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指出襄樊战事的形势。度宗咸淳四年(1268)九月,元兵筑白河城,始围襄樊。九年(1273)正月,樊城破,二月,襄阳守将出降。“襄樊四载弄千戈”,襄樊战事迄今已经四年,时城虽被围困,但仍未破。守城军民屡次向朝廷求援,但窃居相位的贾似道却置之不理。唐代诗人王维唱过“襄阳好风口”(《江汉临泛》),李白也曾歌唱道:“江城回渌水, 花月使人迷。”(《襄阳曲四首》其一)可是,如今在元兵的重围下,“不见渔歌,不见樵歌”,和平安乐的生活被破坏,再也听不到动听悦耳的渔歌、樵歌,更不用说诗人们的吟唱了。“襄阳之围,食子爨骸”(《随隐漫录》),到处是一片悲哀的呻吟。四年的战事并不算久,但为了守城而耗费的钱粮不知多少。 “金也见磨,谷也见磨”,除了这层意思外,还隐含着贾似道和元人密约,向他们输绢纳币的一层意思。向元人输金谷称臣求和,既不能挽救裹樊的命运,也挽救不了南宋朝廷的命运。
下片,词人笔锋一转,尖锐地指出襄樊战事危如累卵,可能遭致失陷的根溉,是因为奸臣贾似道之流“权奸方怙权妒贤,沉溺酒色”(《随隐浸录》)。“柘枝不用舞婆娑”,据《乐苑》记载:“柘枝舞曲,用二女童,帽施金铃,扑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雅妙者也。”柘枝舞婆娑,金铃莲花,童女对舞,本来美妙无比,然而词人却重重地下了“不用”二字,对于置前方战事不顾,成天沉溺于酒色的贾似道等人来说,曼舞轻歌正是他们的丑处、恶处。‘“丑也能多,恶也能多”,这真是一种够丑够恶的行为了。“朱门日日买朱娥,军事如何? 民事如何”,进一步揭露这伙人的丑恶灵魂。“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其中”(《宋史·奸臣传》)。贾似道之流劫买美女,把她们送入朱门深院,高筑楼阁,广置亭榭,歌舞婆娑,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襄樊被困,军事、民事如何! 这是一种强烈感愤的语气,贾似道坐视不救,襄樊危在且夕,军民命运可知。后方权臣的荒淫无耻,与前方战事的危急,形成异常鲜明的对比,从而强烈地表达了词人对战事国事的焦虑,以及对当道者的罪恶所进行的尖锐的抨击。
全词文字直质。词人丝亳也不掩饰他的激愤之情,还很巧妙地运用《一剪梅》词上、下片二三、五六句同声同韵的特点,重叠地运用了“不见”、“也见磨”、“也能多”、“如何”四个词组来加重语气和感情的深度,也使整首词更富有讽刺的意味。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待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本诗其第一首,作者泛忆江南,兼包苏、杭,写春景。
全词五句。一开口即赞颂“江南好!”正因为“好”,才不能不“忆”。“风景旧曾谙”一句,说明那江南风景之“好”不是听人说的,而是当年亲身感受到的、体验过的,因而在自己的审美意识里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既落实了“好”字,又点明了“忆”字。接下去,即用两句词写他“旧曾谙”的江南风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日出”、“春来”,互文见义。春来百花盛开,已极红艳;红日普照,更红得耀眼。在这里,因同色相烘染而提高了色彩的明亮度。春江水绿,红艳艳的阳光洒满了江岸,更显得绿波粼粼。在这里,因异色相映衬而加强了色彩的鲜明性。作者把“花”和“日”联系起来,为的是同色烘染;又把“花”和“江”联系起来,为的是异色相映衬。江花红,江水绿,二者互为背景。于是红者更红,“红胜火”;绿者更绿,“绿如蓝”。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花发得比江南晚,水也有区别。洛阳有洛水、伊水,离黄河也不远。但即使春天已经来临,这些水也不可能像江南春水那样碧绿。因此作者竭力追忆江南春景,从内心深处赞叹“江南好”,而在用生花妙笔写出他“旧曾谙”的江南好景之后,又不禁以“能不忆江南”的眷恋之情,收束全词。这个收束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词虽收束,而余情摇漾,凌空远去,自然引出第二首和第三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