檄是古代用以声讨、征召或晓谕的文告,主要用于军事行动之际。刘勰《文心雕龙》论析檄时说:“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声威。”形象地说明檄文的特点在于先声夺人。而要先声夺人,檄文必须“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要有理有据,而且理直气壮。《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先声夺人,立论严正,理直气壮,且语言犀利明快,节奏紧促。充分地体现了刘勰所说檄文的特点,不愧为传诵千古的佳作。此文属骈体,骈四俪六,对仗工整,用典切实,又清新自然。
全文有三个层次。
檄文一开始就将武则天置于被告席上以“伪”字开头,以示武氏君临朝政的非法,接着列数其罪。从私生活到政治面貌,对武氏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尤其抓住武后先后侍奉太宗父子,致使李唐皇室背上乱伦之名,将武后置于不仁不义的境地。并揭露武后在后宫中的种种恶行,将之比作祸国的吕后和褒姒。
次写李敬业讨武是势在必行,民心所向之举,因此义师无敌,声势夺人。在一番严厉的声讨后,作者接着描绘徐敬业一方师出有名。“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这四句用雄健的词采,夸张的形容,表现了义师的声威和必胜信念。
第三层申明大义对王公大臣动之以情,发出号召。“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先让百官自惭自励,再从正反两面痛陈利害得失。“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则封赏进爵,“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文章最后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震人心弦的警语作结,显示出巨大的威摄力量。
此檄是千百年来檄文中的上乘之作。理直气壮,气势磅礴,手法上先抑后扬,使武后的劣行与徐敬业的正义之举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声泪俱下,具有极大的煽动力。据《新唐书》记载,武则天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惊问是谁写的,继而感叹说:“宰相安得失此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此檄的锋芒犀利,气势磅礴,具有极强的鼓动性。
作者一改前人以散文写檄文的习惯,采用骈文的形式,巧妙地利用了骈文句式节奏分明的特点而使其自始至终壮气贯通。对武则天罪行的揭露,对李唐王朝的忠诚、说功,对义师起兵的宣告等都用了急促的节奏和变化的句式,使文章的气势咄咄逼人,让读者无庸争辩而不得不服从。同时作者还利用骈文的对仗、用典、夸张等表现手烘托文章气势,对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现出强有力的说服力和号召力,不愧为中国散文史上的不朽名篇。
首句开门见山,直言本意,肯定并且强调诗歌所表现的是一匹非同寻常的好马。起句平直,实在没有多少诗味。
次句“房星本是星”,乍看起来像是重复第一句的意思。“房星”指马,句谓房星原是天上的星宿,也就是说这匹马本不是尘世间的凡物。如果这句的含义仅限于此,与首句几乎一模一样,那就犯了重沓的毛病。诗只四句,首句平平,次句又作了一次重复,那么这首诗就有一半索然无味,没有价值。但如细细咀嚼,便会发现第二句别有新意,只是意在言外,比较隐晦曲折。《晋书·天文志》中有这样一段话:“房四星,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房星明,则王者明。”它把“房星”和“王者”直接联系起来,就是说马的处境如何与王者的明暗、国家的治乱息息相关。既然马的素质好遭遇不好,那么,王者不明,政事不理的状况就不言可喻了。这是一种“渗透法”,通过曲折引申,使它所表达的实际意义远远超过字面的含义。
