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室虽然还不能如后世中央集权王朝那样对全国进行牢固有效的控制,但周王毕竟身为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诸侯们还是要对之尽臣下的职责;实质性者如发生兵事时的勤王,礼仪性者如祭祀时的助祭。这首诗的开头写的便是诸侯助祭的情况。
因后世有“肃穆”一词,往往容易导致诗中“肃肃”“穆穆”属同义或近义的误会。其实两词含义用来颇有区别。“肃肃”是说助祭诸侯态度之恭敬,不仅是对祭祀对象——当时周天子的已故祖先,而且是对居祭祀中心地位的周天子本人;“穆穆”则既表周天子祭祀的端庄态度,又表其形态的盛美与威严。这样理解,二词分别用于助祭者(诸侯)、主祭者(天子),方可谓恰如其分。而那些丰盛的祭品(广牡),或为天子自备,或为诸侯所献,在庄严的颂乐声中,由诸侯协助天子陈列供奉。一个祭典,既有丰盛的祭品,又囊括了当时的政治要人,可见其极为隆重。
《毛诗序》说,《周颂·雝》是“禘大祖(即后稷)”,但诗中明言所祭为“皇考”“烈考”,其说难通。朱熹《诗集传》认为“皇考”指文王,“孝子”是武王,其说近是。以武王之威德功勋,召诸侯或诸侯主动来助祭,不仅不难,而且势在必然。不过,这种有诸侯相助祭祀皇考的典仪虽然始自武王,武王之后也会沿用,如成王祭武王、康王祭成王都会采用《周颂·雝》所描写的诸侯助祭形式。这种形式,既表现周天子在诸侯中的权威,也表现诸侯的臣服,成为周王室政权巩固的标志。周王室自然乐于定期显示这一标志。至于后来周王室力量衰落,渐渐失去对诸侯的控制,乃至诸侯纷纷萌生觊觎九鼎之心,恐怕这种标志的显示便难乎为继了。
“天哉皇考”以下八句,是祈求已故父王保佑之辞,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宣哲维人,文武维后”,即臣贤君明,有此条件,自可国定邦安,政权巩固,使先人之灵放心无虞。二是“克昌厥后”,这与《周颂·烈文》《周颂·天作》中的“子孙保之”意义相似,对照钟鼎文中频频出现的“子子孙孙永保用”及后世秦始皇的希望其后代“万世而为君”,读者不能不对上古(后世亦同)国君强烈追求己姓政权的绵延留下深刻印象。与这一点相比,“燕及皇天”(即使是虔诚的)和“眉寿”“繁祉”只能是陪衬而已。
这首诗是父母同祭的,因此说“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但“文母”的陪衬地位也很明显,这又是父系社会的必然现象。以这样内容的两句结尾是周颂中唯一之例,透露出《周颂·雝》是祭祀后撤去祭品的乐歌的信息,并为诸多《诗经》注疏、研究者所公认。按理说,每一祭典都有撤去祭品这一程序,撤祭诗不会仅此一首,既然现 在《诗经》只收录了《周颂·雝》,可见《诗经》的整理删定者(旧说为孔子)认为它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篇。
这篇文章叙述了作者少年时候不专心读书,荒怠学业,后来发奋勤苦,而常废于善忘,最后作者从《齐史》孙搴答邢词中得到启发,从而广摘经传子史之文章,遂为《精骑集》。全文格致老成,情挚而意切。这篇文章作者从立足于自身经验来谈,告诫后辈一定要专心治学,引此为戒。
在这篇序文中前两段作者自责自己年轻时不趁着记忆好多读书以及后来之“失”与“得”。“予少时读书,一见辄能诵”,然而“虽有强记之力,而常废于不勤”,是为失之,“比数年来,颇发愤自惩艾,悔前所为”,是为得之。但是已“聪明衰耗,殆不如曩时十一二”这是作者的感叹。在当时秦观之父去世后,秦观曾一度与世俗滑稽人士饮酒交往,疏于读书。自以为记忆力很强,因而放纵自流,把读书置之脑后。有时十天或半月内只有难得几天拿起书本。由于不专心读书,记忆力也衰退了。后来在母亲和老师的严格管教下,秦观感到后悔了,在这篇序里他毫不隐瞒的记下当时的状况。年少时,过目成诵,于是自恃记忆力强而放纵自流,把读书的时间花到饮酒交游上。待知道发愤时,记忆力又已减退,令人可悲,即使比年少时勤苦,学习效果也不及年少时的十之一二。古往今来,有多少这样“少小不努力”的人,但能反躬自省的没有几个。“故虽有勤劳之苦,而常废于善忘。”年长而醒悟者,能以好的学习方法弥补少而不勤、长而善忘的毛病的就更少了。秦观则是其中的凤毛麟角。正视生活的规律,以主观的努力夺回逝去的年华,总结人生的经验,以启迪来者珍惜宝贵的青春。这正是秦观超出常人之处,也是这篇书序最值得品味的地方。
