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赠人之作。诗中作者对徐干有德行、有才干却过着贫贱生活的状况，表现了极大的同情，且自惭引援不力，爱莫能助，并以朋友的身份对他提出了恳切的希望和慰勉，这发自内心的关切体现了友谊的真挚和深厚。
“惊风飘白日”这一发端突如其来，出人意外，是“陈思极工起调”的著名例句。在作者笔下，太阳落山这一常见景象被描绘得奇突不凡，就仿佛太阳不是自然下落而是忽然给惊风吹落似的，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纯客观的写景，而是景中包含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即他对时光奄忽、人生短暂的惊叹。用白日西驰的意象来表现光阴易逝在曹植诗中还有几例，如《箜篌引》中的“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名都篇》中的“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但因此诗是用在作品开头，又着一“忽然”加以形容，语气格外急切，感情格外强烈，因而格外精警动人，故被沈德潜称为“高唱’’。
接下来改用舒缓语调写夜空景色：“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新月和繁星交相辉映，美丽，恬静，极富诗情画意。这两句一则与黄昏日落相承接，同时为下文写夜游张本。但作者在写夜景之后并不即刻转入写夜游，而是插入了两句议论：“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以“志士’’和“小人’’对举，写出两种绝然不同的人生态度。这一议论看似突兀，实则与上文有紧密的内在联系，“营世业”和“亦不闲”正是时光飘忽、人生短促这一客观现实在“志士”和“小人”心中引起的不同反映。通过对乘时立功的“志士”和及时行乐的“小人”的一褒一贬，一方面高度赞扬了有志之士徐干，同时鲜明地体现出作者自己的人生理想，因为“戮力上圈，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正是曹植的毕生追求。这两句与《杂诗》（其六）中“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闲’’寓意相同，只是将“媮自闲”翻为“不闲”，便不仅具有讽刺意味，而且自然引出下文的夜游。
“聊且夜行游，游彼双阙间’’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句，从议论转入描写。“文昌郁云兴，迎风高中天。春鸠鸣飞栋，流猋激棂轩”四句，以夸张的笔法、工整的对仗、华美的辞采描绘了邺都宫观的巍峨壮丽，并且写得有声有色、动静相映。这一组景物描写充分显示出曹植诗”辞采华茂“及炼字造句的特色。作者着力突出宫阙之盛，自有其用意，是以此反衬下文徐干处境的困窘，正如黄节所说“鸠居殿观，际会风云，喻人才杂出，而干独甘贫贱也”（《曹子建诗注》）。
“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这四句写徐干衣食不周的窘境，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全三国文》无名氏《中论序》说他“疾稍沉笃，不堪王事，潜身穷巷，颐志保真。……环堵之墙，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为戚’’。作者不仅对这一处境表示同情，同时对他冀为世用而不得的内心情感也有着深厚的了解，所以接下来说：“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指出徐干所著《中论》等诗文是他慷慨悲愤感情的结晶。是什么原因使得徐干如此“贫贱’’而“有悲心’’呢？作者以卞和献璧的故事为喻，说徐干有才能却得不到重用自己是有过失的。“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便是用“宝”比喻徐干，用“和氏”自比。然而，人们从作者真诚的自责中感受到的只是他爱才、怜才的一片真情，“宝弃”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对这一点，作者自然是清楚的，只是不便明说罢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难言之隐。这两句表面上说徐干要等待知己的援引方才出任，而自己作为他的知己也并非不想加以推荐。言外之意是虽有爱才之心，惜无援才之力。并于反诘的语气中流露出他对当权者不用贤才的不满，也见出他自己的牢骚。作此诗时曹植虽未明显受到压抑，但亦无权柄，甚至无力引荐向他求助的朋友，一向爱护人才的他有此牢骚是可以理解的。
