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人看到《华山图》中的华山巍峨屹立,瑰奇险峻,雄峙于北方大地,不禁浮想联翩,热血沸腾。宋室丧国之耻,山河破碎之悲,顿时涌上心头,题写了本篇。上片简练概括地写出了北宋所遭受的丧权辱国的大事。下片抒发壮志难酬的愤懑心情。
上片简练概括地写出了北宋所遭受的丧权辱国的大事。“中原”二句,写1141年(绍兴十一年)12月,宋高宗赵构听信秦桧谗言,同意求和,与金商定割让京西唐、邓二州及陕西南、秦二州之半给金,双方以大散关为界。陕西大部沦于敌手,仅余四州,华山亦蒙胡尘。这是使三川(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灵宝以东伊、洛流域及北汝河上游地区一带)震动的奇耻大辱。结果自古以来作为三秦地区天然屏障的雄关险岭就失去作用,无异于化为灰烬,“关辅”一句即是指此。“泪尽两河”二句,指1130年(宋高宗建炎四年),金人攻陷南宋两河地区(河北、河东)一事,曾为保卫这一带浴血奋战的抗金志士莫不痛哭流涕,这又是一件令人悲愤不已的奇耻大辱。把恢复、中兴当作自己毕生事业的词人当然更是痛彻心肺。
下片抒发壮志难酬的愤懑心情。投降派当权,残酷迫害和打击主战派,词人也屡遭排挤,闲置在家,岁月蹉跎,青丝成霜。昔日的英雄,壮志消磨,而收复大业,仍然无人过问,沦于敌手的千仞华山,依然难以回归。词人看到华山图,怎能不满腔激愤呢?
全篇抒发了词人对宋室沦亡的悲叹和对收复失地的企盼,同时也表达了对统治者麻木不仁的气愤和英雄失路的苦闷。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洋溢着献身的报国激情,是豪放词中的一支奇葩。
这两首诗是题写在湖阴先生家屋壁上的,其中第一首很著名。这一首诗用典十分精妙,读者不知典故内容,并不妨碍对诗歌大意的理解;而诗歌的深意妙趣,则需要明白典故的出处才能更深刻地体会。
第一首前两句写杨家庭院之景,上句写庭院的洁净,下句写庭院的秀美。后两句写杨家周围的自然环境。本诗描写湖阴先生庭院和环境之美,也赞扬了湖阴先生爱勤劳、爱洁净、爱花木和热爱自然山水的良好品性和高尚的情趣。 本诗的特点是熔写景写人于一炉。全诗写景,前两句是庭院之景,干净无苔是由于主人的“长扫(经常打扫)”,“花木成畦”是由于主人的“自栽”,写景又写人。
后面句写自然环境之美,水“将绿绕”,山“送青来”,自然山水如此有情,也表现了主人爱好山水的情趣。描写景物亦以表现人,写景见人,人于景中,表现了客观景物的美,又写出了人的美,颇有一箭双雕的感觉。
其次运用映衬和拟人手法。如果说庭院的美是人工创造的美,那么环境的美是天然施设的美。两者互相映衬,组成了一幅内与外、人造与天然美结合的完美的境界。特别是后面一联,把山水拟人化,青山为主人送来秀丽的风光,居然闯门而入,把主人对自然景物的爱和自然景物对主人的爱融和一起,生动地表现了主人爱美的情趣,因而成了传诵的名句。
“一水”“两山”被转化为富于生命感情的亲切的形象,而为千古传诵。但后二句所以广泛传诵,主要还在于这样两点:一、拟人和描写浑然一体,交融无间。“一水护田”加以“绕”字,正见得那小溪曲折生姿,环绕着绿油油的农田,这不恰像一位母亲双手护着小孩的情景吗?著一“护”字,“绕”的神情明确显示。至于“送青”之前冠以“排闼”二字,更是神来之笔。它既写出了山色不只是深翠欲滴,也不只是可掬,而竟似扑向庭院而来!这种描写给予读者的美感极为新鲜、生动。它还表明山的距离不远,就在杨家庭院的门前,所以似乎伸手可及。尤其动人的,是写出了山势若奔,仿佛刚从远方匆匆来到,兴奋而热烈。所有这些都把握住了景物的特征,而这种种描写,又都和充分的拟人化结合起来那情调、那笔致,完全像在表现“有朋自远方来”的情景:情急心切,竟顾不得敲门就闯进庭院送上礼物。二者融合无间,相映生色,既奇崛又自然,既经锤炼又无斧凿之痕,清新隽永,韵味深长。二、这两句诗也与杨德逢的形象吻合。在前联里,已可看到一个人品高洁、富于生活情趣的湖阴先生。所居仅为“茅檐”,他不仅“扫”,而且“长扫”(即常扫),以至于“静无苔”;“花木成畦”,非赖他人,而是亲“手自栽”。可见他清静脱俗,朴实勤劳。这样一位高士,徜徉于山水之间,当然比别人更能欣赏到它们的美,更感到“一水”“两山”的亲近;诗人想象山水有情,和湖阴先生早已缔结了深厚的交谊。诗以“书湖阴先生壁”为题,处处关合,处处照应,由此也可见出诗人思致的绵密。
过去人讲王安石此二诗,只注意其第一首,其实第二首亦有佳处。第二首的佳处,乃在作者眼耳自身的通体感受,都被浓缩在二十八字之中。所写虽片刻间景象,却见出作者体物之心细如毫发。“桑条索漠”犹王维《渭川田家》所谓的“蚕眠桑叶稀”i指桑叶少而显得冷落无生气,属枯寂之静态,“柳花繁”者,犹晏殊《踏莎行》所谓的“春风不解禁杨花,乱扑行人面”,属缤纷之动态:此一句诉诸视觉。“风敛余香暗度垣”乃写嗅觉而兼及触觉,不但花香入鼻,连微风送爽也写出来了。第三句写午梦初醒未醒时偶然听到鸟啼,则在写听觉时兼涉愈觉。最后一句点明身在何处,却从反面说开去。这末一句不仅写出作者同杨德逢彼此不拘形迹,而且连宾至如归的情意也和盘托出,真是“梦里不知身是客”了。
