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线”两句，叙贫家冬至夜。言贫寒之家冬至夜仍需通宵干活，妇女坐在绣床前漏夜刺绣，人虽极感疲倦，然而还是续添丝线继续刺绣。惟一表示“冬至”的是燃起一束敬神的信香，袅袅香烟斜冲天上。“五更”两句，富贵之家的冬至夜。此言“冬至大如年”，富贵人家彻夜箫鼓不绝以示庆贺。来宾的坐骑拴在门外的栓马桩上，马儿耐不住五更晓寒，所以扬蹄昂首嘶鸣。上片贫富对比，虽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般的尖锐，然而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上的不平等。
下片“帽压”四句，述己过冬至夜的情景。言词人帽下已露出斑白的头发，然而镜中却映出了他脸上桃花般的醉酡色。他舒适地在帘内边饮酒边赏梅花，醉梦中好象到了孤山下去游赏梅花一样。这说明词人虽属“寒士”，终是有酒度岁也。
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意望已过矣”，作者主要叙述了自己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功绩。首先他叙述了自己早年的志向，他当时虽少年得志，但非知名之士，只想做一个郡守，先在政治教化中树立声誉：因此他在任济南相时，严惩那些贪官污吏，但触犯宦官利益，遭到豪强的反对。
其次，写隐居家乡的生活，政治上初试锋芒却受挫后，曹操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表面上隐居在乡渎书射猎，实际上却是养精蓄锐，等待机会东山再起。同时，表明自己只是希望在讨贼立功中封侯，并未有什么大志或野心，本志有限。再次，叙述自己先后消灭军阀袁术、袁绍、刘表的历史功绩，同时说明自己目前虽身为丞相，但实质远远超越了最初的志向，因此也不会再有更大的野心。
第二部分从“今孤言此”到最后，这部分作者用贤人志十的典故，说明自己既无野心又不让权的苦心，即明本志。“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一句满怀自尊、自负之意，也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二如果没有曹操的拥戴，汉家王朝恐怕早已四分五裂了，曹操在维持汉末圈家局部统一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鲁迅先生就很欣赏曹操的坦率：“曹操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没有说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操首先借齐桓公、晋文公“以其兵势广、大，犹能事奉周摩”。说明他自己定会效法前人忠心侍奉汉室政权， “以大事小”。接着又举乐毅和蒙恬两个历史人物来与自己想比，用意同前。曹操借蒙恬“积信于秦三世”，来表明自己一家也会和蒙恬一样知恩图报，绝不会心存二志。更何况鉴于圣明如周公者．尚留有金滕之书以自明，作者借此再次表明心迹。
然后作者阐明了自己拒绝让出兵权的原因，即出于自身和子孙以及冈家安全的考虑，不愿“慕虚名而处实祸”。明确坚定的语气，显示出作者在关系个人命运和围家安危的原则问题上，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含糊。
最后，曹操又以“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的事迹来自省，表示要学习前贤的高风亮节，居功不傲，虽然自己有“荡平天下”的重要功绩．但封兼四县的邑土却受之有愧。因而他准备要让出三县的封地，以表明意向，消除众舆论的攻击之势，显示曹操成熟灵活的政治手腕，给人以谦恭礼让的印象，让县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可以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这篇文章写得直率洒脱、大义凛然。全文结构安排井然有序，前半部分侧重叙事，后半部侧重“明志” 作者善用典故，用齐桓、晋文说明自己会“尊王攘夷”；乐毅、蒙恬表明自己的忠心耿耿；用介推、申胥说明自己的高风亮节；用周公的《金滕》之书阐明自己的良苦用心，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让文章内容充盈。在语言方面，全文直白自然，毫无雕饰之迹，表现了曹操利落而坚定的性格以及处世原则。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而枝节问题上则可以做出让步，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豪气和见识。
此词上片写作者在沧浪亭外散步时所见夜景。苏州师范学堂与沧浪亭一路相隔。沧浪亭秀美的景色是作者早已熟知的，在月色中诗人禁不住又漫步来到这园林胜地。“独向沧浪亭外路”——没有结伴出游的喧哗，没有行色匆匆的烦恼，所谓“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要的就是那份能够“以物观物”的从容与安静。这时词人的心态是安详平和的，这种心态最适宜发现美。“独”字写出了作者对沧浪亭由衷的喜爱和自己与众不同的月夜赏景的审美。王国维在苏州师范教习期间，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等课程，并不为时人所重。这个“独”字就是诗人当时心境的写照。“沧浪亭”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意，而这高雅的情趣正是和诗人的内心世界是相通的。“六曲阑干，曲曲垂杨树”的柔美就不同于《青玉案》中“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的凄美；“鹅黄”的娇艳也不同于夕阳的惨淡。当然“六曲阑干，曲曲垂杨树”和“展尽鹅黄千万缕”是从冯延巳《蝶恋花》的“六曲阑干偎碧树，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化来，但接下来的一句“月中并作濛濛雾”就有了一个从薄暮到月出的时间推移。作者是傍晚来此散步的，所以看到“展尽鹅黄千万缕”的柳丝；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夜色已至，月明星出，那千万缕的柳丝就渐渐变成一片濛濛之雾了。这景色就与冯延巳那首词的景色不同，而相似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醇美与朦胧。
词的下片是写词人在沧浪亭外独步时所见到的天上夜景。月光下，沧浪亭曲折的回廊石栏包裹在层层杨柳之中。那千万枝条正展现出鹅黄嫩绿来，在微微月光的笼罩下，形成一片朦胧的雾气。“一片流云无觅处，云里疏星，不共云流去。”夜色深沉，天上曾有的一片流云已飘逝不见，只有掩映在薄云中的稀稀疏疏的星点，不曾随流云的飘逝而离去，反而显得更加明亮了。夜空宁静而澄澈。这里边也有一个时间的推移：刚才有一片浮云遮住了几颗星星，现在再一抬头，忽然发现那片浮云已消散得无影无踪，而刚才不见了的那几颗星星又在原来的位置闪耀。这景色引人品味，但它与诗的“比兴”是不同的。诗的比兴用意一般比较明显，意思虽各有不同，但表达得都很明确。词的“境界”则不像诗的“比兴”那么明确，它仅仅停留在给读者一种触发而不能落实的状态。而其美感也正存在于这种引发读者丰富联想的言外意蕴之中。王国维这几句词就是如此：读者可以从“流云”领略到某种无常的变幻，也可以从“疏星”联想到某种高远的、不变的东西，还可以从美学想到哲学甚至想到道德伦理。这是一幅十分美丽的月下柔柳图，作者此刻的心情也如夜空般“表里俱澄澈”。作者在感叹“人间夜色还如许”的同时，也不由得要责怪自己“闭置小窗”耽搁了多时的良辰美景了。“闭置小窗”可以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自己过去关起门来读书，没有发现外边有这么好的景物可以欣赏；另一层是自己过去钻进人生问题的牛角尖里自寻苦恼，没有发现这种可以陶醉于其中的自然之美的解脱。就像眼前这样的景色，当人摆脱了世俗的烦恼和人生问题的考虑，全身心地投入审美的愉悦，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的夜色也是如此美丽的。
全词上下两片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写出了夜色的可爱与美丽，其中也蕴涵了作者的人生感悟。词中集中选择了两个镜头，一是月下柳林，一是天上云星，景物不多，却立体地写出了春夜的美妙可人，艺术上十分成功。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