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翁失马》通过一个循环往复的极富戏剧性故事，阐述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如果单从哲学角度去看，这则寓言启发人们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去看问题：身处逆境不消沉，树立“柳暗花明”的乐观信念；身处顺境不迷醉，保持“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从寓言本身包含的思想倾向来看，存在与主流思想不和谐的因素：“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胡人大举入侵，国难当头，青壮年都拿起武器去打仗了，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足见战争之惨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善术者”父子没有尽匹夫之责，倒是“以跛之故”保全了性命。
问题不在于“父子”是否上战场，毕竟年老和腿瘸的客观现实给了他们没上战场的理由。问题的关键是作者把“父子”因为没有上战场而保全了性命当做了莫大的“福”分，并为之而庆幸。这与培养爱国主义感情、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的要求很不一致。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善术者”因为腿被摔瘸了而没有为国尽力，理当感到遗憾甚至惭愧，特别是在有那么多战死者的情况下，作为苟活者，应该感到内疚甚至耻辱才是。但“父子”没有，他们只是庆幸，庆幸“堕而折其髀”的灾祸，庆幸逃脱了去战场捐躯”，庆幸继续活下去的福气。
这里没办法去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毕竟只是一则寓言，是为了诠释一个道理而演绎的故事。如果单从祸福相互转化的关系去看，对这则寓言不能有什么非议。但既然选入了中国的学生教材，就应该特别在乎是否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了。
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塞翁失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无论遇到福还是祸，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观察问题，要考虑到事物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变化。
《乌衣巷》这是唐朝诗人刘禹锡感慨藏而不露，寄物咏怀的名篇，是组诗《金陵五题》中的一篇。诗人此前尚未到过金陵，始终对金陵怀着憧憬，正好有友人将自己写的五首咏金陵古迹诗给他看，他便乘兴和了五首。乌衣巷原是六朝贵族居住的地方，最为繁华，如今有名的朱雀桥边竟长满野草，乌衣巷口也不见车马出入，只有夕阳斜照在昔日的深墙上。
首句“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桥横跨南京秦淮河上，是由市中心通往乌衣巷的必经之路。桥同河南岸的乌衣巷，不仅地点相邻，历史上也有瓜葛。东晋时，乌衣巷是高门士族的聚居区，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都住在这里。旧日桥上装饰着两只铜雀的重楼，就是谢安所建。在字面上，朱雀桥又同乌衣巷偶对天成。用朱雀桥来勾画乌衣巷的环境，既符合地理的真实，又能造成对仗的美感，还可以唤起有关的历史联想，是“一石三鸟”的选择。句中引人注目的是桥边丛生的野草和野花。草长花开，表明时当春季。“草花”前面按上一个“野”字，这就给景色增添了荒僻的气象。再加上这些野草野花是滋蔓在一向行旅繁忙的朱雀桥畔，这就使我们想到其中可能包含深意。
记得作者在“万户千门成野草”（《台城》）的诗句中，就曾用“野草”象征衰败。现在，在这首诗中，这样突出“野草花”，不正是表明，昔日车水马龙的朱雀桥，今天已经荒凉冷落了吗！
第二句“乌衣巷口夕阳斜”，表现出乌衣巷不仅是映衬在败落凄凉的古桥的背景之下，而且还呈现在斜阳的残照之中。句中作“斜照”解的“斜”字，同上句中作“开花”解的“花”字相对应，全用作动词，它们都写出了景物的动态。“夕阳”，这西下的落日，再点上一个“斜”字，便突出了日薄西山的惨淡情景。本来，鼎盛时代的乌衣巷口，应该是衣冠来往、车马喧阗的。而现在，作者却用一抹斜晖，使乌衣巷完全笼罩在寂寥、惨淡的氛围之中。
