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写于作者于公元1094年(绍圣元年)谪居地处西南的戎州(今四川宜宾)时。词中以豪健的笔力,展示出作者面对人生磨难时旷达、倔强、伟岸的襟怀,表达了荣辱不萦于怀、浮沉不系于心的人生态度。整首词笔墨酣畅淋漓,洋溢着豪迈乐观的情绪。
开头三句描写开阔的远景:雨后新晴,秋空如洗,彩虹挂天,青山如黛。词人不说“秋空净”,而曰“净秋空”,笔势飞动,写出了烟消云散、玉宇为之澄清的动态感。“山染修眉新绿”,写远山如美女的长眉,反用《西京杂记》卓文君“眉色如望远山”的故典,已是极妩媚之情态,而一个“染”字,更写出了经雨水洗刷的青山鲜活的生命力。
接着写赏月。此时的月亮是刚过中秋的八月十七的月亮,为了表现它清辉依然,词人用主观上的赏爱弥补自然的缺憾,突出欣赏自然美景的娱悦心情,他接连以三个带安感情色彩的问句发问。三个问语如层波叠浪,极写月色之美和自得其乐的骚人雅兴。嫦娥驾驶玉轮是别开生面的奇想。历来诗人笔下的嫦娥都是“姮娥孤栖”,“嫦娥倚泣”的形象,此处作者却把她从寂寞清冷的月宫中走出来,并兴高采烈地驾驶一轮玉盘,驰骋长空。旧典翻新,非大手笔不能为也。
此下转而写月下游园、欢饮和听曲之乐。“年少从我追游,晚凉幽径,绕张园森木”,用散文句法入词,信笔挥洒,写洒脱不羁的词人,正带着一群愉快的年轻人,张园密茂的树林中徜徉。“共倒金荷,家万里,难得尊前相属”,离家万里,难得安今宵开怀畅饮!
“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曲!”三句把词人豪迈激越之情推向顶峰。这三句是此词最精彩之处。《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瘐亮武昌时,于气佳景清之秋夜,登南楼游赏,瘐亮曰:“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老子,犹老夫,语气间隐然安一股豪气。
作者说自己这一生走南闯北,偏是最爱听那临风吹奏的曲子。“最爱临风笛”句,雄浑潇洒,豪情满怀,表现出词人处逆境而不颓唐的乐观心情。
最后一笔带到那位善吹笛的孙彦立:“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孙郎感遇知音,喷发奇响,那悠扬的笛声回响不绝。
此词以惊创为奇,其神兀傲,其气崎奇,玄思瑰句,排斥冥筌,自得意表,于壮阔的形象中勃发出一种傲岸不羁之气。作者自诩此篇“或可继东坡赤壁之歌”,确乎道出了此词的风格所。词人与苏东坡一样,饱经政治风雨的摧折,却仍保持着那种倔强兀傲、旷达豪迈的个性,这一点,充分体现他的诗词创作中。
此词见于《陈忠裕全集》,借惜花怀人,寄托亡国哀痛与复国希望。正如题中所示,此词是写“春日风雨有感”。“春日风雨”,是当时所处的环境、节候和气氛,而“有感”则是寄离词人的感慨和情怀。词之起二句,先扬后抑。此时词人举目所见,是“满眼韶华”,一片春光。继而东风乍起,落红遍地。这一顿挫,表现了自然界的变化,从而也折射出时代的变化。陈子龙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对明王朝怀有深厚感情。在他看来,明代江山无限美好,正如满眼韶华。可是清兵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犹如骤起狂风,将万紫千红摧残殆尽。在这里,词人用的是比兴手法。“韶华”(春光)和“红”(花),代表美好事物,代表他所热爱的明代江山和明代人民;而“东风”则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也隐喻清兵的南下,“东风”一辞作贬义者,古已有之,如陆游《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此处只是移用于词人所憎恶的事物罢了。下面二句,以“几番”照应前面的“惯”字。说明东风之摧残百花非止一次,而是经常如此。“烟雾’二字,补足前句未及写出的“雨”字。春天的风雨连绵无尽,常常呈现烟雾迷蒙的状态。在东风肆虐、烟雨茫茫的天气中,百卉凋残,一片凄凉,于是词人不禁发出由衷的慨叹:“只有花难护!”前几句造足蓄势,至此词人的感情迸发而出,力抵千钧。在生活中,他奔走呼号,出生入死,力求挽救明朝的危亡,结果毫无效果。因此这一句正是反映了词人内心深处的亡国之痛。
下片宕开一笔,径写对明王朝的系念,但在词的意脉上仍与上片紧密相连。词人在白天看到风雨摧残的落花,到了晚上便自然联想到惨遭践踏的故国。“梦里相思”一句,为艳词中常语,然而此处用以表达爱国之情,却非常深刻而又贴切。“王孙”一辞,通常被理解为贵族子弟,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但这里的本意却更接近杜甫《哀王孙》中所说的“可怜王孙泣路隅”。在清兵南下之际,朱明的宗室子弟,或流离道路,或辗转沟壑,唯有少数人如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等仍在企图反抗。此处作者对明代王孙魂牵梦萦,实际上是将复兴明代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梦醒之后,依然风雨如磐,落红成阵。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他不得不发出“春无主”的哀叹。结二句进一步渲染出这种悲哀情绪,哭出了国家将亡的忧思。句中的“杜鹃”,又名杜宇,相传是古蜀国的君主望帝之魂所化,它隐于西山,日夜悲啼,口吻常常出血。后人常用杜鹃啼血借指失国之痛。这里说“泪染胭脂雨”系由“啼血”转化而来,则杜鹃悲鸣时流出血泪,洒在飘飏落花的风雨中,红雨满天,景象壮丽而又悲惨。词人若非怀有深仇惨痛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用“胭脂”形容雨中落花,前人有杜甫的《曲江对雨》“林花着雨胭脂湿”;而用以兼喻泪水的有李煜的《乌夜啼》“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陈子龙则将这些故实融会贯通,自铸伟词,赋予新意,令人读来便觉有更深刻的意蕴和更强烈的美感。
