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惜黄金贵，能为身重轻。
一生不识君王面，不是丹青谁引荐。
空将艳质恼君怀，何似当时不相见。
君王幸顾苦不早，不及春风与秋草。
却羡苏郎男子身，犹能仗节长安道。
休翻胡语入汉宫，只恐伶人如画工。
画工形貌尚可改，何况依稀曲调中。
莫惜黄金贵，能为身重轻。
一生不识君王面，不是丹青谁引荐。
空将艳质恼君怀，何似当时不相见。
君王幸顾苦不早，不及春风与秋草。
却羡苏郎男子身，犹能仗节长安道。
休翻胡语入汉宫，只恐伶人如画工。
画工形貌尚可改，何况依稀曲调中。
这篇赋先写贵介公子的自以为清醒，在叙述作者的生平和志向，然后写贵介公子对作者醉酒独醒的不完全赞同，最后写二人淡然相对，不知谁醉谁醒。全赋议论纵横而不板滞，描写生动而富于形象，句式以短句为主，长句与短句、骈句与散句结合自然。
作者在赋中写道，贵介公子以冰玉之身委于糟丘，度越醉乡。没有丝毫现实生活的砥砺，却自诩“吾门如市，吾心如水”，过着悠然自得、从容闲适的生活，自以为清醒得很、清高得很。而作者作为一位爱国者、一位狂士，一生奔波，却累遭困踬，饱尝辛酸而不得不醉。他“少而桑蓬，有志四方。东上会稽，南窥衡湘，西登岷峨之巅，北游烂漫乎荆襄。悠悠风尘，随举子以自呜。上皇帝之书，客诸侯之门……半生江湖，流落龃龉。”在这种日暮穷途的状况下， 才 “始寄于酒以自适”，不得不醉。至于“痛饮而谈《离骚》，白眼仰卧而看天”，“起舞捋须，不逊骂坐，芥视天下之士”等等行为，乃是在黑暗现实中知音难觅、理想难达的愤懑的抒发。其后的“汩没于是非者始真是；出入于善恶者始真善”数语，尤为作者深刻的经验之谈。最后贵介公子对作者的醉酒独醒，虽不能完全赞同，却不得不承认“先生舌虽澜翻而言有条理，胸次磊落而论不讹杂”。于是二人又取酒对酌，开怀畅饮，及至相对言志，不知其孰为醉，孰为醒。
全赋议论纵横而不板滞，描写生动而富于形象，把叙事和议论，抒情和言志自然融为一体，表现了作者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求任杳然，隐游难忍的矛盾心情，指明那些自诩清醒的贵胄子弟实则处于昏醉糊涂之中。句式以短句为主，长句与短句、骈句与散句结合自然，达到了说理抒情的极致。写法上明显地受苏轼《前赤壁赋》的影响，体现了宋文议论化的倾向。
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全诗共六句三十字，采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临行前缝衣的场景，凸显并歌颂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表达了诗人对母爱的感激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与尊敬之情。此诗情感真挚自然，虽无藻绘与雕饰，然而清新流畅，淳朴素淡的语言中蕴含着浓郁醇美的诗味，千百年来广为传诵。
开头两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用“线”与“衣”两件极常见的东西将“慈母”与“游子”紧紧联系在一起，写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感情。三、四句“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通过慈母为游子赶 制出门衣服的动作和心理的刻画，深化这种骨肉之情。母亲千针万线“密密缝”是因为怕儿子“迟迟”难归。伟大的母爱正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自然地流露出来。前面四句采用白描手法，不作任何修饰，但慈母的形象真切感人。
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作者直抒胸臆，对母爱作尽情的讴歌。这两句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儿女像区区小草，母爱如春天阳光。儿女怎能报答母爱于万一呢？悬绝的对比，形象的比喻，寄托着赤子对慈母发自肺腑的爱。
这首诗艺术地再现了人所共感的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所以千百年来赢得了无数读者强烈的共鸣。直到清朝，溧阳有两位诗人又吟出了这样的诗句：“父书空满筐，母线萦我襦”（史骐生《写怀》），“向来多少泪，都染手缝衣”（彭桂《建初弟来都省亲喜极有感》），足见此诗给后人的深刻印象。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