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游人五陵去”“游人”，强调其浪游者的身份。“五陵”本为汉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都在长安，诗中用作长安的代称。京华之地，是游侠云集之处。“宝剑值千金”，惜别赠别乃知之所为这句诗本为曹植《名都篇》诗句，这里信手拈来，不仅强调宝剑本身的价值，而且有身无长物的意味。这样的赠品，将是无比珍贵，不可等闲视之。诗中写赠剑，有一个谁赠谁受的问题。从诗题看，本可顺理成章地理解为作者送朱大以剑。而从“宝剑”句紧接“游人”言之，似乎还可理解为朱大临行对作者留赠以剑。在送别时，虽然只能发生其中一种情况；但入诗时，诗人的著意唯在赠剑事本身，似乎已不太注重表明孰失孰得。这反而耐人寻想。
千金之剑，分手脱赠，大有疏财重义的慷慨之风。不禁令人联想到一个著名的故事，那便是“延陵许剑”。《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受封延陵的吴国公子“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季札挂剑，其节义之心固然可敬，但毕竟已成一种遗憾。“分手脱相赠”，痛快淋漓。最后的“平生一片心”，语浅情深，似是赠剑时的赠言，又似赠剑本身的含义——即不赠言的赠言。只说“一片心”而不说一片什么心，妙在含浑。却更能激发人海阔天空的联想。那或是一片仗义之心，或是一片报国热情。总而言之，它表现了双方平素的仗义相期，令人咀嚼，转觉其味深长。浩然性格中也有豪放的一面。唐人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称他“救患释纷，以立义表”，“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新唐书·文艺传》谓其“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那么，这首小诗所表现的慷慨激昂，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这首乡情词，描写的农村是一片升平气象，没有矛盾，没有痛苦，有酒有肉，丰衣足食，太理想化了。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江南广大农村局部的安宁是有的，但也很难设想，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生活得很幸福、愉快。当然，这不是说辛弃疾有意粉饰太平，而是因为他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很少，所以大大限制了他的眼界，对生活的认识不免受到局限。
上阕写闲居带湖的满足及安居乐业的农村生活景象，烘托静谧和谐的氛围。“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云雾缭绕，笼罩着生长茂盛、郁郁葱葱的松、竹，环境优美、生活舒适和谐，所以说“从今万事足”。上句写景，说山园的松竹高大，和天上的白云相连，饱含着赞赏之情，使人想到的是林木葱笼，环境清幽，准确地把握住了隐居的特色。如果舍此而去描绘楼台亭阁的宏丽，那就不足以显示是隐居了，而会变为庸俗的富家翁的自夸。下句抒情，表现与世无争的知足思想。这一思想，无疑是来自老子的。《老子》一书中，即从正面教诲人说“知足者富”，“知足不辱”，又从反面告诫人说“祸莫大于不知足”。作者这一思想，虽然是消极的，但是比那些勾心斗角、贪得无厌之徒的肮脏意识却高尚得多。这两句领起全篇，确定了全篇的基调。一“足”字，表达了词人对居住环境、生活的满足。