陈子龙比较重视诗词的寄托,他曾说过他之作诗是为了“忧时托志”(《六子诗序》)。此词形式上虽“风流婉丽”,但词人借以“忧时托志”则与其诗作是一样的,阅读时须透过绮丽的表面,去体会深永的内涵。
姚范《授鹑堂笔记》卷四十四说:“花卉九首(自注:指柳宗元《戏题阶前芍药》和苏东坡、党怀英等人的八首描写花卉的诗)…….元裕之尝请赵闲闲秉文共作一轴,自题其后云:‘柳州(柳宗元)怨之愈深,其辞愈缓,得古诗之正,其清新婉丽,六朝辞人少有及者……”元裕之认为“怨之愈深,其辞愈缓”是《戏题阶前芍药》高出其他几首花卉诗之处,而“清新婉丽”是六朝辞人所缺乏的。这样的评价毫不夸饰,恰如其分。柳宗元在这首诗中用戏谑的语气,轻松的笔调,清新的词句刻画芍药不同凡花的美好形象,极委婉曲折地抒发了诗人的“复起为人”的愿望。
诗一开头就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以突出芍药不同于普通花卉。“凡卉与时谢,妍华丽兹晨。欹红醉浓露,窃窕留余春。”众花大多随着春天的到来开放,也随着春天的逝去凋零,而芍药却把花儿开放在暮春时节。那鲜艳的花朵,露珠滚动,把枝条压得有些倾斜了,极像多饮了一杯佳酿而有点微醺的佳人,那美丽的姿态,把春天匆匆的脚步也换留住了。作者的刻画表现了芍药超凡脱俗、卓然独立的品性。花如其人,芍药的形象实则诗人自我品性的物化。
接着,作者继续状写芍药自我欣赏的倩影和醉人的芳香。“孤赏红日暮,暄风动摇频。”和煦的春风轻轻地摇曳着芍药的枝叶,那婀娜的身影是那样的柔美。在没有百花争姘斗艳的春未,它并不感到孤独,它在欣赏自我,看重并保持自己的高洁。“夜窗蔼芳气,幽卧知相亲。”夜晚,芍药沁人的芳香飘进窗内,好似来与静卧的人亲近。这四句诗用拟人的手法,把芍药人格化,极富情趣。写花的“孤赏”也是写人的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柳宗元虽然在政治上惨遭失败,但他仍然执着理想,坚持既定的人生目标,“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愿致溱洧赠,悠悠南国人。”何焯《义门读书记》说:“愿致溱洧赠”二句,陈思玉诗‘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结句虽戏,亦《楚辞》以美人为君子之旨也。”芍药美丽芬芳,高贵典雅,象征人的美好品德,也是作者自喻。好花赠美人,美人有喻君子之意。柳宗元少有大志,才华横溢,用世之心极切,可是流贬永州,一弃十年,虽然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实际上是“拘囚”身份,是一个“闲员”,抱负不能实现,才华得不到施展,就象一朵被抛弃在荒野的芍药。为此他痛苦,愤懑,然而又始终没有放弃,孜孜以求,希图进用。诗的结句极其巧妙而委婉地表达了急于用世,希求援引的愿望,因此是全诗的主旨所在。
《戏题阶前芍药》在艺术手法上主要是一个“戏”字,全诗用戏谑的口吻,加上拟人手法的运用,文辞清新,意味蕴藉,难怪近人藤元粹称这首诗“可为后人咏物轨范也”。
《项羽本纪》为《史记》的名篇,项羽是司马迁重点刻画的历史人物之一。这篇赞语作为《项羽本纪》的结尾,用极为简洁的文字,对项羽的一生作了历史的总结,颇具权威性。项羽乃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为此这篇赞语也就从传奇处入手:虞舜和项羽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然而两个人都是双瞳孔,司马迁以两个人在相貌上的这种共同特征,将项羽和虞舜联系起来,从而提出自己的疑问:难道项羽是虞舜的后代吗?这就更突出了项羽这个人物的神秘色彩。
在论述项羽的光辉业绩时,司马迁强调了他创业的艰难,同时又突出了他发迹的迅速,以及他在历史上的显要地位。秦末群雄蜂起,逐鹿天下;而项羽本无尺寸之地,却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成为天下霸主,政由已出,是数百年未曾出现过的英雄人物。尽管项羽未能履践天子之位,可司马迁还是将他列入专为帝王设计的“本纪”之中。在司马迁看来:项羽顺应了历史潮流,抓住了机遇,同时又具备了杰出的才能。项羽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灭秦称霸的大业;然而仅仅过了五年,他便败在刘邦的手下。司马迁从两个方面指出项羽失败的原因:一为他杀义帝而自立,结果众叛亲离;二为奋其私智而不效法古代。司马迁论述项羽失败的原因有一定的正确性,但不全面。笔者认为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失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项羽勇猛过人却生性残暴,不听谋士范增的建议,一错再错,最终众叛亲离。哪怕重回江东,也不能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