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谓织女嫁与牵牛,婺女近为其摇佩,嫦娥远为其照轮。颔联谓牛女这一对仙侣配于天上,而七夕美俗长留人间。颈联谓七夕之夜,家家户户陈列花果于庭中以乞巧,管乐之声相闻。尾联谓明日曝衣,才相信我同阮咸一样清贫。结句有寓意,借言虽有家室,但依旧贫穷。这首诗语言平实,章法平创,却有寓意。
首联言婺女、嫦娥促成牛、女之会合,以比婚于王氏实友人鼎力相助焉。三句“灵匹”切七夕,又以喻婚姻的谐美,“灵匹”又以寓匹偶王氏婚姻如娶嫦娥,美如神仙,世间所无。四句“巧”亦双关,言“乞巧”以切七夕外,又寓王氏女的娇好、美艳。五、六正写七夕乞巧,亦忆婚时的情景。然美满的婚偶并无改自己一生的沦落困顿,故有“明日晒犊鼻,方信阮郎贫”的慨叹。
一至六盖追忆议婚、婚娶之时,故七、八慨叹于现实境况之贫困,有“明日”云云。而“方信”二字,则原未意料也,言下与节镇联姻,即不令己“富贵”,亦不至如今的沦落贫穷;无奈今日竟如阮郎七夕的竿挑犊鼻。
该诗记录了农历七月初七的风俗掌故。前四句写牛郎织女之间的相会,后四句写人家的富足与自己的贫穷,传达诗人与妻子贫贱相守的情形。从章法上看,前六句叙事,较为平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颔联别具匠心,一句承上,一句生下。其中可见诗人在运文方面的机巧。末两句用典,以阮咸事迹寄慨,使诗作翻出新意,给人以回味。
“九重天,二十年,龙楼凤阁都曾见”(《拨不断·九重天》),在仕途中抑扬了大半辈子的马致远,晚年时还没有飞腾的机会,一直浮沉于风尘小吏的行列中。二十年俯仰由人的生涯,留给他的,该有多少辛酸的回忆!马致远后期散曲中,不止一次提到宦海风波,时时准备退出官场,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这首小令就作于马致远归隐之后。
此曲起首“菊花开,正归来”二句,用陶渊明归田的故事。马致远的确像陶潜那样,感到以往生活之可厌,是误入了迷途,而归隐才算是走上了正道。以下三句“伴虎溪僧、鹤林友、龙山客,似杜工部、陶渊明、李友白,在洞庭柑、东阳酒、西湖蟹”为鼎足对,将三组美好之事、高雅之人聚集在一起,极力妆点,说明归隐的生活乐趣:虽然闲居野处,并不谢绝人事,不过所交往的,都是虎溪的高僧,鹤林的道友,龙山的佳客;就像他最崇拜的杜甫、陶潜、李白这些古代杰出的诗人那样,在草堂之中,菊篱之旁,青山之间饮酒斗韵,消闲而自适。何况,还有洞庭的柑橘,东阳的美酒,西湖的螃蟹!这样的田园生活,自然让人为之陶醉,乐在其中矣。对于马致远的归隐,有些友人可能不友理解,因而在小令的最后,他才用诙谐调笑的口吻,作了回答:“楚三闾休怪!”这里,一点也没有否定屈原本人的意思在内,也不是完全忘情于天下,而是含蓄地说明,当权者的统治友糟,不值得费力气为它去卖命。这是他归隐的动机所在。
此曲用典较多,但并不显得堆砌。由于这些典故都比较通俗,为人们所熟知,以之入曲,抒写怀抱,不仅可以拓展作品的思想深度,而且容易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题“鸭戏图”,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仲春景色,又融入诗人合理的想象,与原画相得益彰。
“竹外桃花三两枝”,隔着疏落的翠竹望去,几枝桃花摇曳身姿。桃竹相衬,红绿掩映,春意格外惹人喜爱。这虽然只是简单一句,却透出很多信息。首先,它显示出竹林的稀疏,要是细密,就无法见到桃花了。其次,它表明季节,点出了一个“早”字。春寒刚过,还不是桃花怒放之时,但春天的无限生机和潜力,已经透露出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视觉由远及近,即从江岸到江面。江上春水荡漾,好动的鸭子在江水中嬉戏游玩。“鸭先知”侧面说明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敏感到春天的来临,这就与首句中的桃花“三两枝”相呼应,表明早春时节。这句诗化用了唐人诗句:孟郊“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杜牧(一作许浑)“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初春舟次》)。苏轼学古而不泥,前人诗句的造意,加上自己观察的积累,熔炼成这一佳句。“鸭知水暖”这种诉之于感觉和想象的事物,画面是难以传达的,诗人却通过设身处地的体会,在诗中表达出来。缘情体物又移情于物,江中自由嬉戏的鸭子最先感受到春水温度的回升,用触觉印象“暖”补充画中春水潋滟的视觉印象。鸭之所以能“先知春江水暖”是因为它们长年生活在水中,只要江水不结冰,它总要跳下去凫水嬉戏。因此,首先知道春江水温变化的自然就是这些与水有着密切关系的鸭子。这就说明:凡事都要亲历其境,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句诗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的入微观察,还凝聚了诗人对生活的哲理思索。鸭下水而知春江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具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道理。
“蒌蒿满地芦芽短”,这两句诗仍然紧扣“早春”来进行描写,那满地蒌蒿、短短的芦芽,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河豚欲上”借河豚只在春江水暖时才往上游的特征,进一步突出一个“春”字,本是画面所无,也是画笔难到的,可是诗人却成功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给整个画面注入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正是河豚欲上时”画面虽未描写河豚的动向,但诗人却从蒌蒿丛生、芦苇吐芽推测而知“河豚欲上”,从而画出河豚在春江水发时沿江上行的形象,用想象得出的虚境补充了实境。苏轼就是通过这样的笔墨,把无声的、静止的画面,转化为有声的、活动的诗境。在苏轼眼里,这幅画已经不再是画框之内平面的、静止的纸上图景,而是以内在的深邃体会和精微的细腻观察给人以生态感。前者如画,后者逼真,两者混同,不知何者为画境,何者为真景。诗人的艺术联想拓宽了绘画所表现的视觉之外的天地,使诗情、画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一首诗成功地写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全诗春意浓郁、生机蓬勃,给人以清新,舒畅之感。诗人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在他的这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