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为三部分,开头四句为第一部分,用樵者作对照,以见出自己养疴丘园的不同凡俗。中间十句为第二部分,写田南园的环境及徜徉其间的快适。最后六句为第三部分,写隐居中的情趣。这首诗景物描写很精致,层次感极强,有些动词用得恰到好处,见出了作者的情致。
诗开水就标明他归田的高情远致:“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是说他隐居在山野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别有追求。这是用了别人的话,臧荣绪《晋书》载何琦引胡孔明言:“隐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则同,所以在山则异。”都住在山间是相同的,而为什么住山、住山的用意则不相同。下面又说:“不同非一事,养疴丘园中。”意思是:不相同的不是一个方面,我现在是在山间田园里养病。说“养疴”是颐养情性的一种高雅说法,隐者在丘园中“养疴”自然不同于樵者的口腹之役。以上四句用樵者作对照,以见出自己养疴丘园的不同凡俗。
中间写田南园的环境及徜徉其间的快适。“中园屏氛杂,清旷招远风。”中园无氛杂,远风送爽,这本是客观存在的情况,这里用了“屏”“招”两个动词,说尘杂是他屏除的,远风是他招来的,真是挥之即去,招之即来,他就是江山风月之主了。“卜室倚北阜,启扉面南江。”他在北山之阳建造新居,一打开窗户就对着南江。背山面江,他选择的地方既清幽、又开阔,是个多么好的所在。“激涧代汲井,插槿当列墉。”引来溪涧里的水就可以灌溉,可以省却汲井之劳了,插上槿木围成篱笆,就可以当作围墙了。面前是南江,引水很方便,槿木极易成活,不高不矮,作篱笆当围墙再好不过了。这既写他对环境的整治,又见出生活的简朴、自在。以上四句所写也就是诗题所标示的情事。经过整治之后,这里的环境更优美了:“群木既罗户,众山亦当窗。靡迤趋下田,迢递瞰高蜂。”栽种的树木都长起来了,与众山交互映衬,打开门窗林秀山色扑面而来,“当窗”的“当”情态可味。诗人向下走去是广阔的田野,向上又望见高耸的山峰。上下周围,目接之处无往而不开怀惬意。这个环境有点类似陶渊明诗里描写的情形:“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饮酒》)。陶诗的描写是分散的,这里则很集中。
最后写隐居中的情趣。“寡欲不期劳,即事罕人功。”这两句说,修建田庄不想劳人动众,只是顺应自然、因势就便,如上面写的“卜室”、“激涧”、“插槿”就是。“唯开蒋生径,永怀求羊踪。”这两句是用典。蒋生指汉代隐士蒋诩,他在自己庄园里开辟了三条道路,只与志同道合的羊仲、求仲相往还。作者这样写是表示:他时时都在准备接待那些高人逸士,而杜绝了世俗之交。“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这两句意思是说:希望朋友们常来欢会,聆听你们的高论妙语。按作者在始宁时,隐士王弘之、孔淳之常来聚会,又有谢惠连、何长瑜、荀雍、羊璿之,常与作者作山泽之游,这些人就是诗中提到的求、羊之徒。作者隐居中的情趣可以用刘禹锡《陋室铭》中下面的句子来表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他在这片天地中暂时解除了官务的纷扰、得失之念的刺激,心情得以放松了。写到这里,读者就清楚了他在开头说的那几句话的实在含义了。
作者借诗褒扬绿珠坠楼的贞烈,其意在讽刺息夫人面对强权软弱,苟且偷生。不过,表面上是贬挞妇人,其实质却在批判与妇人相关的当权者。全诗不仅立论新颖,发人深省,而且出语含蓄,温柔敦厚而不失讽喻之旨,可谓咏史诗中的佳作。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细腰宫里桃花绽放一派艳丽清新,信念故国默默无语度过多少冬春。
这两句用诗歌形象概括了息夫人的故事。这里没有叙述,事件是通过描绘的语言和具体的意象表现的。“细腰宫”即楚宫,它是根据“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传说翻造的,也就间接指刺了楚王的荒淫。这比直言楚宫自多一层含意。息夫人的不幸遭遇,根源也正系于楚王的荒淫。这里,叙事隐含在造语之中。在这楚王的“细腰宫”内,桃花又开了。“桃新”意味着春来,挑起下文“几度春”三字:时光多么容易流逝,然而时光又是多么难捱啊。“桃生露井上”本属成言(《宋书·乐志》),而“露桃”却翻出新的意象,似暗喻“看花满眼泪”的桃花夫人的娇面。“无言”是本事中的主要情节,古语有“桃李无言”,这是另一层双关。“无言”加上“脉脉含情”,形象生动,表达出夫人的故国故君之思及失身的痛苦。而在无可告诉的深宫,只有“无言”的桃花作她的苦衷的见证了。两句中,桃花与桃花夫人,景与情,难解难分,水乳交融,意境优美,诗味隽永。
“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堕楼人!”小诗的后两句是说,说到底息国灭亡究竟是因为何事?可怜金谷园殉情的绿珠这坠楼人!
