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一百五十七字，诗五韵，共两百零七字。诗序互相补充，叙述简畅秀洁。开始，介绍时间、地点、人物，中间，叙述为郎官湖命名的经过；最后以赞作结。
此诗首二句“张公多逸兴，共泛沔城隅”。说他有逸兴，是作者对朋友高度的肯定和赞美。这两句交代与朋友们游湖之事。“当时秋月好，不减武昌都。四座醉清光，为欢古来无。”先表现湖光山色不亚于武昌，再说明良辰美景，兴致颇好。“郎官爱此水，因号郎官湖。”说明为湖命名因由。据说沔州南湖自李白更名郎官湖后，声名大噪，直至明代前期，“官湖月夜”为著名的“汉阳十景”之一。“四流若未减，名与此山俱”是这首诗中比较令人心动的句子，表达了作者对湖名垂史的愿望。写湖也是写人，显示了诗人自信和豁达。
南湖是无名的小湖，地方不过一城之隅，没有雕砌的楼台，但有天生的水月。而此时此刻，凉秋午后，月光如练，水天一色。天月水月，与人相随，光彻明媚，可入怀抱。故人重逢，酒不醉人人自醉，不知今夕何夕。诗人不禁觉得这里的月色极其美妙，兴味无穷：”四座醉清光，为欢古来无“。虽在流放途中，兴致亦未稍减。
可是，南湖年年秋月，多少贤豪身历佳景，只因湖小而无名，无所称道。而第一个爱上南湖的，是尚书郎张谓，此便超越了古人。此湖，就应叫”郎官湖“。无名即有名，而首先引为知言的，是文士辅翼、岑静，两个无名无位的小人物，正说明论是确论，笔是妙笔。
全诗”文小指大“，赞颂的不移的友情，标举了自然的奇美，也是一曲无名者之歌。
这是一首送别诗。诗在有情无情之间，着笔淡永，但也并不是敷衍应酬。
诗一开头，就以景衬情，渲染了离别的气氛：“八月寒苇花，秋江浪头白。”八月秋意凉，岸边的苇花是白色的，江中的浪头也是白色的，再加上秋风瑟瑟，于是，浪花借助风力打湿苇花，苇花则随风而扑向浪花，两者似乎浑然一“白”了。这“白”，不是严冬霜雪之白，也不是三春柳絮梨花之白，而是凉秋八月之白，既不绚烂，也不凛烈，而是素净萧疏。此诗将芦花与秋江浪花联想在一起，让人感受到一片雪白的情境之中，纯洁的友情之爱白浪滔天——那种“芦花一白万顷雪”的情景之美，也就构成了雪花一样翻腾的江水了。其时，北风吹动船桅上的“五两”，似乎在催赶着离客。“浔阳客”，表明了船的去处。浔阳，在镇江的西南方，北风恰是顺风。看来，船就要趁好风而开动了。那么，“谁是浔阳客？”当然是刘昱，这一点，诗人明白，读者也明白。然而诗却故意用设问句式，使文气突起波澜，增强了韵味。八月风高，苇寒浪白，谁也不会愿意风行水宿。眼前刘昱偏偏要冒风波而远去浔阳，因而“谁是”一问，言外之意，还是希望刘昱且住为佳。诗心至此而更曲，诗味至此而更永。
可是刘昱究竟是留不住的。北风吹着五两，何况雨止潮生，又具备了扬帆启碇的条件。“鸬鹚山头微雨晴，扬州郭里暮潮生”，这两句并不是泛泛写景，而是既暗示离客之将行，又补点出启行的地点（鸬鹚山当在镇江一带，其地已不可考）。而诗由此也已从前面的入声十一陌韵而转用八庚韵，给人以清新之感，与这两句所表现的秀丽景色是十分和谐的。于是，刘昱在这风高潮涨雨霁天晴之时走了。诗人伫立凝望着远去的客船，不禁想道：今宵客船会在哪里夜泊呢？“行人夜宿金陵渚，试听沙边有雁声。”一般送客诗，往往易落入送别时依依不舍，分别后惆怅独归这一窠臼，而李颀却把丰富的想象力运用到行客身上，代行人设想。身在此，而心随友人远去。后来北宋柳永《雨霖铃》词中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用的也是这种手法。