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百六十五。下面是安徽大学文学院术研究带头人、安徽大学古籍整理汉语言文字研究所顾问马君骅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小诗主要写景，而情隐景中，驱遣景物形象，传达了怀乡、思友的感情。在暮春三月的晴江之上，诗人仰视，有落日与绮霞；遥望，有远山如眉黛；俯察，有青青的芳草。这些物态，高低远近，错落有致。情，就从中生发出来。
首句炼在“低”字。在生活中可观察到，日低时才见晚霞，日愈落下，霞的位置亦愈低，就是“落霞”。一个“低”字写出此刻晚日沉沉，含山欲坠；落霞经晚日的金光从下面映射，更显得色彩斑斓，极为绮丽。晚日与绮霞，两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次句“远”字传神。青山一抹，宛如美人画眉的翠黛。这一美景，全从“远”字得来。近处看山，便非这种色调。
第三句“青”字最见匠心。这里“春”下单着一个“青”字，别有韵味。这个“青”与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同一杼轴。王安石的“绿”，由“过、到、入、满”等经几次涂改方始得来，足见锤炼功力。韩琮在此炼得“青”字，早于王安石几百年，应该说是“先得我心”。正是这个“青”字使全句飞动起来，春风唤醒了沉睡的河畔，吹“青”了芳草，绿油油，嫩茸茸，青毡似地沿着河畔伸展开去。这一盎然春意，多靠“青”字给人们带来信息。
全诗着力点最终落在末句“望”字上。“望”字承前启后，肩负着双重任务。前三句的景是在诗人一望中摄取的。由望景联想到望乡，望乡自不免怀旧，所以诗题不仅标出“晚春江晴”，而且缀以“寄友人”。然而诗人为什么不说“正是望乡时”，偏说“不是望乡时”？望景怀乡，望景怀人，本是常情，但诗人故意不直陈，而以反意出之。正如辛弃疾在《丑奴儿》下片中所说的：“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词不言愁而愁益深，此诗不言望乡而望乡之情弥切矣。
全诗四句，有景有情，前三句重笔状景，景是明丽的，景中的情是轻松的。末一句收笔言情，情是惆怅的，情中的景则是迷惘的。诗中除晚日、远山都与乡情相关外，见春草而动乡情更多见于骚客吟咏，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等都是。韩琮此诗从“晚日”、“远山”写到“春草”，导入“望乡”，情与景协调一致，显得很自然。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斯言可于这首小诗中得到默契。
此诗通过对乘船东行，河两岸上原野落花缤纷，随风飞舞等景物的描述，表达了诗人这次远行，非常轻松畅快，心旷神怡。
全诗写坐船行进于襄邑水路的情景。首句写两岸飞花，一望通红，把作者所坐的船都照红了。用“红”字形容“飞花”的颜色，这是“显色字”，诗中常用；但这里却用得很别致。花是“红”的，这是本色；船本不红，被花照“红”，这是染色。作者不说“飞花”红而说飞花“照船红”，于染色中见本色，则“两岸”与“船”，都被“红”光所笼罩。
次句也写了颜色：“榆堤”，是长满榆树的堤岸；“飞花两岸”，表明是春末夏初季节，两岸榆树，自然是一派新绿。只说“榆堤”而绿色已暗寓其中，这叫“隐色字”。与首句配合，红绿映衬，色彩何等明丽！次句的重点还在写“风”。“百里”是说路长，“半日”是说时短，在明丽的景色中行进的小“船”只用“半日”时间就把“百里榆堤”抛在后面，表明那“风”是顺风。作者只用七个字既表现了绿榆夹岸的美景，又从路长与时短的对比中突出地赞美了一路顺风，而船中人的喜悦心情，也洋溢于字里行间。
古人行船，最怕逆风。作者既遇顺风，便安心地“卧”在船上欣赏一路风光：看两岸，飞花、榆堤，不断后移；看天上的“云”，却并未随之而动。作者明知船行甚速，如果天上的“云”真的不动，那么在“卧看”之时就应像“榆堤”那样不断后移。于是，作者恍然大悟：原来天上的云和自己一样朝东方前进。
作者坐小船赶路，最关心的是风向、风速。这首小诗，通篇都贯串一个“风”字。全诗以“飞花”领起，一开头便写“风”。如果没有“风”，“花”就不会“飞”。次句出“风”字，写既是顺风，风速又大。三、四两句，通过仰卧看云表现闲适心情，妙在通过看云的感受在第二句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既遇顺风、风速又大，而作者的闲适之情，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应该看到，三、四两句也写“风”，如果不是既遇顺风、风速又大，那么天上的云便不会与船同步前进，移动得如此迅疾。以“卧看满天云不动”的错觉反衬“云与我俱东”的实际，获得了出人意外的艺术效果。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骑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