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作于“甘露事变”之后，为诗人听闻“甘露四相”遭到杀害后追记之辞，诗人对正直士人的遇难表示出深切的悲哀。首联庆幸自己居官趁早引退，颔联咏“甘露四相”同日遭戮之事，颈联感叹当灾祸到来是来不及后悔的，尾联进一步说明见机引退的必要。全诗语言精练，用典精切。
首联说自己居官早退，好像是掌握了“先知”。其实他的贬谪江州司马也有被王涯所谗的因素。而甘露之变的发生，让他庆幸自己急流勇退，及时避开了朝廷里的政治风波，从而没有像朝中诸臣那样横遭杀身之祸。
颔联用晋人潘岳、石崇的典故，咏李训、郑注、舒元舆、贾餗等“甘露四相”同日遭戮之事，极为精切。潘岳《金谷集作诗》：“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原谓友谊坚贞，至老不变。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仇隙》：“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当时以为潘诗适成其谶。
颈联上句用西晋嵇康的典故。《世说新语·雅量》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下句用秦朝李斯临刑前欲牵黄犬逐狡兔而不得的典故。这两个典故都是说明如果没有乘机脱身，灾祸来临是后悔不及的。
尾联上句用“麒麟作脯”的典故，“麒麟”和“龙”有比喻朝中君臣之意；下句引用《庄子》中“曳尾涂中”的典故，比喻在“甘露之变”中李训、王涯等官员遭到杀害。
徐诗意谓：自从丈夫外出之后，自己也就无心梳妆打扮，任凭明镜上沾满灰尘。相思之情宛如流水般悠长、无限，是《室思》第三章最为精彩的妙句，引起后代诗人们反复模仿，一骋才思。自六朝至唐代，除了鲍令晖为五言十句、虞羲为五言八句之外，其余皆是五言四句，且均以“自君之出矣”开篇。此诗意谓：自从丈夫外出之后，平日里珠光宝气的金钗翠钿，变得黯淡无光。思念丈夫的感情，宛如日月之升落不息！物本是无知无情，金翠之由光彩夺目而陡然失色，皆因闺中人离别相思所浸染，黯然销魂之移情作用使然。以物写人，抒情婉曲，既表达了思妇之离情，同时也反应出古代“女为悦己者容”的传统观念。而其日月之喻，虽与徐诗流水之喻同是妙喻，然而同中略异。亘古不变之日月升沉，昼而夜，夜而昼，一息不停，回环往复，其昭昭煌煌，见出思妇心地之光明，其终古不息，见出思妇爱心之纯正无杂质。如日月之昼夜回还，表达出一种崇高、神圣的爱情观。流水之喻，添徐诗缠绵悱恻之情韵，近于阴柔之美；日月之喻，添本诗纯正不懈之意蕴，其诚挚深厚，近于阳刚之美。
和所有拟作一样，本诗也以“自君之出矣”开篇。抑扬顿挫的“自君之出”，缀以“矣”字，意味深长。“矣”是表示完成貌的语气词，轻细的声调带着感叹的成分，为全诗定下曼声低回的基调。吴侬细语，不胜依依的别情，令人一咏一吟，即沐浴在诗的氛围之间。读一部杰出的小说可能会使读者顿时声泪俱下，掌声四起，而一首小诗就不一定让读者有这种声泪俱下的效应，它可能在读者心中留下十分隽永的情感波澜。读“自君之出矣”这类抒情小诗或可作如是观。
还应该注意到，这首诗的每一单句中，平仄声调的交错安排已暗合近体诗律句的规则。如“思君如日月”，从声律上看是“平平平仄仄”，抑扬顿挫，节奏鲜明，俨然近体诗的体势。徐干诗“思君如流水”。从声调说看是“平平平平仄”，朗朗上口，情文俱佳，然其四平声一仄声的安排，纯然古诗自然浑成体势。南朝文学批评家刘勰称刘骏：“孝武多才，英采云构。”盛赞其才华横溢，文采丰富。从作者流传下来的二十几首文辞清雅的作品看来，诚如刘勰所称道。从这首文情声调俱美的小诗来看，更表面作者在提高诗歌艺术表现方面的努力和贡献，推动了古诗向近体诗的演进。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