但曹植毕竟是建安时代的诗人，热衷用世的时代精种，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使他对前途充满乐观的信念，他坚信贤才必为世用，并以此安慰和鼓励他怀才不遇的朋友。“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玙璠美，积久德愈宣”这四句采用了营植所擅长的比喻手法，如用“良田”、“膏泽”比喻有才德的人；用“无晚岁”、“多丰年”比喻人才一定能出头，用“玙璠”比喻美德。意思是说有才德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时间愈久则美德也愈显著。这形象生动而富有哲理的诗句表达了作者对徐干的无比信任和满腔热情。结末“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是说知交的责任在于互相勉励，所以自己赠诗除了敦劝已别无可说。对友人的期待，自己的无能为力，种种复杂的感情，尽在此不言之中。
这首诗熔写景、议论、抒情于一炉，层层有序而又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对友人徐干的赞扬、同情、安慰和鼓励。钟嵘《诗品》评曹植诗说，“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于此诗可见一斑。
与柳宗元相比，刘禹锡就荣幸得多。他二人虽同时遭贬，但柳宗元生性沉郁，而刘禹锡则生性达观。柳宗元多病，刘禹锡康健。苏东坡评柳宗元“发纤浓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而刘禹锡在此，则还多了一团生机和气。所以柳宗元年仅四十七而逝，刘禹锡则寿高七十余，比白居易略差一点。柳宗元也没有如刘、白二人，得以交圭峰宗密大师这样佛教中的泰山北斗，也不如李翱那样得以结交药山唯俨这样的禅林宗匠。这是刘禹锡在安徽和州当太守时送别圭峰大师时所作的诗，并以此诗作为“介绍信”，介绍给白居易。圭峰大师与刘禹锡、白居易还有一段交往，的确是鲜为人知。
“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忘却言。”这里，刘禹锡盛赞圭峰大师累世修行，得到了极高的智慧。在释迦牟尼佛的众多弟子中，阿难尊者号称“多闻”第一，所有的佛经，都是经他背诵出来的。圭峰大师是华严宗的五祖，对佛教理论在当时是天下独步。同时圭峰大师还是禅宗荷泽宗的第五代祖师。这两重崇高的地位和卓绝的修行，当然堪称“多闻第一”又“忘却言”了。
“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这里“七祖”指六祖大师的弟子荷泽神会禅师。因神会禅师的努力，南禅击败了北禅，确立了六祖的地位，而他也在后来被唐德宗“钦封”为“七祖”。“便门”是方便法门的简称。禅宗讲“教外别传”，对“三乘”教法不那么看重，而注重“直指人心”的方便法门。
“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圭峰大师曾一度离开陕西卢县草堂寺到江南游历。自从隋炀帝开大运河以来，经洛阳汴河，在泗州入淮河，又经淮安、扬州入长江。故舟行极为方便。圭峰大师此行当在刘禹锡任和州刺史的太和（唐文宗年号，827—836）年间。长安到江南称“东泛”，再回长安自然为“西归”了。草堂寺为姚秦时鸠摩罗什大师译经故地，现今仍为中国佛教祖庭之一，地处终南山北麓。
“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白居易以侍郎身分，居河南府尹，地位极高，信佛之诚，又超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白居易还与圭峰师叔洛阳神照禅师熟识，圭峰大师在洛阳与白居易相会，想必就更加热闹了。一起谈佛论禅，必然相契。