“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是对“万事足”的补充说明，字里行间透露出生活的甜美温馨。从一个侧面来写生活上的“足”。上句说同邻里的关系融洽，共同分享欢乐。“拄杖”，表明年老。估计词人这时，已是年过半百。“分社肉”，是当时仍存的古风，每当春社日和秋社日，四邻相聚，屠宰牲口以祭社神，然后分享祭社神的肉。据下文，这里所说的应是秋社分肉。下句说山园富有。李白《南陵叙别》有句云：“白酒初熟山中归，黄鸡啄麦秋正肥。”如此说富有，意近夸而不俗。因为饮酒是高人雅士的嗜好，所以新分到了社肉，又恰逢白酒刚刚酿成，岂不正好惬意地一醉方休吗？读了这两句，不禁使人想起王驾的《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下阕摄取一个情趣盎然的生活镜头直接入词，更使此词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东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这既有很强的情节性，又具强烈的行动性、连续性。可以设想，如果画家把这场面稍事勾勒、着色，就是一幅生气勃勃的农村风俗画；如果作家用散文把这场面和人物的活动记下来，又可成功为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小品。只是平常的几句话却具绘画的立体美，又具散文的情节美，稼轩运用语言文字功力娴熟，由此也可见一斑。下阕“书所见”，表现闲适的心情。“东风犁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藉“东风”点明时间是在秋天。“犁枣山园”，展现出庄园内的犁树和枣树上果实累累的景象，透露出词人对丰收的喜悦之情。“儿童偷把长竿”，是词人所见的一个场面，甚似特写镜头：一群儿童，正手握长长的竹竿在偷着扑打犁、枣。“偷”字极有趣味，使人仿佛看到了这群馋嘴的儿童，一边扑打着犁、枣，一边东张东望地提防随时准备拔腿逃跑。一个“偷”字，写出了贪嘴孩子的天真童趣和心虚胆怯、唯恐被人发现的神情。
“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反映词人对偷梨、枣的儿童们的保护、欣赏的态度。这两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甫《又呈吴郎》的“堂前扑枣任东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都是对扑打者采取保护的、关心的态度，不让他人干扰。然而两者却又有不同：杜甫是推已及人，出于对这“无食无儿一妇人”的同情。作者是在“万事人今足”的心态下，觉得这群顽皮的儿童有趣，要留着“老夫静处闲看”；杜甫表现出的是一颗善良的“仁”心，语言深沉，作者表现出的是一片万事足后的“闲”情，笔调轻快。一“闲”字，是指在“万事从今足”的心态下，作者觉得“偷梨枣”的儿童顽皮、有趣，展现出作者的悠闲；轻快笔调之中，透露出对当前生活的喜悦之情。一个“看”字，既有观看之意，又有看护之意，表现了诗人对“偷”梨和枣的儿童欣赏、爱护之情。
陆游乡居时曾说“身闲诗简淡”。作者的这首词，也是因“身闲”而“简淡”的。它通篇无奇字，无丽句，不用典故，不雕琢，如同家常语一样，而将主人公形象的神情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实在耐人寻味，这也正是它“简淡”的妙处。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
在歌咏其“武功”与“王业”以后，作者便又转到今日所见之现实：“人说当年，离宫筑向云根。烧烟一片氤氲，想香姜，古瓦犹存。”“人说”者，本地的“旅游向导”向我介绍也。他们说，别看这儿是一片怪石峥嵘（云根即指山石。《金壶字考》：“云触石而起，故石曰云根”），当年高欢的避暑宫却就建筑在这片山石之上！言外之意，明显含有着无限沧海桑田，今昔盛衰的唏嘘感慨。而离宫虽亡，天龙寺的香火却仍极盛；词人由此而联想开去：在那一片氤氲的烟气之下，想来也还剩有当年“香姜阁”（高欢在此曾建“香姜阁”、“冰井台”等建筑，据杨慎《升庵全集》卷六十八）的古瓦吧？这同样也是以寺庙的旺盛烟火与离宫的圮废已久，作一种今昔对比，表达出自己“思古之幽情”。