经过环境的烘托、气氛的渲染之后，按说，似乎该转入正面描写乌衣巷的变化，抒发作者的感慨了。但作者没有采用过于浅露的写法，诸如，“乌衣巷在何人住，回首令人忆谢家”（孙元宴《咏乌衣巷》）、“无处可寻王谢宅，落花啼鸟秣陵春”（无名氏）之类；而是继续借助对景物的描绘，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出人意料地忽然把笔触转向了乌衣巷上空正在就巢的飞燕，让人们沿着燕子飞行的去向去辨认，如今的乌衣巷里已经居住着普通的百姓人家了。
为了使读者明白无误地领会诗人的意图，作者特地指出，而今这些飞入普通老百姓家筑巢的燕子，以往却是栖息在王导、谢安两家权门高大厅堂的檐檩之上的旧燕。“旧时”两个字，赋予燕子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寻常”两个字，又特别强调了今日的老百姓是多么不同于往昔。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作者对这一变化发出的沧海桑田的无限感慨。飞燕形象的设计，好像信手拈来，实际上凝聚着作者的艺术匠心和丰富的想象力。晋傅咸《燕赋序》说：“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年故复来者。其将逝，剪爪识之。其后果至焉。”当然生活中，即使是寿命极长的燕子也不可能是四百年前“王谢堂前”的老燕。但是作者抓住了燕子作为候鸟有栖息旧巢的特点，这就足以唤起读者的想象，暗示出乌衣巷昔日的繁荣，起到了突出今昔对比的作用。《乌衣巷》在艺术表现上集中描绘乌衣巷的现况；对它的过去，仅仅巧妙地略加暗示。诗人的感慨更是藏而不露，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因此它虽然景物寻常，语言浅显，却有一种蕴藉含蓄之美，使人读起来余味无穷。
这首诗写诗人对盛衰兴败的深沉感慨。朱雀桥和乌衣巷依然如故，但野草丛生，夕阳已斜。荒凉的景象，已经暗含了诗人对荣枯兴衰的敏感体验。后二句藉燕子的栖巢，表达作者对世事沧桑、盛衰变化的慨叹，用笔尤为曲折。此诗为刘禹锡著名的咏史诗《金陵五题》中的第二首。
袁枚是“性灵说”的倡导者，主张为文要有“真情”。其文别具特色，善于描写景物，叙事记人。
祭文通常有固定的格式，其内容和形式都容易公式化，为后人传诵的不多。但袁枚的《祭妹文》却不拘格式，写得情真意切，生动感人，为后人传诵。
袁素文名机，素文是她的字，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生。她容貌出众，“最是风华质，还兼窈窕姿”，“端丽为女兄弟冠”，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袁素文又“幼好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因此很会作诗。在她未满一周岁时，其父曾仗义救助亡友衡阳县令高清的妻儿，为高清平反了其生前一起因库亏而入狱的冤案。高清的胞弟高八为此感激涕零，表示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若系男儿，就与袁素文婚配，以示报答袁家大恩。不久高八生了个儿子，于是送来金锁作为聘礼，这场指腹婚事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可是当双方成年后，男方却只字不提嫁娶之事，直到1742年（乾隆七年）袁素文二十三岁时，高八突然捎来书信说，因为儿子有病不宜结婚，希望解除婚约。由于袁素文自幼深受封建礼教毒害，“一闻婚早定，万死誓相随”，所以听到男方要解除婚约，就手持金锁哭泣不止，终日绝食。不久高八病死，高清的儿子高继祖特来说明真相，原来高八之子高绎祖并非有病，而是“有禽兽行”，并且屡教不改，其父怕以怨报德，才托言儿子有病解约。可是袁素文为了固守旧礼教的“一念之贞”，竟不顾日后痛苦，仍坚持嫁给高八之子，一时被誉为所谓“贞妇”。
袁家家境虽然一般，但因为家学渊源，注重读书，请了教师在家指导袁枚，对待女儿也一样，所以素文自幼随哥哥上课。她很喜爱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很会作诗，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她容貌出众，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尤其是她的脾性温柔，待人贤淑有礼，是出名的淑女。
