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叙写作者听到雨打芭蕉叶时的精致细腻的感官品味,先听而后思,并连续运用象声叠词和排比博喻句式,将原本单调乏味的声音表达得顿挫扬抑,生动流畅。文章拟物模情,形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
从文章中很容易发现它以文字而造就的种种音乐效果,也可以透过全篇文字把握到被作者用心描绘的雨中芭蕉的典雅气质。然而,这篇两百字不到的小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那超越表层描述的哲学思考。
这是很让人迷惑不解的,像沈周这样一位对于事物的形体、色彩有敏锐感受的画家,何以面对葱绿的芭蕉,不是着意用他的眼,却是用他的耳去“听”这生命成长的节奏。而当他静心倾听那雨打芭蕉的渐沥声时,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蕉叶上晶莹的水珠,而是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芭蕉承雨有声,其声假之于雨;雨不集,蕉不虚,声无从起,因而声乃蕉雨相合之结果:蕉静雨动,动静相配以起声,等等。如果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特性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很快悟到这实际上是中国绘画重神似甚于重形似的基本理论在沈周身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正因为沈周是一位一流的中国画家,而不是普通的画匠,所以他面对熟悉的绘画对象——芭蕉,才不会古板地专注于它的形,而着眼于它的神,把雨打芭蕉的动人场景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听蕉记》,终究不是一篇高深的哲学论文,而是一曲富有思辩色彩的乐章。这乐章的形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尤为明显。当作者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四串叠用象声词来表现雨点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打在芭蕉叶上时,无疑可以感到一阵新鲜感。作为一位喜欢与僧侣交朋友而又生活于姑苏水乡的画家,沈周把这种声音同时比喻为如僧人在佛堂内同声诵经与如晚归的渔舟敲响梆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透过这种象声词的娴熟运用与生活化比喻的巧妙设置,也感到一点钱钟书先生所谓的“通感”在沈周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沈氏之所以对于声音的感受如此细致,或许与他对于形体与色彩的敏锐感觉颇有关联,亦未可知。
这是《浪淘沙》组诗的第七首,写的是八月十八钱塘江潮。
钱塘江,又称为浙江。江口呈喇叭状,海潮倒灌,形成著名的钱塘潮。钱塘潮以每年的夏历八月十八在海宁所见者为最壮观。潮水涌来之时,潮头壁立,波涛汹涌,有如万马奔腾,成为古往今来自然界的一大奇观。
此诗的首句“八月涛声吼地来”,写潮来之势,由远而近,以一个动词“吼”字,突出涛声逼近的感觉。第二句写潮势达到顶点时的壮观场面。悍湍的潮头,昂扬着数丈高的身躯,撞击著两岸的山崖。一、二两句,以“吼地来”和“触山回”相对照,描写出潮涨潮退的全过程,语气上的急转,更衬托出潮势的奔腾急遽。据《海宁县志·浙江潮略说》,钱塘江口有两座山,其南曰龛,其北曰赭,并峙于江海汇合之处,即所谓海门。第三句以“须臾”承接第二句,由开头的动境描写转入对潮去之后的静态描写。当潮水退出海门之后,呈现在诗人面前的是什么呢?汹涌的波涛以另一种形态展示出他的气概——波涛卷起沙堆似雪堆座座。文字表面上看已不是写潮水,实际上恰恰正紧扣起句“吼地来”,以潮去后留下的又一奇景,更衬托出八月潮吼地而来、触山打游的壮观场面。全诗不事雕琢,流走飞动,而又紧凑洗练,显示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