来就说：“菡萏香销翠叶残”。说“香”，点其“味”；说“翠”，重其“色”。此时味去叶枯确然使人惆怅。西风，秋风之谓也。绿波，写的是莹莹秋水。如果说上句是重在写秋色，那么这一句则重在写秋容。一个“愁”字，把秋风和秋水都拟人化了，于是，外在的景物也霎时同作家的内在感情溶为一体了，词作也因之而笼罩了一层浓重的萧瑟气氛。
三、四两句，由景生情，更进一步突出作家的主观感受。韶光，指春光。在这里，作家以其独特而深刻的感受告诉人们：在这秋色满天的时节，美好的春光连同荷花的清芬、荷叶的秀翠，还有观荷人的情趣一起憔悴了，在浓重的萧瑟气氛中又平添了一种悲凉凄清的气氛。“不堪看”三字，质朴而有力，明白而深沉，活脱脱地抒发了诗人的主观感情。“自古逢秋悲寂寥”（唐刘禹锡诗句）。李璟虽然位高为皇帝，但是生性懦弱，再加上当时内外矛盾重重，境遇相当危苦，此时此刻，触景伤情，从而产生无穷的痛苦和哀怨是十分自然的。
词的下片着重抒情。
首句，托梦境诉哀情。一梦醒来，雨声细细，梦境即便美好，但所梦之人毕竟远在边塞（鸡塞，鸡麓塞，在今陕西省。这里泛指边塞），可思可望而不可即。的确是“雨亦绵绵，思亦绵绵”。“小楼”句，以吹笙衬凄清。风雨高楼，玉笙整整吹奏了一曲（彻，遍，段。吹彻，吹完最后一段），因吹久而凝水，笙寒而声咽，映衬了作家的寂寞孤清。这两句亦远亦近，亦虚亦实，亦声亦情，而且对仗工巧，是千古传唱的名句。
最后两句，直抒胸臆。环境如此凄清，人事如此悲凉，不能不使人潸然泪下，满怀怨恨。“多少”，“何限”，数不清，说不尽。流不完的泪，诉不尽的恨；泪因恨洒，恨依泪倾。语虽平淡，但很能打动人心。结语“倚栏干”一句，写物写人更写情，脉脉深长，语已尽而意无穷。
这首词有些版本题名“秋思”，看来是切合的。李廷机评论过这首词是“字字佳，含秋思极妙”（《全唐五代词》四四一页）。确实，它布景生思，情景交融，其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荷花落尽，香气消散，荷叶凋残，西风从绿波之间吹起，使人愁绪满怀。美好的景致与观荷人的情趣一起憔悴了，哪里还忍心再看。
细雨绵绵，梦境中塞外风物缈远。吹到最后一曲，寒笙呜咽之声久久回荡在小楼中。想起故人旧事，含泪倚栏，怀抱无穷幽怨。
注释
菡萏：荷花的别称。
西风愁起：西风从绿波之间起来。以花叶凋零，故曰“愁起”。
鸡塞：亦作鸡禄山。这里泛指边塞。
彻：大曲中的最后一遍。“吹彻“意谓吹到最后一曲。
玉笙寒：玉笙以铜质簧片发声，遇冷则音声不畅，需要加热，叫暖笙。
此词上片重在写景，下片重在写人抒情。写景更西风残荷的画面写起，以韶光憔悴在加重，更见秋景不堪；写人更思妇怀人写起，梦回而感鸡塞征夫之遥远，倚栏而更见凄凉。
词的上片着重写景。
菡萏，荷花的别称。文字的语写是形象的，所以作者一上来就说：“菡萏香销翠叶残”。说“香”，点其“味”；说“翠”，重其“色”。此时味去叶枯确然使人惆怅。西风，秋风之谓也。绿波，写的是莹莹秋水。如果说上句是重在写秋色，那么而一句则重在写秋容。一个“愁”字，把秋风”秋水都拟人化了，于是，外在的景物也霎时同作家的内在感情溶为一体了，词作也因之而笼罩了一层浓重的萧瑟气氛。
三、四两句，由景生情，更进一步突出作家的主观感受。韶光，指春光。在而里，作家以其独特而深刻的感受告诉人们：在而秋色满天的时节，美好的春光连同荷花的清芬、荷叶的秀翠，还有观荷人的情趣一起憔悴了，在浓重的萧瑟气氛中又平添了一种悲凉凄清的气氛。“不堪看”三字，质朴而有力，明白而深沉，活脱脱地抒发了诗人的主观感情。“自古逢秋悲寂寥”（唐刘禹锡诗句）。李璟虽然位高为皇帝，但是生性懦弱，再加上当时内外矛盾重重，境遇相当危苦，此时此刻，触景伤情，更而产生无穷的痛苦”哀怨是十分自然的。
词的下片着重抒情。
首句，托梦境诉哀情。一梦醒来，雨声细细，梦境即便美好，但所梦之人毕竟远在边塞（鸡塞，鸡麓塞，在今陕西省。而里泛指边塞），可思可望而不可即。的确是“雨亦绵绵，思亦绵绵”。“小楼”句，以吹笙衬凄清。风雨高楼，玉笙整整吹奏了一曲（彻，遍，段。吹彻，吹完最后一段），因吹久而凝水，笙寒而声咽，映衬了作家的寂寞孤清。而两句亦远亦近，亦虚亦实，亦声亦情，而且对仗工巧，是千古传唱的名句。