三、四句写马的形态和素质。如果说前二句主要是判断和推理,缺乏鲜明生动的形象,那么,后二句恰恰相反,它们绘声绘影,完全借助形象表情达意。李贺写诗,善于捕捉形象,“状难见之景如在目前”,这两句就是突出的例子。“瘦骨”写形,表现马的处境;“铜声”写质,反映马的素质。这匹马瘦骨嶙嶙,说明境遇不好。在常人的眼里,它不过是匹筋疲力尽的凡马,只有真正爱马并且善于相马的人,才不把它当作凡马看待。“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尽管它境遇恶劣,被折腾得不成样子,却仍然骨带铜声。“铜声”二字,读来浑厚凝重,有立体感。它所包含的意思也很丰富:铜声悦耳,表明器质精良,从而生动地显示了这匹马骨力坚劲的美好素质,使内在的东西外现为可闻、可见、可感、可知的物象。“素质”原很抽象,“声音”也比较难于捉摸,它们都是“虚”的东西。以虚写虚,而又要化虚为实,的确很不容易,而诗人只用了短短五个字就做到了,形象化技法之高妙,可说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尤其可贵的是,诗歌通过写马,创造出物我两契的深远意境。诗人怀才不遇,景况凄凉,恰似这匹瘦马。他写马,不过是婉曲地表达出郁积心中的怨愤之情。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第一段说明作者自己年轻时就不喜欢华靡,崇尚节俭;虽受世人讥笑,自己却不以为病。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先交代了自己的家世,说明勤俭持家是他们家一贯的作风,这就为结尾教训儿孙应当厉行节约,以保持优良家风作好了铺垫。接着列举三个事例说明自己不喜欢奢靡的性格与作风;一是从幼儿时起,就不喜欢穿着金银华美之服;二是考中进士,参性闻喜宴时,独不戴花,经同年规劝,乃簪一花;三是平生布衣蔬食,但求蔽寒果腹,在遭到别人的讥笑时,也不以此为缺陷。文章是写给儿辈看的,在文中列举自己的生平事迹,现身说法,亲切动人。
第二段慨叹近年风俗侈靡,与宋朝初年大不相同,然后说居高位的人不应随波逐流。作者开始就列举风俗奢靡的具体表现:一是衣着日尚华丽;二是饮食趋向精细丰腴,以宋初士大夫家宴客情况与近年士大夫家宴客情况来对比说明。衣食固已如此,其余自可想见。列举两点以赅其余,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最后以一个反诘句,对居高位者随波逐流的做法,委婉地进行了批评。
第三段举出宋朝初年李、鲁、张三人崇尚节俭的言行性以表扬,赞叹大贤的深谋远虑,非庸人所能及。作者在指出近年风俗侈靡以后,又举出宋初大贤的节俭事例来反衬近年与宋初风俗习惯的不同。宰相李沆居第厅事前仅容旋马,他并不以为太隘,反而认为这里作为太祝祭祀和奉礼司仪的地方已经很宽了。参政鲁宗道,由于家贫无肴果,只好宴客于酒家。张知自从当了宰相以后,生活享受仍和在河阳作节度判官时一样。这这三个人都身居高位而能励行节约,保持勤俭作风。这样的深谋远虑,深为作者叹服。
第四段引用御孙的话性以解说,从道理上阐明俭和侈必致的后果。上述以近年风俗的侈靡与宋初大贤的节俭对比,从正反两面来突出近年风俗侈靡的程度。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引用了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的话,指出节俭是有德之人所共同具有的行为。人们生活俭朴了那么私心杂念也就少了。人们生活奢侈了,私心杂念也就多了。所以,他们做官时就必然受贿,在乡间为民时,就必然盗窃他人的财物。这就从道理上阐明了节俭和奢侈必然导致的后果。俭和侈的利害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五段再以正反两面的事实为证,连举六个古人和当代人的事迹,说明俭能立名,侈必自败。最后以训词收束全篇。
文章先叙述自己素来以节俭朴素为美德,对别人的讥笑不以为然,并说自己并非故作不同流俗而沽名钓誉,乃顺应自己的性情;又追忆天圣年间士大夫往来宴聚普遍尚俭的旧事,慨叹近日愈趋侈靡的风气;接着以本朝有识之士的俭朴美德为例,说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再引述古人的遗训,分析“俭”与“侈”的得失利弊;最后以古人俭、奢的历史事实,阐明俭能列名得福,奢必招祸自败,勉励子孙行俭戒奢,保持家风。所论虽是为子孙后代保全身家性命着想,但于后世颇具教益。全文平实自然,明白如话,广征博引,说理透彻。虽是告诫后人,却不板着严肃面孔正面训诫,而是以老人回首往事、今昔对比的亲切语调信笔写来,未经心组织而自然成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