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怀古抒情,写自己消磨壮心殆尽,转而以旷达之心关注历史和人生。上阙以描写赤壁矶风起浪涌的自然风景为主,意境开阔博大,感慨隐约深沉。起笔凌云健举,包举有力。将浩荡江流与千古人事并收笔下。
千古风流人物既被大浪淘尽,则一己之微岂不可悲?然而苏轼却另有心得:既然千古风流人物也难免如此,那么一己之荣辱穷达复何足悲叹!人类既如此殊途而同归,则汲汲于一时功名,不免过于迂腐了。接下两句切入怀古主题,专说三国赤壁之事。“人道是“三字下得极有分寸。赤壁之战的故地,争议很大。一说在今湖北蒲圻县境内,已改为赤壁市。但今湖北省内有四处地名同称赤壁者,另三处在黄冈、武昌、汉阳附近。苏轼所游是黄冈赤壁,他似乎也不敢肯定,所以用“人道是“三字引出以下议论。
“乱石”以下五句是写江水腾涌的壮观景象。其中“穿“、“拍“、“卷“等动词用得形象生动。“江山如画“是写景的总括之句。“一时多少豪杰“则又由景物过渡到人事。
苏轼重点要写的是“三国人郎“,故下阕便全从人郎引发。换头五句写赤壁战争。与人瑜的谈笑论战相似,作者描写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也是举重若轻,闲笔纷出。从起句的“千古风流人物“到”一时多少豪杰“再到“遥想公瑾当年“,视线不断收束,最后聚焦定格在人瑜身上。然而写人瑜却不写其大智大勇,只写其儒雅风流的气度。
不留意的人容易把“羽扇纶巾“看作是诸葛亮的代称,因为诸葛亮的装束素以羽扇纶巾著名。但在三国之时,这是儒将通常的装束。宋人也多以“羽扇”代指人瑜,如戴复古《赤壁》诗云:“千载人公瑾,如其在目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
苏轼在这里极言人瑜之儒雅淡定,但感情是复杂的。“故国“两句便由人郎转到自己。人瑜破曹之时年方三十四岁,而苏轼写作此词时年已四十七岁。孔子曾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苏轼从人瑜的年轻有为,联想到自己坎坷不遇,故有“多情应笑我“之句,语似轻淡,意却沉郁。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不是一介悲悲戚戚的寒儒,而是参破世间宠辱的智者。所以他在察觉到自己的悲哀后,不是像南唐李煜那样的沉溺苦海,自伤心志,而是把人瑜和自己都放在整个江山历史之中进行观照。在苏轼看来,当年潇洒从容、声名盖世的人瑜现今又如何呢?不是也被大浪淘尽了吗。这样一比,苏轼便从悲哀中超脱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所以苏轼在与人瑜作了一番比较后,虽然也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功业无法与人瑜媲美,但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和普遍命运,双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有了这样深沉的思索,遂引出结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慨。正如他在《西江月》词中所说的那样:“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壮歌。既然人间世事恍如一梦,何妨将尊酒洒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之中,脱却苦闷,从有限中玩味无限,让精神获得自由。其同期所作的《赤壁赋》于此说得更为清晰明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也。”这种超然远想的文字,宛然是《庄子?齐物论》思想的翻版。但庄子以此回避现实,苏轼则以此超越现实。
黄州数年是苏轼思想发生转折的时期,也是他不断走向成熟和睿智的时期,他以此保全自己的岸然人格,也以此养护自己淳至的精神。这首《念奴娇》词及其作于同一时期的数篇诗文,都为我们透示了其中的端倪。
此词自问世后,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誉之者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其“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贬之者如俞文豹《吹剑续录》所云:“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幕士的言论表面上是从演唱风格上区分了柳、苏二家词风的不同,但暗含有对苏词悖离传统词风的揶揄。清代更有人认为此词“平仄句调都不合格“(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朱彝尊《词综》并详加辩证,亦可谓吹毛求疵者。