最后两句，直抒胸臆。环境如此凄清，人事如此悲凉，不能不使人潸然泪下，满怀怨恨。“多少”，“何限”，数不清，说不尽。流不完的泪，诉不尽的恨；泪因恨洒，恨依泪倾。语虽平淡，但很能打动人心。结语“倚栏干”一句，写物写人更写情，脉脉深长，语已尽而意无穷。
而首词有些版本题名“秋思”，看来是切合的。李廷机评论过而首词是“字字佳，含秋思极妙”（《全唐五代词》四四一页）。确实，它布景生思，情景交融，其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论及史祖达在宋词中的地位，他上承周邦彦，又受到同时代的前辈词人姜白石的影响，应属周姜这一流派。周邦彦秦观乃至柳永词都描写过歌妓，表现了对她们的同情，史达祖这首词气格浑成，完全可以跟前辈词人并列而不逊色。
起三句写春晴时节柳花风中的来访。缥瓦晴檐，春满小巷。一个“摇”字刻画出烟光微照、缥瓦闪烁的景象。以望中的风急絮飞衬托，使明媚的春色融进了词人凄恻的情绪，勾起黯然销魂的别情。这三句词语浑融，情含景中。对此景色，急欲一见伊人之情，跃然纸上。及入妆楼，却不见伊人，但见“锦瑟横床”。“想”字直贯下文。词人从对方着笔，推想对方别后不理乐器，不出帷幕，因入骨相思，而思极成梦。
“倦出犀帷，频梦见、王孙骄马”，“倦”字，“频”字，巧妙地写出了分别以后，无法排解的相思之苦，不仅表现了伊人感情的执着，更写出她独居小楼的孑立。
“讳道相思”三句，进一步委婉曲折地刻画了这位多情女子的形象。连魂梦都萦绕在情人身上，在别人面前却讳莫如深地掩饰自己的感情，当她暗中整理旧著罗裙，突然发现腰围瘦损而惊呆了。这里有故作矜持的娇痴，有突然惊讶的动作，有难以掩盖的感情起伏，有由镇静到惊讶的跳动画面。这样的复杂心态动作变化，凝聚在短短的十二字里，神味极为隽永。
过片“惆怅南楼遥夜”三句，转入初次相遇的回忆，用对比手法深化了词人思念之情。“南楼”即词人此时所在的妆楼。“遥”字点明初见与此次相访相距时间之长。翠箔灯下，枕肩曼歌。昔日的乐器，就是此时横床的锦瑟和想象中常下的凤弦。这二句浓彩重抹，烘托出面对“锦瑟横床”时的悲痛心情。以“记”字唤起当时的甜蜜回忆来反衬此时感受的难忍之痛。这样的映衬，使初见和最后访问的两个画面构成了有机的整体。
下面递入遍访旧家门巷打探消息，与篇首暗中连接。浑灏流转，一气直下，转折处十分空灵。“又入铜驼，遍旧家门巷，首询声价。”洛阳有铜驼街，繁华游乐之地，这里借指京师临安。旧家，从前。这是词人重到临安，访问伊人情景的再现。与周邦彦《瑞龙吟》“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比较，更显出词人最后访问时的焦急与期待。这种写法又隐隐暗示出后来的追寻无果。果然得到的消息，却是伊人随闲花的凋谢而消逝了。“可惜东风”二句，分三叠写情：闲花无主，同情伊人的沦落；东风无情，惋惜环境的摧残；带恨离去，只能洒下相思的泪水。东风何能解人意，正是人愁自愁，而更恨东风之无情。既是曲笔，将沉痛感情，曲曲传出；又是大笔，既小结前文，又包扫前文，截住感情的波涛，使未了之情，暂时煞住。其情之痛之切令人回味不尽。一结，用元稹《崔徽歌序》里裴敬中与妓女崔徽相爱，崔徽临死留下肖像送给裴敬中的故事。这是词人感情的余波。伊人并未留下肖像，只好“记取”遗容，归后“暗写”，长期牵挂思念。这是崔徽典故的活用，笔法曲折变化，写出了极细微的感情，用此收束全词，既空灵，又沉厚。
冯煦《蒿庵论词》引毛先舒论词：“言欲层深，语欲浑成。”这首词正体现了这个特点。上片写最后访问时所见和联想中伊人对自己的不尽的相思，已经逆摄下片初次相见的倾心和对伊人突然离去的悼念。
为了抒相思之情略去了中间无限情事：只写初遇和最后访问，把两人往还中的缱绻深情略去了；只写死别的痛苦，把生前分离时的难堪略去了。给人以想象的极大空间。为了突出最后访问这一痛心场面，词人在下片以“又入铜驼”领起，钩连衔接，使上下片融为一体，用笔开阖动荡，这是章法上的层深。“讳道相思”三句层层深入传相思之神，“可惜东风”二句层层深入寄悼念之意，这是句法上的层深。情与景，人与物，初见和死别，当时的欢娱和此时的悲哀，死者的多情和生者的遗恨，浑然融为一体，此词气格之浑成，完全可以继承周邦彦。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