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第一、二句为第一层。
首句画出了一幅凄美的“千里暮春图”，把读者带入了一片充满悲哀的广阔空间；第二句“故国春心断”的“春心”，是被春景所引发的一种美好的意愿。不过要注意“春心”这个词，古人常常把它和“伤”、“损”一类的词连用，更是充满了理想幻灭的悲伤与迷惘。这两句直白悲凉心境，其中流露着一种深深的眷恋之心和幻灭之感。
上片第三、四句为第二层。
此两句就写出了这样一幅开阔雄豪的画面。不过应该注意到：结合开头两句来看，这幅画面应该不是眼前所见，而是故乡夜潮景象在作者心中的留影。它在开阔中有苍凉，雄豪中有孤寂，奔放中有执著，而且还叠加了一个复仇幽灵的幻象，因此并不完全是现实的再现，而是心灵对现实景象的折射。那月下的海面和潮头的幽灵已经有一种悲壮之美，而“依旧”的百折不挠又有一种誓不屈服之意。这两句以一种开阔豪放之致使这首词从低回走向高昂，为开拓下片作引线。“皑”、“来”相叶，“月”与“夜潮”相应，有境界。
下片第一、二句为第三层。
这两句宜视为午夜心潮澎湃的内容，主观上对山川、人物的看法。所谓“山川城郭都非故”，只能是王氏感情激动的叹息；王氏认定，人世间人情陡变，有反清的思潮涌起。“故”、“误”相叶，使所抒之情进一步展开。
下片第三、四句为四层——结束语。
“人间孤愤最难平”，是全词抒情的顶点，其内涵指其他人倾向于革命，而作者却着意维护满清。作者从拥戴满清看问题，那是他所谓的“国是”。他愤恨时代潮流前进，因而他只能向隅而泣。末句视为疑问句，自有无穷感慨在内。钱塘江潮落又潮生，是永恒的，王氏为“国是”忧心如焚。“平”、“生”相叶，也正道王氏平生的心潮。
这是诗人登沧浪亭怀念朋友之作。一开始就出现了诗人孤独寂寞的形象。他在园中独步觉得无聊，正是因为友人离去产生了一种若有所失的空虚之感。继而登高四望，则属于寻觅怅望，自我排遣。由于心境寂寥，望中的景色也偏于清冷。霜林自红，而说秋色入林，在拟人化的同时，着重强调了秋色已深。竹色至秋依然青翠，而日光穿过其间，更显得玲珑。林红竹翠，本来正宜会集朋友把酒吟诗，但酒友离散，如同秋风中的燕子；诗社亦已凋零，正像霜后梧桐。颈联两句写景，比兴意味很重，零落的秋景中带有人事象征，因而自然地过渡到末联，引起诗人惋惜聚散匆匆，慨叹无人伴其醉吟。
诗题为“怀贯之”，篇中并没有出现“怀”的字样，但从诗人长吟远慕的情绪和行动中，却表现出对友人的强烈、深沉的怀念。诗中友人虽未出面，而处处让人感到他的存在，时时牵绕着诗人的感情和思绪。那危台，那林木，那翠竹，都曾经是作者和友人登览、吟咏的对象，其间都如同留有友人的一点什么，却又无可寻觅，反而触景兴慨。这样从诗人怅惘的状态和表现中，便把萦绕在心头难以排遣的怀念之情表现得非常深入切至。
怀念人的诗，格调上一般以低回婉转容易取得成功，但此诗气格却颇显高远。开头独步无聊、危台四望，就有一种超迈迥拔之气。所写的红叶、秋桐等秋景，也是以清幽萧疏的基调，反映着人的情绪。诗中说友人是“暂来径往”，从字面上来看，他离别的当儿也没有那种依依之情。诗人的怀念属于更深沉、更内在的一种类型。而这，在艺术上更难于表现一些。
此文通过对柳侯柳州实政、柳民之言的描写明说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变为神。暗言柳侯大材不为世用，替死者发泄不平。全文意韵沉郁，情韵不匮，结构层见叠出，逻辑清晰。
此文非铭罗池神之文，而是吊柳宗元之篇。先追叙柳侯柳州实政，再记柳民口述，表明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变为神。作者继承孔子宗旨，不语怪神，反对迷信，而为文称颂神灵者，是痛惜柳侯大材不为世用，替死者发泄不平而已。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全文意韵沉郁，情韵不匮，是文章第一妙境，与韩文雄奇浑厚风格略异；而其迎送神诗，又和屈原风格相近，足见作者取精用宏、不主一格的文风。
同时此文也有几点巧妙之处，其一文风奇，以宗元文风写宗元之事。韩愈这篇文章在风格上完全模仿宗元的文风，如同他为孟郊、樊绍述等人所作的墓志铭那样，用其人文风写其人之事，读之令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而且体现出作者“既陶铸古人。又陶铸今人，取他人之长，成一家之言”的“取精用宏”作风。
二是评论巧，极力抒发对宗元“不为世用”的不平。作者在文章中用宗元在南方“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以食其土”，“柳民皆悦喜”等语。与“北方之人，为侯是非”相对照，既表达了作者的感慨，又抨击了中唐的腐败政治，可谓借物抒怀、寓意深刻。
三是叙述妙，文章层见叠出，逻辑清晰。如文中为宗元立庙的叙述，先借宗元之口说出“明年吾将死，死后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作为辅垫；接着用宗元神灵显圣，托梦部属，使立庙成行；然后在庙成大祭时，以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即死，表明宗元“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以食其土”的灵气，给人以顺理成章之感。
此诗风格上具有作者青壮年时期诗词那种豪气张扬、气势雄浑的一贯特点而且表现了他在艰辛探索中急切进取的伟大政治家情怀。
这首诗抒怀明志。借典咏史，抒发诗人报效祖国、改造社会的豪情壮志，同时歌颂新中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伟大事业，寄托对祖国未来的殷殷期望。
首联以诗人到历史名城洪都之行起兴，引发思古之情，藉以通过“祖生击楫”典故的运用，表达坚持革命事业的信念。
颔联生动形象地对诗人大半生的革命生涯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久听南天雨”即是诗人对自己在南方经历种种急风暴雨革命斗争经历的回忆。“曾挥北地鞭”同样是诗人对自己在北方几十年戎马生涯的一种概括总结。可以说，诗人在首联和颔联引用祖逖北伐和祖逖、刘琨闻鸡起舞的典故，意为表现对以往革命斗争的回顾、歌颂之情和表达继续革命的雄心壮志。
颈联以对比的手法表现诗人对祖国新天地与光明前途的瞻望。诗人自己虽然老了，但是祖国却“彩云长在有新天”。尾联是说革命自有后来人，一代更比一代强，表达了诗人对革命接班人的殷切期望与热情激励。全诗意蕴深长，用典恰当，气势豪迈，格调昂扬。
【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舍，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