此诗以极其精练的手法，高度浓缩了战争的悲剧性。前两句叙述了发生在桑乾河北的夜战情况；后两句叙述远在家乡的亲人，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已死于战争，依然来信寄物，烘托出浓烈的悲剧气氛。全诗话句精练、构思巧妙、境界悲壮、意蕴深沉，委婉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谴责和对士兵及其家属的同情。
“夜战桑乾北，秦兵半不归。”前两句仅用十个字描写了发生在桑乾河北的夜战。这次夜战的结果，使得半数左右的战士再没有回来。这种情形是战争年代很普通、也很真实的悲剧。此诗仅用纯客观的叙事，真实地反映一场战争。表面看来，作者对此战争未附以感情色彩，但从他描写战争造成的惨重伤亡看，他是十分同情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是不赞成这场战争的。
另外，诗人说的是桑乾河“北”而非“南”。倘若是在河的南岸作战，那主要是防守；如今却打到了河的北岸，那就是主动方了。主动出击而被打败，其责任在于攻方的决策者、指挥者。这便给与了上层统治者无声的批评。由于作者许浑生活在中唐时代，唐朝已日益走下坡路，边塞诗多染上了时代的感伤情绪。此诗基调是凄婉、哀伤的。
唐代诗人写边塞战争，一般习惯于以“汉”代“唐”，但许浑在这里用了“秦”，主要原因是考虑到用“汉”在音律方面犯了“孤平”。从另一方面，将唐王朝比做“暴秦”，或许也折射出对统治者的不满。
“朝来有乡信，犹自寄寒衣。”这两句运用“以一总万”的手法，在成千上万的牺牲者中挑出某一位战士，写在他牺牲的次日早晨有家信寄来，信中告诉他御寒的衣服已经寄出。
上半首简单叙述了一次惨重的边塞战争，下半首说战士的家人来信寄冬衣的事。都不是什么特殊的内容，勾勒得也非常简单平实，但这两个场面紧密地安排在一起却产生了强烈的效果：一夜之隔，顿成阴阳之隔。仅仅差了一个晚上，寄给战士的家信战士再也看不到；信中说缝制的御寒衣服也已寄出，可是再没有人收取它了。此时此刻，阵亡的战士其尸骨抛掷在昨夜的战场，再也不需要寒衣，再也不会感受到亲人的眷念之情了，而家人却仍翘首以待，等待他的回信，等待他报以平安，等待他某一天从战场归来……悲剧效果就这样由于结构安排而产生。犹如电影中的蒙太奇，死亡与等待在同一个时间里交叠，让观者陷入思考，对牺牲者和家属寄予深刻的同情，同时批评残酷的战争。
这首诗诗人不发任何议论，而倾向性却从作者提炼出来的典型事件上自然地流露出来，短小中见深刻。艺术风格显得自然、平淡、质朴。但平淡并不浅露，思想深刻，耐人寻味，又能平中见奇，善作苦语，奇警动人。
这是一场遭到惨重失败的战役。杜甫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四泽唐军如何溃散，乃至横尸郊野，而是第一句就用了郑重的笔墨大书这一场悲剧事件的时间、牺牲者的籍贯和身份。这就显得庄严，使“十郡良家子”给人一种重于泰山的感觉。因而，第二句“血作陈陶泽中水”，便叫人痛心，乃至目不忍睹。这一开头，把唐军的死，写得很沉重。
至于下面“野旷天清无战声，四泽义军同日死”两句，不是说人死了，野外没有声息了，而是写诗人的主观感受。是说战罢以后，原野显得格外空旷，天空显得清虚，天地间肃穆得连一点声息也没有，好像天地也在沉重哀悼“四泽义军同日死”这样一个悲惨事件，渲染“天地同悲”的气氛和感受。
诗的后四句，从陈陶斜战场掉转笔来写长安。写了两种人，一是胡兵，一是长安人民。“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两句活现出叛军得志骄横之态。胡兵想靠血与火，把一切都置于其铁蹄之下，但这是怎么也办不到的，读者于无声处可以感到长安在震荡。人民抑制不住心底的悲伤，他们北向而哭，向着陈陶战场，向着肃宗所在的彭原方向啼哭，更加渴望官军收复长安。一“哭”一“望”，而且中间着一“更”字，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情绪。
陈陶之战伤亡是惨重的，但是杜甫从战士的牺牲中，从宇宙的沉默气氛中，从人民流泪的悼念，从他们悲哀的心底上仍然发现并写出了悲壮的美。它能给人们以力量，鼓舞人民为讨平叛乱而继续斗争。
从这首诗的写作，说明杜甫没有客观主义地展览伤痕，而是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他根据战争的正义性质，写出了人民的感情和愿望，表现出他在创作思想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