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国风·周南·汉广》是先秦时代的民歌。这首诗是男子追求女子而不能得的情歌。抒情主人公是位青年樵夫。他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怅的愁绪。全诗三章的起兴之句，传神地暗示了作为抒情主人公的青年樵夫，伐木刈薪的劳动过程。
从结构形式上分析，《汉广》全篇三章，前一章独立，后二章叠咏，同《诗经》中其他重章叠句的民歌，似无差异。但从艺术意境看，三章层层相联，自有其诗意的内在逻辑。可析而为二。
首先，全诗三章的起兴之句，传神地暗示了作为抒情主人公的青年樵夫，伐木刈薪的劳动过程。方氏由此把《汉广》诗旨概括为“江干樵唱”，否定其恋情诗的实质，仍不免迂阔；但见出起兴之句暗示了采樵过程，既有文本依据，也是符合劳动经验的。
其次，从结构形式看，首章似独立于二、三两章；而从情感表现看，前后部分紧密相联，细腻地传达了抒情主人公由希望到失望、由幻想到幻灭，这一曲折复杂的情感历程。有希望有追求，才有失望有失落；但诗篇于此未作明言，对这位青年当年追求思恋的一往深情，让读者得之言外。
诗篇从失望和无望写起，首章八句，四曰“不可”，把追求的无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可逆转。一般把首句视为起兴；如果换一种读法，把“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置于首位，那么，“南有乔木，不可休思”便可视为比喻，连同“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构成一组气势如潮的博喻；瞻望难及的无限怅惘之情，也表现得更为强烈。当年苦恋追求，今日瞻望难及。但心不甘、情难拔，于是由现实境界转入幻想境界。
三、三两章一再地描绘了痴情的幻境：有朝“游女”来嫁我，先把马儿喂喂饱；“游女”有朝来嫁我，喂饱驹儿把车拉。但幻境毕竟是幻境，一旦睁开现实的眼睛，便更深地跌落幻灭的深渊。他依然痴情而执着，但二、三两章对“汉广”、“江永”的复唱，已是幻境破灭后的长歌当哭，比之首唱，真有男儿伤心不忍听之感。总之，诗章前后相对独立，情感线索却历历可辨。抒情主人公是位青年樵夫。他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怅的愁绪。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把《汉广》的诗境概括为“可见而不可求”。这也就是西方浪漫主义所谓的“企慕情境”，即表现所渴望所追求的对象在远方、在对岸，可以眼望心至却不可以手触身接，是永远可以向往但永远不能到达的境界。《秦风·蒹葭》也是刻划“企慕情境”的佳作，与《汉广》比较，则显得一空灵象征，一具体写实。
《蒹葭》全篇没有具体的事件、场景，连主人是男是女都难以确指，诗人着意渲染一种追求向往而渺茫难即的意绪。《汉广》则相对要具体写实得多，有具体的人物形象：樵夫与游女；有细微的情感历程：希望、失望到幻想、幻灭；就连“之子于归”的主观幻境和“汉广江永”的自然景物的描写都是具体的。不为无见。当然，空灵象征能提供广阔的想像空间，而具体写实却不易作审美的超越。钱锺书《管锥编》论“企慕情境”这一原型意境，在《诗经》中以《秦风·蒹葭》为主，而以《周南·汉广》为辅，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诗的首联“川明气已变，崖寒云尚拥”，即景而起，写春回大地，气象已变。为远景描绘，以渲染气氛。这两旬起笔清远，境界开阔，通过江上云雾扫开，河水澄明，但山崖上还残余着冬天的寒意，还被云气包裹着，描绘了冬寒渐退，春气萌动时之景象。诗人抓住了初春时分的景色特点，以渲染环境氛围方面入手，既渲绘出了春日的清赫景象，又为下两联所写设置了一个背景。“变”、“拥”炼字精当.不但刻画景物，同时亦包含了诗人的主观感受。
颔联“南亭草心绿，春塘泉脉动”写春草碧绿，春泉欢流，以显春光明媚，生机无限。“草心绿”、“泉脉动”为摄魂之笔，言“草心”，说明春草是刚刚萌芽不久，新绿初泛；言“脉动”，表示泉水初从冬之禁锢中解放出来，又开始了欢快的流动，淙淙汇入春塘，无不用词确当，刻写生动，意象新颖秀独，着墨不多，然写出了一派春日气息。这两旬抓住景物特征，传神写意，诗情画意地表现了春天剐剐来临的景色之美，给人以无穷的美感趣味。
颈联“景煦昕禽晌，雨余看柳重”继写阳和鸟鸣，雨肥柳叶，以表春意盎然，景物欷鲜。这一联选取了禽鸟在和暖日光中啭鸣歌唱，好雨过后柳色更增新绿这两组意象，描绘了在阳光和知时春雨的滋润哺育下，百鸟争春，草木欣欣的春日美景。“听”和“看”一者诉诸听觉，一者诉诸视觉，真是有声有色，写活了景物。中间这两联秀语连出，词畅意浓，在炼字求工方面，可以看出有受谢灵运的影响。