后两段作者写读《齐史》对其中孙搴答邢词表赞同意见,并决定摘经传子史中的文章成集。第三段作者读《齐史》从古人对答中得到补救的启发,像打仗一样,三千精骑足敌数万弱兵,所以从经、史、诸子中精选可供借鉴的篇章,编辑成书。文末“噫!少而不勤,无如之何矣。长而善忘,庶几以此补之。”一部书的序言写得要言不烦、情真意切,连作者的精神也表露的如可触摸,感人至深。
此文是一篇书序,说理未占过多比重,主要靠以事明理。在序文中,作者并未离开选本去发表什么高论,但在交代编辑缘起、选文来源和标准、题名用意的同时,提供了许多令人品味的东西。这就是从自己切身体会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把它当作漫话人生哲理的劝学篇来读。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闽童被掠为奴的经过,第二部分透过这一生活现象,揭示出奴隶们的满腔怨愤,第三部分用细腻的笔触描写父子离别时痛不欲生的情景。
第一部分的前三句交代了这种野蛮风俗盛行的地区(闽方)、戕害闽地儿童的凶手(闽吏)以及戕害儿童的方式(绝其阳),极其简练。然后叙述奴隶的痛苦生活。诗人没有列举具体生活事例,而只是并列摆出一种极不公平的现象:奴隶为主人“致金满屋”,本应受到较好的待遇,然而却被视如草木,受到非人待遇。金,极言其贵;草木,极言其贱。一贵与一贱,两相比照,揭露奴隶所受待遇的不合理,写出了奴隶生活的不堪忍受。
第二部分,诗人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奴隶们的满腔怨愤:“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悲惨的身世,痛苦的生活,使他们的怨愤非常之深,以致连封建社会里视若神圣的“天道”和“神道”,都被他们诅咒起来──都是上天和神灵无知,才造成如此不公平的世道!这里“彼”“我”对举,形象地揭示出对立的阶级关系──奴隶主们之所以能够大享其福,正是建筑在奴隶遭受荼毒的基础上的。这四句心理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奴隶们的思想感情。
第三部分,诗人抽出一个具体场景,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囝被掠为奴,同郎罢分别时父子痛不欲生的情景。诗人把囝同郎罢的心理对照来写,笔墨摇曳多姿,错落有致。写郎罢,处处从他违反常情的心理着笔。在封建社会,人们都希望人丁兴旺,又由于重男轻女的习惯,尤其希望生男孩。可是这位做父亲的却后悔不该生男孩,生下后更不该养育他。这看来很“反常”。然而,正是从种“反常”中,才表现了他的断肠悲痛和对孩子的深爱。“人劝不举”一语更进一步说明,受这种野蛮风俗之害的,绝不是一家一户的个别现象,闽地人民受害之惨,受害之广,使人人都心怀恐惧。写囝,则是着力刻画他对郎罢的依恋,完全是小孩子的心理。这种对照的心理描写,生动细致地刻画出父子相依、不忍分离的骨肉亲情。而造成生离死别、痛不欲生的,却正是那些掠卖儿童的人。所以,这种描写既是对苦难人民的深厚同情,也是对残民害物者的愤怒控诉。
诗人在这首诗的小序中说:“哀闽也”。对闽地人民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却通篇不发一句议论,而是用白描的手法,把血淋淋的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事实来说话,产生了雄辩的力量,因而比简单的说教内涵更丰富。诗人继承《诗经》的讽谕精神,形式上也有意仿效诗经,取首句的第一个字为题,采用四言体,并且大胆采用了闽地方言如“囝”“郎罢”入诗,使诗歌在古朴之中流露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