二十五岁时，才貌双全的素文嫁到了如皋高家。婚后，素文孝敬公婆，深得公婆喜爱。可是高八之子绎祖，个头矮小，驼背斜眼，长相十分丑陋，而且品行极为恶劣。他性情暴戾，行为轻佻，整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看到书卷就发怒，把她的诗稿烧毁，不准妻子读书和做针线，袁素文从此不再敢作诗，也不敢缝纫。他为了外出嫖妓，卖尽家产后又向袁素文逼索嫁妆，不答应就拳打脚踢，有时还用火烧灼袁素文，婆婆前来救护，他连母亲一起殴打，甚至把他母亲的牙齿都打下来了。就这样的虐待，素文还是一一忍受下来，在高家委曲求全，恪守妇道。后来，高绎祖聚赌输了很多钱，竟要卖掉袁素文抵债。她被逼无奈，逃到尼姑庵，看到无路可走了，才请人通知了娘家。袁父接到书信，心痛欲裂，当即赶到如皋告到官府，判决离婚后，他把女儿和她的女儿阿印领回了杭州老家。那年素文二十九岁，结婚才不过四年。
袁素文回到娘家以后，一方面悉心侍奉父母兄长，另一方面还惦念着婆母，经常寄赠衣食问安。三年后袁枚定居南京随园，素文也随着全家一起迁徙。由于婚姻极不美满，心灵上受到的创伤，她除了读书作诗自我安慰外，终日都闷闷不乐，生了病也不愿求医，终于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病死，年仅39岁。
袁枚在《哭三妹五十韵》里写道：“彩凤从鸦逐，红兰受雪欺。”“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
袁素文这位贤淑的才女，由于受封建礼教毒害太深，所以导致了这场催人下泪的婚姻悲剧。她从“淑女”到“贤妇”，结果却差一点成了被卖掉的“弃妇”，并因此过早离开人世，这是与她自幼深受封建礼教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袁枚作为她的兄长，也看出了这一点。他在《祭妹文》中说：“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这种无可奈何的叹息，正是一种既沉痛又委婉的控诉。 袁素文留在人间的，除了一个悲婉的故事，还有就是一本著作《素文女子遗稿》。
《祭妹文》构思精巧，别巨匠心，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从素文墓地入笔到病根祸源的交代，从野外同捉蟋蟀到书斋共读诗经，从胞妹送哥眼泪流到把盏喜迎兄长归，从离家出嫁到中道归返，从侍奉母亲以示其德到关爱长兄以显其情，从素文之死到后事料理，情节层层推进，感情波起浪涌，叙事历历可见，抒情句句见心，文情并茂，浑然一体。
文章起笔交待亡妹所葬之地、祭奠时间，祭者身份等，紧接着“呜呼”一转，直呼亡妹，为全文奠定了凄切哀婉的悲怆基调。接着，简洁叙述妹妹的死因：“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意为素文早亡其根源是少年时常听先生授经，“爱听古人节义事”，说明是封建诗书的腐朽观念侵害了素文，使她饱受苦难，英年早逝。
接下来，作者追忆与素文共度的难忘时光。童年相伴读书，“差肩而坐”，温馨之情溢于言表；同捉蟋蟀，同葬蟋蟀，则体现了妹妹性情温厚善良。其描述真实生动，一个天真活泼善良的孩童突现于眼前。这原本不为奇，妙就妙在作者把追忆与现实联系起来，当年兄妹同葬蟋蟀，后来孤兄独葬亡妹，物换星移，昨是今非，让作者潸然泪下。年长些时，袁枚远行广西，妹妹不忍哥哥分离，掎裳拽衣，放声大哭。当年有妹送兄行，后来唯独兄送妹归，令作者十分伤痛。袁枚考中进士，衣锦还家，妹妹惊喜万分，扶案而出，家人瞠视而笑。妹妹为哥哥中考得官而欣喜之情，和盘托出，手足之情可见一斑。往日种种琐事，历历如在作者眼前。“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几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时光不可倒流，昔日也不再重来了。
随后，记妹妹归返母家的种种情形：服侍母亲；治办文墨；袁枚染病在床，妹妹终宵刺探，还想方设法让哥哥高兴，兄妹感情深厚。
而后，记妹妹病危和亡逝的情况。素文病入膏肓，大限将至，但不让人给哥哥报信，以宽兄长之心。忍死待兄归，然而终等不及哥哥归来含憾而终，死不瞑目。“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祥，飞舟渡江。”袁枚已预感不祥，急赶归家，在妹妹逝去几小时后才赶到家中，其时素文四肢尚温，却未能与妹妹说上一句心中话，只怪自己轻信医言，远吊扬州，自责之情溢于言表。一句“呜呼痛哉”，把对亡妹的思念、同情、内疚、哀痛统统浓缩在伤心欲绝的悲叹中。