《念奴娇》是苏轼贬官黄州后的作品。苏轼21岁中进士,30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过着书房生活,仕途坎坷,随着北宋政治风浪,几上几下。43岁(元丰二年)时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个闲职,他在旧城营地辟畦耕种,游历访古,政治上失意,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但由于他豁达的胸怀,在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风云人物的激发下,借景抒情,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此词为其代表。
《念奴娇》词分上下两阙。上阙咏赤壁,下阙怀人瑜,并怀古伤己,以自身感慨作结。作者吊古伤怀,想古代豪杰,借古传颂之英雄业绩,思自己历遭之挫折。不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词作抒发了他内心忧愤的情怀。
上阙咏赤壁,着重写景,为描写人物作烘托。前三句不仅写出了大江的气势,而且把千古英雄人物都概括进来,表达了对英雄的向往之情。假借“人道是”以引出所咏的人物。“乱”“穿”“惊”“拍”“卷”等词语的运用,精妙独到地勾画了古战场的险要形势,写出了它的雄奇壮丽景象,从而为下片所追怀的赤壁大战中的英雄人物渲染了环境气氛。
下阙着重写人,借对人瑜的仰慕,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感慨。写“小乔”在于烘托人瑜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突出人物的风姿,中间描写人瑜的战功意在反衬自己的年老无为。“多情”后几句虽表达了伤感之情,但这种感情其实正是词人不甘沉沦,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表现,仍不失英雄豪迈本色。
用豪壮的情调书写胸中块垒。
诗人是个旷达之人,尽管政治上失意,却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这首词就是他这种复杂心情的集中反映,词中虽然书写失意,然而格调是豪壮的,跟失意文人的同主题作品显然不同。词作中的豪壮情调首先表现在对赤壁景物的描写上。长江的非凡气象,古战场的险要形势都给人以豪壮之感。人瑜的英姿与功业无不让人艳羡。
此诗写梦,梦境恍惚朦胧,扑朔迷离,充满神秘感,主题不易捉摸,诗人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曲折而复杂的情怀,似是暗寓诗人既想超凡出世又十分留恋人间的思想矛盾。全诗一句一截,各自独立,描绘了秋夜、春宵、棋罢、酒阑四个不同的意境,如同四幅单轴画,但又是浑然天成;同时对仗工巧,前后两联字字相对,天衣无缝。
首句写静夜景色。从“凉”“月”等字中可知时间大约是在秋天。一轮明月把远近山头照得如同白昼,作者在夜凉如水、万籁俱寂中吹笛,周围的环境显得格外恬静。“千山月”三字,已经空阔,给人一种玲珑剔透之感。
次句刻画的却是另一种境界。“路暗”,说明时间也是在夜晚,下面又说“百种花”,则此时的节令换成了百花争妍的春天。这里又是路暗,又是花繁,把春夜的景色写得如此扑朔迷离,正合梦中作诗的情景。此二句意境朦胧,语言隽永,对下二句起了烘托作用。
第三句借一个传说故事喻世事变迁。梁代任昉在《述异记》中说:晋时王质入山采樵,见二童子对弈,就置斧旁观。童子给王质一个像枣核似的东西,他含在嘴里,就不觉得饥饿。等一盘棋结束,童子催他回去,王质一看,自己的斧柄也已经朽烂。回家后,亲故都已去世,早已换了人间。这句反映了作者超脱人世之想。
末句写酒兴意阑,思家之念油然而生,表明诗人虽想超脱,毕竟不能忘情于人世,与苏轼《水调歌头》所说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意境相似。
四句诗虽是写四个不同的意境,但合起来又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暗寓诗人既想超脱时空而又留恋人间的矛盾思想。
“诗言志”,全诗至结尾,寓意就逐渐明朗了。诗人的抑郁恍惚,与他当时政治上的不得志有关。作此诗时欧阳修还在颍州,尚未被朝廷重用。所以这四句是在抒发心中的感慨,它的妙处是没有把这种感慨直接说出。这种意在言外的手法,要仔细体察才能明其究竟。
此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仗工巧,天衣无缝,前后两联字字相对。这是受了杜甫《绝句》诗的影响。
此曲以嬉笑怒骂的手法,通过一个熟悉刘邦底细的乡民的口吻,把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之举,写出一场滑稽可笑的闹剧,以辛辣的语言,剥露了刘邦微贱时期的丑恶行径,从而揭露了刘邦的无赖出身,剥下封建帝王的神圣面具,还其欺压百姓的真面目。全曲情节鲜明,形象生动,角度独特,风格朴野,诙谐泼辣,对比手法的运用,揭示本质,具有强烈的喜剧性与讽刺性,语言生动活泼,具有口语化特点,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具有漫画与野史的风格。
全曲八段。首段写乡中接驾的准备,众人忙碌而“我”独不解,一开头便为全篇定下诙谐,嘲讽的基调。