总之,此二诗前一首于着力处见功夫,后一首却于平淡处见火候。必两首连读,始能察作者谋篇之妙。只选一首,似不无遗珠之憾。
这首散曲,采用市井语言,明白如话。前四句是[雁儿落],句法是五五五五,写女主人公曾经生活的幸福、甜蜜和对情人的深情、疼爱。女主人公回忆往昔的幸福,被男子敬奉在兰麝房,怀抱在鲛绡帐,捧在手里,如掌上明珠,搁在心里,如心如肺。
“谁承望”一转,谁能料想得到,男子一朝,坠入了花街柳巷,红男绿女,醉生梦死。让女主人公独守空房,忍辱纳垢,冷冷清清。可是,她并没有忍气吞声,也不会委曲求全,黄峨笔下的女性,往往个性倔强、刚毅决断,性格泼辣,爱得轰轰烈烈,恨得也轰轰烈烈,遭到羞辱的女主人公,下了一个决心:恶狠狠地做一场!和负心男子大闹一场,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直面薄情寡义之徒,是爱是恨,是合是离,说个清楚,讲个明白。
这首散曲刻画了一个敢爱敢恨的一个女人形象,富有艺术魅力。同时也反映了封建时代妇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不公平。
此诗前七句叙述了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功业,赞颂了他们开国拓疆的丰功伟绩,祈求他们保佑后代子孙福寿安康,永远昌盛。在祖先的神主面前,祭者不由追忆起武王创业开国的艰难,眼前浮现出几代祖先英武睿智的形象:击灭商纣,开邦立国的武王,东征西讨,开拓疆土的成王、康王。既有对祖先的缅怀、崇敬、赞美,也是吹捧祖先、炫耀门庭、沾沾自喜的一种心理反映。
接着此诗又以四件典型的乐器,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渲染、烘托了祭祀场所的环境氛围:钟声当当,鼓响咚咚,磬音嘹亮,管乐悠扬,一派其乐融融的升平景象。通过这四种乐器奏出的音乐,触发了人们丰富的联想:在平坦广阔的大地上,矗立着巍峨的祖庙群(天子九庙),像天上诸神的圣殿,高屋深墙,宫阙衔连;在祭祀的内堂,分列着各个祖先的神主,前面的供台上陈列着各种精心准备的祭品,或牛或羊或豕或粢盛或秬鬯,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两旁直立着许多随祭的臣仆,屏神静气,主祭者周王一丝不苟地行着祭祀大礼。钟鼓齐鸣,乐声和谐,吟诵的祭辞,虽然平直简约,但是在祭祖这一特定的场所,抚今忆昔,浮想联翩,仍可体味出理性的文字后面掩藏的那一缕幽思。
此诗在文学技巧上运用了赋的艺术手法,“铺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语),叙说简明,直道其事,以简古的语言为祖先歌功颂德,祈求福庇。诗意虽然略显浅易,但因是与古乐相合而诵,又在“穆清”“肃雍”的庙堂使用,有着超出单纯文字所表达的功能,即特定的环境氛围、特定的心理感受会产生特殊的欣赏效果。远古诗歌,研究者多以为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颂诗也是如此,不单是具有文学性一个方面,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风神,就不能只局限于文字上的表面理解,而应以文字为契机,从庙堂文化这个大范围的角度进行整体的品味、把握,结合对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特点的联想,作全方位的审美观照,才能领会包括此诗在内的颂诗那种庄严、高贵、古穆、雍容的艺术内涵。因为颂诗的功用在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毛诗序》),这一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内容、语言风格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仅仅是王公贵族,也就是说颂诗的审美趣味与它的使用价值是相互统一,互为因果的。
此诗是昭王时代的祭歌,比起早一些的颂诗,在用韵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祭祀仪式隆重尤其是乐器齐奏进行了形象生动斩描述。“喤喤”“将将”“穰穰”“简简”“反反”等叠字词的连续使用,语气舒缓深长,庄严肃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现出庙堂文化深厚的底蕴。
颂诗的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现代研究者对它的文学价值多有贬斥。固然颂诗是仅供统治阶级玩赏的庙堂文学,缺乏文学意味;但它那种古穆肃雍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仪式化的官方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