诗人似乎要对息夫人一掬同情之泪了。及至第三句突然转折,由脉脉含情的描述转为冷冷一问时,读者才知道那不过是欲抑先扬罢了。“至竟(到底)息亡缘底事?”这一问是对息夫人内心创伤的深刻揭示,这一点在息夫人对楚王问中原有所表现,却一向未被人注意。
末句从对面着墨,引出另一个女子来。那就是晋代豪富石崇家的乐妓绿珠。其事与息妫颇类,但绿珠对权势的反抗是那样刚烈,相形之下息夫人只见懦弱了。这里既无对绿珠的一字赞语,也无对息妫的一字贬词,只是深情一叹:“可怜金谷坠楼人!”然而褒贬俱在此中,令人觉得语意深远。此外,直接对一位古代软弱女子进行指斥也不免过苛之嫌,而诗人把指责转化为对于强者的颂美,不但使读者感情上容易接受,也使诗意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它意味着:软弱的受害者诚然可悯,还不及敢于以一死抗争者令人钦敬。
因此,此诗对人所熟知的息夫人故事重作评价,见解可谓新疑独到,同时又“不显露讥刺”,形象生动,饶有唱叹之音,富于含蓄的诗美。揆之吴乔的两条标准,故宜称为咏史绝句的范作。
纳兰的词,总是让人感觉缱绻幽情,该词自然也不例外。全词辞藻优雅,言浅意深,可谓是直抒胸臆的佳作。
一开篇,作者就描绘了这样一个场面,“黄昏又听城头角,病起心情恶”,黄昏时分,城头号角响起,词人身患疾病,心情异常低落。接着纳兰向我们交代了此时他正在做什么, “药炉初沸短檠青,无那残香半缕恼多情”。
那么,纳兰到底是因何而生病呢?他在下片给出了答案: “多情自古原多病。”患病之人一般都会自怜自伤,纳兰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是独自病在异乡,没有亲人的悉心照料,没有朋友的嘘寒问暖,所以他只能无奈地揽镜自照,结果看到的却是自己日渐消瘦的容貌。
词的结尾两句似乎很好理解, “一声弹指泪如丝,央及东风休遣玉人知”,病中的纳兰触景伤情,以至于轻轻弹一下手指,就伤心得泪下如丝,但是他又不想让想念之人知道自己患病的消息后徒增伤心,于是央求东风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这里的“弹指”指代别的是纳兰好友顾贞观的词集《弹指集》。那尾句中的“玉人”又如何解释呢?从通常意义上理解,它当然是指美丽洁白的女子。另外,它也会被用来指代风流俊美的才郎,由此看来,纳兰以玉人来称呼顾贞观,也就变得合情合理。
全词浅显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音乐感,充分体现了纳兰词“率直性灵”的风格。
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没有题目,作者不知所咏鸟儿的名字,其本意也不是咏鸟,诗中的政治讽刺意味虽然十分显豁,作者还是不愿直接点明,所以用“绝句”代题。
由陈入隋的诗人韦鼎写过一首《在长安听百舌》:“万里风烟异,一鸟忽相惊。那能对远客,还作故乡声。”也是由一鸟相惊而触动政治感慨,不过是通过埋怨鸟儿在异地仍作乡音而寄托深切的乡国之思。道潜则是慨叹无名之鸟难为善鸣者所容,借以对专权用事者予以讥刺。二诗都用正言反说之祛,韦诗责怪百舌实际是怜惜百舌不知风烟之异,道潜说黄鹂、百舌善鸣实是责其不容异鸟争呜,只不过一个说得曲折,一个用的是比兴。
此诗发端用叙事句法写鸟儿居于高岩而不为人所知,其品种十分珍奇。它飞入户庭时,与春风欵曲而语,又显得十分亲切诚挚。这句写鸟儿情态可爱,依依动人。接着叹息:户庭里得势的是百舌和黄鹏,你唱得再好又有谁听?这一问,表面上只是惋惜户庭已有善鸣之鸟,异鸟飞来未必能受赏识,其实意味深长。黄鹂、百舌都是常见的鸣禽,黄鹂即黄莺,百舌是伯劳的一种,一名反舌,能反复其舌,在春天随百鸟鸣叫,到夏天停止。这两种鸟因鸣声圆滑而常为人所畜养,它们把持歌坛,自不容珍奇的鸟儿前来争鸣。同时,古人认为,“反舌有声,佞人在侧”(《汲冢周书》),杜甫《百舌》诗曾借此鸟托讽说:“百舌来何处?重重只报春。……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直接以百舌的鸣叫来影射君侧有谗佞之人。联系道潜的身世背景来看,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
道潜与苏轼交好,绍圣(1094-1098)初期,苏轼被贬往惠州,道潜也因作诗讥刺时政而得罪,被勒令还俗,编管兖州。当时新法已经变质,执掌朝政的是章惇、曾布、蔡京等一伙人。这首诗将这一伙人比作鸣声圆滑、反复其舌的百舌、黄鹂,不光是嘲讽他们凭着伶俐圆滑、唱得好听而得势一时,而且还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的客观意义要比作者的寄意还要深广。无名鸟儿唱得再好也无人来听,又说明听众缺乏鉴别能力,既不识高低,又不辨清浊,只能欣赏百舌、黄鹂凡庸的曲调。它还联系到自古以来由于小人用事而致使人才受排挤、遭冷落的现象,以及由于世人鉴识力的低下而造成的曲高和寡、庸音喧扰的情况。所以,此诗虽然语浅意露,一目了然,却能在多方面发人深思。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