诗人推想刘昱今夜大概可以停泊金陵江边了，那时，耳边会传来一阵阵凄凉的雁叫声。苇中有雁，这是常见的，因而诗人由镇江江边的芦苇，很容易联想到雁。但仅仅这样理解还不够。雁是合群性的禽鸟，夜宿苇中也是群栖的，群栖时一般不发声，如果发出鸣声，那一定是失群了。刘昱单身往浔阳，无异于孤雁离群，那么夜泊闻雁，一定会联想到镇江的那些朋友，甚或深悔此行。“试”字，即暗含比意。反过来，留着的人都思念刘昱，这就不必说了。末句既以“雁”字呼应芦苇，又从雁声发生联想，委婉蕴藉，毫无显豁呈露之气，别有一番情味，开后来神韵之风。
此诗虽然是一首古体诗，但在古拗中时有律句，在散漫中夹带对偶，丰富多姿。如第一段头两句都是拗句，而第三句用律句；第二段四句七言诗，除第一句是连下五个平声字的拗句外，其余三句都是格律严整的律句，与七律仄起式的第二、三、四句平仄格律全同，在声律上兼有铿锵顿挫的音乐感、柔和婉谐的美感。再如“鸬鹚山头微雨晴，扬州郭里暮潮生”两句，在前后一片散漫之中，突然插入工整的对偶句，正所谓“于局势散漫中求整饬”（《说诗晬语》），错落有致，别具一格。在声韵与情境的配合方面，第一段用节拍急促的五言诗，配以短促的入声韵，抒写临别时激烈的情怀；第二段，情境由激烈转为舒展，声韵也随之转换，变五言为七言，化急节为慢声，配上悠扬的平声韵，更显情深意切。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生查子》，原是唐代教坊曲名。这首词的写作背景与作者的《惜分飞·富阳僧舍作别语赠妓琼芳》一样，皆是他辞官后，行于富阳途中所作。
词的上片，首句写词人在暮春傍晚时分，独自离开富阳县的山城，行至富春江畔。富阳县位于杭州府西南，富春江的下游。词人眺望江面，雾霭茫茫，斜晖脉脉，在这黯然萧索的氛围中，强烈的怅意和思念占据了词人的心。“人不共潮来，香亦临风散”，就是词人所惆怅所思念的事情了。词人深感遗恨的是，钱塘潮水不能将心爱的人带到身边，而那女子为自己祈祝燃香，香烟则随风飘散了。人既不能来，香也闻不到，祈愿是枉然，寄信更不通，这令词人深感痛苦。
词的下片，表面是写景，实际是借景物写人。“花谢小妆残，莺困清歌断”两句写所思之人的花容憔悴、困慵无绪，再也无心抚弦歌唱了，这是词人睹物思人，从而产生的设想；而尾句“行雨梦魂消，飞絮心情乱”则是词人此地此时的实感。深夜春雨淅沥，点滴至明，令人无法安睡，更增添词人羁旅的烦闷；“飞絮”一句，写天明登程，路上独行，风中柳絮，飘来飘去，又勾起词人由于仕途失意，怀才不遇，瞻望前途渺茫，漂泊无定的惆怅心绪。
作者思人之痛苦，念己之悲凉，瞻前则渺渺，顾后亦茫茫，这百感交集、愁肠百结的难言之隐，用一个“乱”字作结，则通篇的睛目即现。心乱如麻，难以梳理；心乱如潮，无法平静，在词人的眼里，大自然的春天、花鸟、山水、风雨、柳絮等等毫无美感，只平添迷离惝恍、凄恻悲凉，恼人烦乱。这首词在写作上的高妙就在于，通篇无一句不愁，而无一句有“愁”字。用景物喻人物，做到物我双会，情景交融的艺术表现力。
这首诗首句写黄州的环境，次句写黄州的地理位置，是个人抒情。三、四句写决定终老黄州，三句言终老的物质准备，四句言朝廷官制上的更革，为自己的终老创造了政治条件。五、六句承“终老计”，谓对终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末二句继续表达上二句没有表达完的意思：作者希望每年的正月二十日，梅花再度开放。这里说的梅花再开，也隐隐约约地包含了希望朝廷起用的意思。全诗以温雅含蓄的笔调写政治失意之悲，愈觉感情沉厚。