尾联“逍遥池馆毕，益愧专城宠”开接牌襟，抒写内心之感而作结。美景当前，诗人游目骋怀，但不忘此身尚在，感到自己在此池台馆阁之地饱览物华，实在太有愧于在城里做官享受一郡之主之茶了。这两句流露了涛人“处江湖之远，则忧甚其民”和“愧俸钱”的思想感情，揭示了诗人内心世界之一面。这与他在《寄李儋元锡》一诗中所发出的、曾被朱熹赞叹为“仁者之言”的“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的感慨在内容实质上是一致的。
这首游记诗，写得简洁明快，情真意切。“拥”、“动”、“重”、“宠”诸韵脚字，都下得准确、生动，意韵完美，从而被前人视为此诗的主要特色。
从体裁上看，这首诗属于古体诗，从题材上看，这首诗属于边塞诗。
诗一开头，便写告急途中，军使跃马扬鞭，飞驰而来，一下子就把读者的注意力紧紧吸引住了。一、二句形容在“一走马”“一扬鞭”的瞬息之间，“十里”“五里”的路程便风驰电掣般地一闪而过，以夸张的语言渲染了十万火急的紧张气氛，给人以极其鲜明而飞动的形象感受。这是两个倒装句，按一般的写法是：一走马十里，一扬鞭五里。但是这样写，一个五言的句子上三下二，不符合诗歌语言的正常节奏，读起来拗口。像这样“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不仅上口，也因为将“十里”“五里”提前，加以强调，而突出了马的速度之快。
中间两句，点明了骑者的身份和告急的事由。一个“围”字，可见形势的严重。一个“至”字，则交代了军使经过“走马”“扬鞭”的飞驰疾驱，终于将军书及时送到。最后两句，补充交代了气候对烽火报警的影响。
按理，应当先见烽火，后到军书。然而如今在接到军书之后，举目西望，却只见漫天飞雪，一片迷茫，望断关山，不见烽烟。是因雪大点不着烽火呢，还是点着了也望不见，反正是烽火联系中断了。这就更突出了飞马传书的刻不容缓。写到这里，全诗便戛然而止了，结得干脆利落，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尽管写形势危急，气氛紧张，而诗中表现的情绪却是热烈、镇定和充满自信的。
这首诗，取材的角度很有特色。它反映的是边塞战争，但并不正面描写战争。而是截取军使送书这一片断，通过描绘出一幅迷茫、壮阔的关山飞雪远戍图，侧面渲染边关的紧急状况与紧张气氛，展现出诗篇“意余象外”的深邃与凝重。这种写法，节奏短促，一气呵成，篇幅集中而内蕴丰富，在艺术构思上也显得不落俗套。
这是一首仿效民歌写男青年向姑娘求婚求爱的新词。它强调了爱情不要倚仗貌美，要选有情有义的郎君来嫁。当然由于封建帝王的审美观，把一个美女写得珠光宝气，宫样梳妆，脱离了民间姑娘的天生丽质。
上阕集中描写女子的美艳过人。先写发髻，“宝髻”二字透露出来的是精致与讲究。“偏宜宫样”是侧写其气质不凡，盖宫样发髻虽时髦好看，但非人人适宜，而词中女子则天性合适，宛然定制。唐时妆饰风气往往以宫女为典范，故发型和服装的“宫样”意味着潮流和卫，如刘禹锡《赠李司空妓诗》“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即是指官样发型，而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诗“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届细长”，韩《忍笑》“宫样衣裳浅画眉，晚来梳洗更相宜”则主要指宫样服装。
接下写脸部，视觉上的脸嫩、眉长与嗅觉上的体香，衬托出一个青春可人的女子形象，尤其是“天教入鬓长”一句极力写出了女子的天生丽质。这里虽用了张敞的典故，但并非表现恋人或夫妻恩爱的意思，而是着力表现其超乎寻常的美丽。《西厢记》中张生第一次见莺莺，就这样描写道：“则见她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云边。”也是被莺莺长长的屑线所吸引。有学者认为“体红香”一句乃是暗写杨贵妃，因为《开元天宝遗事》“红汗”条记载：“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但是否能由此将“体红香”归为杨贵妃的专有特征，却是要打个问号的。因为从结构上来说，整个上阕都是集中描写头部和脸部的装扮，如果插入一句对身体的描写，不免使文笔显得枝蔓了。而且“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红妆及脂粉香用于脸部描写也是常见的情形。
下阕转入议论。盖此女子因自恃其过人之艾艳，—般男子难入其眼。但真情可贵，青春短暂，故词人郑重劝告：美貌不可恃，青春都一晌，如遇有情郎，不妨付衷肠。此即使以朋友口吻相劝，虽有关切，却无爱恋。
全词语言生动、流畅，饶有民歌率真风味又不失含蕴。象“莲脸嫩”的鲜活比喻，“体红香”的鲜明生动描写，眉黛的夸张，下半阕流水般的明快、俊朗、流畅，都是艺术纯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