《耍孩儿》《五煞》《四煞》三首曲子铺陈车驾的排场,本应是庄严高贵的场面在老百姓看来都怪里怪气,莫名其妙,这实际上讽刺了皇家气派和帝王尊严。《三煞》《二煞》《一煞》是数落汉高祖当年的寒酸和劣迹,一下子就揭穿了隐藏在黄袍之后的真面目,而他还在人前装腔做势、目中无人,两厢对比, 更觉可笑。
《尾》曲是全篇的高潮,“刘三”是作者根据史书杜撰的刘邦的小名,乡民呼出,形神酷似,妙就妙在它粉碎了“真命天子”的神话,所谓帝王之尊在辛辣的嘲笑声中荡然无存。这套散曲把不可一世的汉高祖作为嬉笑怒骂的对象,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表现出对皇权至上的强烈不满和对封建秩序的无比蔑视。刘邦是一个很爱虚荣的人,《史记》上说他看到秦始皇出巡时的气派羡慕不已,认为大丈夫应当如此。作者没有被史书中所记载的高祖还乡时嘉惠百姓的“浩荡皇恩”所迷惑,而是注重于史书中描写刘邦爱慕虚荣以及欠王媪酒钱不还、诳称贺钱万贯得以见到贵客等无赖行径的材料,通过艺术加工,无情地揭穿了封建帝王的丑恶嘴脸。当然,作者批判的锋芒不仅仅是指向汉高祖一人,而是指向所有欺压百姓却要装模作样的封建统治者及其爪牙,更是指向残酷地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元代统治者。散曲中借乡民之口说刘邦“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流露出轻视劳动的意识,当然是不可取的。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一是情节完整。
全曲有背景、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情节中有铺垫、有发展、有高潮,堪称一部情节完整、充满夸张和幽默的讽刺喜剧。几支曲子组成的套曲,能起到一出讽刺喜剧的作用,显示出作者的艺术功力。这出喜剧是有头有尾的。从社长挨户通知皇帝将要驾临,王乡老、赵忙郎等乡里头面人物忙着接待,写到皇帝仪仗车驾到来,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又从皇帝下车后,接受众人礼拜,架子十足,装模作样,写到乡间小民猛一抬头,识破其即是早先贪杯赖债鱼肉乡邻的无赖:故事生动,情节完整,对读者很有吸引力。这出喜剧中的人物是颇有性格的。无论是写乡里接驾前的忙乱,还是写皇帝仪仗车驾的威风,都衬托出“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汉高祖的好虚荣、讲排场、气势凌人、威风十足。而紧接着的面目为乡民所识破、老底被乡民所揭穿的描写,则突出了大人物的昔时卑琐低下、今日装腔作态的可恶可憎。社长、王乡老、赵忙郎等忙于接驾的表现,显露出他们善于巴结逢迎的心理。而“猛可里抬头觑”的乡民虽然无知,所见不广,但性格刚直,疾恶如仇,在曲作中也得到了真实形象的刻划。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二在于选择了一个小人物——无知乡民作为叙述人。
事件发展的全过程,都是这位乡民亲眼看见的,亲口说出的。这就是角度新。作者在曲作中通过乡民的特殊视角来展现汉高祖这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把至高无上的皇帝贬得一文不值,写作手法实属高妙。皇帝驾到本是极其隆重的场面,可是在乡民的眼中不过是乱哄哄的一场戏:“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到村口迎接皇帝的就是这么一伙不三不四的人,吹吹打打乱七八糟的。仪仗队里的五面旗子,分别画有日、月、凤凰、飞虎、蟠龙等图案,代表着天子的神圣和庄严,可是在乡民的眼中,却是“白胡闹套住个迎霜兔”、“红曲连打着个毕月鸟”、“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不伦不类,煞是好笑。至于红叉、银斧、金瓜锤、朝天镫、鹅毛宫扇等显示帝王威严的器物,在乡民看来,虽未见过也毫不稀奇。威风凛凛的仪仗队,竟成了“穿着些大作怪衣服”的“乔人物”。在对皇帝的仪仗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后,作者又通过乡民的眼睛,来写皇帝的车驾:“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天曹判是天上的判官,递送夫是押解犯人的差役,他们簇拥在皇帝的前后,可见皇帝一行是怎样令人畏怖、令人厌恶的货色!接下去写众人迎候施礼。高祖却“觑得人如无物”,以“挪身着手扶”表示回礼,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乡民跪拜后,“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作威作福的高祖竟是昔日乡里的无赖,不由得“险气破我胸脯”。最后的三支曲子,通过乡民之口,揭穿“刘三”的老底,不过是个贪酒、赖债、明抢、暗偷、胡作非为的流氓,可是居然改名换姓称作什么“汉高祖”。作品以乡民的独特视角来刻划汉高祖。乡民是无知的,又是有识的;他的看法多属误解,但又反映出许多真实。无知与有识、误解与真实相交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乡民复杂而变形的内心世界。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在这个世界里遭到了最无情的嘲弄,完全失去了他的庄严与神圣,展现了无法伪装的本来面目。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三是语言既具有幽默感和讽刺性,又生动、准确,一针见血。