随后又叹曰：一代之“人物”既逝，现今流传于人间的，就只有他的一曲绝唱——《敕勒歌》了！于是词人便十分激动地吟出了下面三句：“琵琶何处？听残《敕勒》，销尽英魂。”据史载，高欢与西魏在玉璧一战中曾经大败，士卒死者七万人，西魏人纷纷传说高欢中箭受了重伤。高欢为了振奋人心，用勉强坐帐，使斛律金歌唱《敕勒歌》，其辞曰：“敕勒歌，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高欢亲自和唱，哀感流涕，一时大家为之动容。因为此歌是用琵琶伴唱的，故而音调尤感悲怆。朱彝尊便以“琵琶何处”兴起，引出“听残《敕勒》”和“销尽英魂”的吊古之情来。其意是说，当年伴着琵琶高歌《敕勒歌》的“英灵”（指高欢）如今安在？只有这一曲《敕勒歌》还在至今流传人间！这其实还是在表现他缅怀斯人已逝、感叹其仅存遗韵的伤感意念和历史感慨。
下片续写这种“昔盛今衰”之感：“霜鹰自去，青雀空飞，画楼十二，冰井无痕。”里头也暗藏几个历史典故；“霜鹰”指高欢有次与刘贵、尉景等人射猎，放一白鹰（故曰“霜鹰”）。不料有一赤兔，奔入茅屋，鹰逐于后，结果被屋内之狗把鹰、兔全都咬死。高欢于是怒而射杀其狗。这里言“霜鹰自去”，即言其射猎之事已逝矣。“青雀”指当年高欢篡夺北魏政权前，民间有谚语曰：“可怜青雀子（暗喻魏帝清河王子），飞来邺城里，羽翮垂欲成，化作鹦鹉子（暗喻高欢）。”（以上关于高欢的史事，俱见《北齐书·神武帝纪》。）这里言“青雀空飞”，亦言其“王业”已泯灭也。“画楼十二，冰井无痕”则继言高欢专政之后，曾经建造了无数（十二言数量之多）亭台楼阁（其中即有“冰井台”，据讲大伏天中可于其中取藏冰），但而今却也无痕无迹了。这四句借着咏叹史事，目的还以抒发“英雄无觅”的历史感慨。
再下“春风袅娜，依其芳草罗裙”两句，是说岁月流驰，此地仍是春风春草，游女如云的游冶景象，这又与“画楼十二”作遥远的对照，以反复申方言其历史兴亡之叹。而最为令人伤感的更是结尾数句：“驱马斜阳，到鸣钟，佛火黄昏。伴残僧，千山万山，凉月松门”。这时，时间已转到斜阳西下，“佛火黄昏”的傍晚，满耳所听，唯闻佛寺晚钟；举目所望，唯见山月松门。是何景也，是何情也，词人那种一切皆归于“空”，一切皆归于“虚”的寂寥意念，便在这暮钟佛灯、残僧凉月的画面中，即淋漓尽致却又含蓄曲折地表露了出来。唐人诗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朱彝尊此词，也是一篇见“行宫”而说“玄宗”的怀古之词，不过它却比前者写得更其酣畅、更其感慨淋漓；特别是末尾的以“天龙寺”晚景作结，更易使人催生出深沉的“历史意识”与“宗教情绪”来。
这首诗的前两句诗概括了作者的处境，由此引出了后两句被迫出走他国的原因。这是一首十分巧妙的隐喻诗，全诗意象鲜明，隐喻深微。
《立木海上刻诗》是今存第一首完整的契丹人写的汉文诗，也是今存最早的辽代五言古绝。这一首诗的意思是，既然自己无力抵住他人的压迫，只好躲避。耶律倍本为皇太子，按说继皇帝位者应是自己，可帝位却偏偏落在自己的弟弟德光身上，德光不仅没有因哥哥之让位而厚待兄长，反而见疑兄长欲加害之，这就是“小山压大山”；而自己虽为兄长，但却无力对抗作为皇帝的弟弟，所以说“大山全无力”。两句诗概括了自己所处的地位，说明了自己走适他国的原因。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辽代诗歌》中指出：“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把契丹文与汉文融合在同一个比喻中，是一种很特殊的比兴手法，也是一首典型的中原文化与契丹文化融合的诗作。
此诗写自己在弟弟的猜忌、倾轧下走投无路的遭际，以及逃奔异国、亡命海外之时的悲凉凄楚的情怀，暴露了封建统治集团同根相煎、骨肉相残的现实。虽然它在艺术技法上尚欠火候，有些生硬、粗糙和平直，带有契丹人开始学习作汉语诗时尚欠成熟的痕迹，但仍不失为一首能体现契丹、汉文化碰撞交融、优势互补的佳作，有着独特的审美功能和当时其他汉语诗无法替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