最后，简述妹妹亡后料理事宜。并随感而发：“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末段，作者把视线拉回到眼前，回到祭奠的暮地。“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逝者已逝，生者十分凄切哀伤。“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对妹妹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袁枚将整篇文章写得有灵性又不事雕琢。作者在回忆童年与妹妹同度的琐事时，信手拈来，清灵隽妙；悲悼亲人的遽然长逝时，又字字玑珠，句句血泪，真挚动人，感人肺腑。他在叙事中寄寓哀痛，行文中饱含真情，同时还穿插些许景物描绘，从而使痛惜、哀伤、悔恨、无可奈何之情有机地揉和在一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如果把此诗看成是一首痛惜贤臣遭受迫害斥逐的诗，那么，首章写那位遭受迫害斥逐的贤臣，他头戴素冠，身体瘦瘠赢弱，忧心忡忡，由外在形貌而及内心活动，将人物形象逐渐展现出来，颇有屈子行吟泽畔，“形容枯槁，颜色憔悴”的意味，带有浓厚的悲剧气氛。第二、三两章，首句仍写“棘人”服饰，前章“素冠”与此“素衣”、“素韠”由上而下地描绘出“棘人”全身服饰，“素”字使人想见贤臣清白高洁的形象。第二句“我心伤悲”云云，直抒诗人情愫。第三句“同归”、“如一”云云，表明诗人的意愿，思想情感较之“伤悲”、“蕴结”又进了一层。全诗人物形象鲜明，诗人情感深厚，每句均以语气词“兮”字煞尾，悲音缭绕，不绝于耳。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当贤臣遭受迫害斥逐之时，诗人毫无避忌之心，明确表示自己的同情心和与之同归的态度，此种精神难能可贵，于世情友道颇有教益。则诗人亦为贞良之士，可知也。
此诗从第一章写素冠、第二章写素衣，第三章进一步转入素色蔽膝，自上而下，一路写来，诗人所遇君子全身素裹，洁白的装束，素朴的品德，令人见之肃然起敬。
如果把此诗看成爱情诗，那么，每章首句就是以服饰代人，表示急切希望见到对方，次句诉说因见不到而忧思悲伤，末句说愿永结同心。
这首小令以为民时的矛盾心理着笔，一连引出四个历史人物—屈原、伍子胥、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告诫人们切不可为官，当官必遭殃，还是像陶渊明那样过隐居生活为好。全曲不事雕琢，质朴而明畅，和谐而豪爽。
曲中作者慨叹仕途的险恶，表达了毅然隐居、远祸全身的愉快心情。此曲先写自己辞官前后的思想活动，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接着纵观往古，列举历史上居官得祸的例子，对屈原、伍员、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满腔的同情，同时借古喻今，说明官场丝毫不值得留恋。最后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典故，表明自己要像陶渊明那样安贫乐道，不慕荣利，彻底与官场决裂。
前三句开门见山，写出自己辞官前后的思想活动。“在官时只说闲”，说明时刻考虑辞官，而且这个念头早就萌发了。虽然归隐是出于无可奈何，其实他并没有忘却世情，一旦退居之后，对官场的留恋之情便油然而生。作者虽处在这样极为矛盾的心理状态中，但是在别人面前，还要故作镇静，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曲文开头，仅用寥寥几笔，就真实地把他当时的复杂心情表现出来，使人感到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为了得到从矛盾中解脱、求得心灵上的闲适恬静答案，作者纵观往古，从中寻找。他列举出历史上居官得祸的例子：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干休了丞相。“这里用了两组对仗工整而又有变化的合璧对偶句子，对屈原、伍员、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满腔的同情，同时也借古喻今，揭露了仕途的险恶。从而催人猛省：官场丝毫不值得留恋。最后两句通过对比，既总结了上文，又表示隐居不出的决心。“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颇含哲理，耐人寻味。下句中的“五柳庄”，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典故：陶渊明归隐后，门前种五株柳树，并以五柳先生自况。后遂用“五柳”等喻称归隐、隐居，亦借以形容环境幽雅，隐居闲适。这里表明张养浩自已要像陶潜那样安贫乐道，不慕荣利，彻底与官场决裂。至此，作者才像冲破樊笼的鸟儿，显得逍遥自在，自豪和愉快。
这是一首带过曲，由两支小令组成，前五句为《沽美酒》，后八句是《太平令》，一韵到底，浑然一体，不露斧凿痕迹。曲词不事雕琢，质朴而明畅。全篇句式，参差中见整饬，整齐中又有变化，再加上句句押韵，构成和谐而豪迈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