全曲是以乡民叙述的口吻展开的,因此用的是与乡民身份一致的语言,亦即乡间生动的口语方言,收到很好的表达效果。曲中形容王乡老与赵忙郎:“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么大户。”三言两语勾画出迎驾的乡绅土豪令人作呕的模样。“瞎王留引定乔男女”中的“瞎”与“乔”字,点出了乡民们对迎驾的厌恶,认为那纯属胡闹的稀奇古怪的行为。仪仗队的服装被称作“大作怪衣服”,皇帝前后的随从被叫做“天曹判”、“递送夫”,处处流露出乡民们对下乡扰民的帝王的蔑视和憎恶。而对刘邦,曲中连用“那大汉”称之,根本不把至高无上的帝王放在眼里;“觑得人如无物”、“挪身着手扶”显示刘邦的傲慢和装腔作势。末三支曲更是乡民对高祖昔时无赖行为的控诉,用“你”称身为皇帝的刘邦,谴责他“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强秤了麻三秤”,“偷量了豆几斛”,纯是乡间明白通俗的口语,却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了刘邦流氓无赖的嘴脸。结尾处语言生动至极:“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摔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乡民的几句挖苦话令帝王的尊严扫地以尽。以“汉高祖”结束全篇,还另有用意。题目为“高祖还乡”,但如果一上来就明写“高祖”,那么一系列嘲笑、讽刺就无法展开。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先写“还乡”而不是还乡者是谁,逐渐由“那大汉”过渡到“刘三”,最后以村民痛骂“刘三改姓更名”点出“汉高祖”,具有画龙点睛之妙。
开头两句写诗人临别时那种长期飘泊异乡的惆怅孤独之情。“客心”谓异乡作客之心;“百念”,谓百感交集。何逊一生仕途并不亨通。他先在扬州刺史、建安王萧伟幕中掌记室,“后荐之武帝,与吴均俱进俸。后稍失意……自是疏隔。”(《南史》本传)遂迁安成王萧秀幕中参军事,兼尚书水部郎。中丁母忧归。后又除庐陵王萧续幕府记室。大约四十岁左右即死去。故其作客异乡,当与仕途坎坷有关。所谓“百念”,诸如异地思乡之愁,羁旅行役之苦,仕途渺茫之忧,人情冷暖之感,友朋难舍之念等,皆在其中。不难想见,其心情已经够沉重了,更何况而今又将孤身一人再度千里奔波飘游远方呢!眼前尚有朋友饯行送别,联句慰勉;顷刻之间,就将茕独孤舟,餐风饮露了。“孤游”,既突出自己征途中的孤独寂寞,又包含着对友朋的无限惜别之情。两句通过“已”、“重”二字构成递进关系,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复杂感情的重量,而与送者临别依依难舍之情也就隐然蕴藏在字里行间。
三四两句,既是写分手时江上的实景,又是借景寓情,含有象征意义。江天忽然浓云密布,烟霭黯然笼罩江面,一场暴雨即将来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狂风乍起,江水顿时涌起滚滚白浪。这云暗天低,烟波浩渺之景,恰与诗人此刻百感交集,愁绪茫茫之情相切;这狂风巨浪,暴雨将临,不仅是诗人心潮澎湃的感情外化,而且还形象地象征着、预示着旅途中等待着他的将是江上风雨一般的无穷无尽的艰难险阻、严峻考验。
送行留别这类诗,一般多是以情结出主旨,或惜别,或劝勉,或叮咛、或祝愿。试看《何逊集》中此类篇什亦多如是。如《赠江长史别》:“安得生羽毛,从君入宛许?”《送韦司马别》:“弃置勿复陈,重陈长叹息。”《别沈助教》:“愿君深自爱,共念悲无益。”《临行与故游夜别》:“相悲各罢酒,何日同促膝?”《送褚都曹》:“本愿同栖息,今成相背飞。”这是何逊为朋友送行。至于他留赠为他送行的朋友,则如《赠韦记室黯别》:“无因生羽翰,千里暂排空。”《相送联句》三首结尾云:“一朝事千里,流涕向三春。”“愿子俱停驾,看我独解维。”“以我辞乡泪,沾君送别衣。”无不以抒情结出主旨。唯这首以景作结,不仅以写江上实景见工,并且景中寓情,物我融一。比兴之意优游不竭,耐人寻味。堪称别具一格。陈祚明评何诗“经营匠心,惟取神会。”(《采菽堂古诗选》卷26)沈德潜亦称其“情词宛转,浅语俱深。”(《古诗源》卷13)殆指此类。
联句源于相传汉武帝与臣僚共作的《柏梁台诗》,但每人各作一句;晋代贾充夫妻联句,则人各二句;自陶渊明与愔之、循之联句,才发展为人各四句。南北朝时,联句之风盛行,鲍照、谢朓、范云、庾肩吾等人所作皆夥。与联句相对,凡无人续作或续而未成,则仅存的四句便称为绝句。“绝句”之名粱代始正式出现,何逊正当其时。此篇不仅两联对仗精妙,且词句精炼、风格清新,短短四句中,既有对过去的回味,对现在的描写,又有对未来的忧虑,包孕丰厚,已开唐人五绝气象。唯所押为仄韵,而平仄尚未完全规范,则又带有格律诗草创阶段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