苏轼初到黄州，住定惠院，后迁临皋亭，后又筑雪堂，家住临皋。首联的“淮南尽处村”，即指他在黄州的住处。“乱山环合”、“水侵门”、“淮南尽处”， 写出了苏轼住处的环境特点：乱山环抱，江水侵门，荒远偏僻。
苏轼在临皋亭筑南堂住家，又写下了《南堂》五首，其中《南堂》之四：“山家为割千 房蜜，稚子新哇五亩蔬。”颔联中的“五亩“可能指临皋的“五亩蔬”。说自己在南堂住家， 有田里的五亩蔬，可以逐渐为终老作打算了。为什么想在黄州终老呢？因为朝廷已经不用他 了。“九重新扫旧巢痕”，暗指当时王安石革新官制，苏轼曾任职过的史馆被撤除。陆游在《施 司谏注东坡诗序》中解释这一句说：“昔祖宗以三馆（按：弘文、集贤、史馆三馆，负责藏 书、校书、修史等事）养士，储将相才。及元丰官制行（按：王安石改革官制），罢三馆。 而东坡盖尝直史馆，然自谪为散官，削去史馆之职久矣，至是史馆亦废，故云‘新扫旧巢痕”’。
三联承“终老计”说，“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苏轼说要终老黄州，不只是跟江边的沙鸥混熟了，还觉得来的次数多了，他钓鱼所坐之石也觉变暖了。这首诗说与鸥鸟已熟，钓石已温，含有甘心退隐，忘掉其他想法的意思。
他虽说要终老黄州，但还忘不了朝廷，所以又说：“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长久与东风约定，到了正月里，梅花的香魂先返回去，梅花再一度开放。即他希望自己能再回朝廷，宋神宗能再用他。唐末诗人韩偓有《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援》一诗，韩偓认为虽被排挤到湖南，但想着唐昭宗了解他，还能再起。梅花的花朵通体像玉，湖南梅花一冬两次开，第二次开好比魂的返回，意即希望他能再回朝廷。苏轼诗的末句即化用韩偓诗意，浑然无迹。王文诰注：“公《历陈仕迹状》云：‘先帝复对左右，哀怜奖激，意欲复用，而左右固争，以为不可。臣虽在远，亦具闻之。’此段语意适当其时，正此句之本意所谓‘暗香先返’者也。”神宗有起用他的意思，故称“与东风约今日”。诗题“复出东门”有寻春的意思，即希望梅花再开，他能再起用。
这首诗情意温厚，用思雅正。陈衍《宋诗精华录》认为这首诗有《诗经·国风·邶风·旄丘》之意，《旄丘》有云：“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小序》说；“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侯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贵于卫也。”责怪卫侯为何这么久不来救黎侯。可是苏轼的诗只说自己习惯于这种隐居生活，没有一点责怪的意味，显得更其温柔敦厚。又说“渐成终老计”，如同这是他自己的打算，不说被朝臣排挤陷害，只说“九重新扫旧巢痕”，朝廷有新的作为，也很含蓄。他希望能够归朝奉职，这种希望在诗题里只说“复出东门”，含有寻春的意思，这个春天，即“暗香先返玉梅魂”，指梅花在正月里落后再开，比喻他在罢斥后能再回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