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菊花是似菊而小的黄色小花,与菊花相比,它并不太引人注目。但诗人却给了它诗情画意,让它在诗坛上占一席之位。
诗的前半用先抑后扬的笔法写。“未与骚人当糗粮,况随流俗作重阳。”屈原《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所指的秋菊是菊而不是野菊。重阳有赏菊的习俗,两句写野菊在世默默无闻,既未被文人采用以登上文坛,更未受世俗钟爱。“况”字使次句的语气紧连首句,有更进一层的意思。
“政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减妙香”两句,既写形态又写精神,对野菊的姿色、芳香和品性作了生动的描绘。“在野”与“在庭”相对。因不为人赏识,便任其在野自生自灭。不似一般之菊在庭院中有人着意栽培。这也许是野菊的憾事,但诗人却把这看成是快事,因为它可以避免栽培人的束缚剪裁与观菊者的诸多采摘,即不受人们的干扰,因而显得幽闲自若,别有丰彩。以至于诗人面对着它,“任是无情也动心”,情不自禁地要采来观赏——已晚相逢半山碧,便忙也折一枝黄。
“半山碧”写出野菊生长、繁衍的旺盛,也表现野菊的生活环境是在野外山上。“已晚”写时间,“便忙”写情状。诗人旅途之中到了傍晚,本该忙于归宿,但山中野菊的丰姿与妙香,逗得诗人即使在匆忙之中也要去折取一枝来加以观赏,诗写至此,已流露出对野菊的浓厚兴趣,而尾联更以写野菊花的自豪感来进一步表达对它的赞美:花应冷笑东篱族,犹向陶翁觅宠光。
陶渊明酷爱菊花,于宅边东篱下种菊颇多,还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这两句是说,野菊花一定冷笑那些篱边的黄菊——它们正向陶渊明一类的诗人邀宠,以取得诗人吟赏的荣光。言下之意,诗人们的眼光只向着庭菊,并不转向野菊;而野菊自有不邀宠争光的品行,对那些邀宠争光的庭菊不屑一顾,惟以冷笑置之。
在无人看重的情况下,幽闲自得,不减妙香,不慕赏识,有意将它与菊花对比,并倾注了自己的关切赞美之情。这也许另有所指。诗写得脱俗、婉转、流畅,给人很深的印象。在大量的咏菊诗中,这是颇有独创性的。
这首诗层次分明。首联写游佛祠的时间,这是春天一个黄昏。颔联写佛祠的外观,在断桥边的树林下,有短篱围着。颈联写进祠门后所见情景。尾联点出诗序所叙之意。这首诗虚实隐显,巧于安排,读来又浑然一气,毫不见雕琢之迹。
全诗可分“寻宿”和“投宿”两部分。前四句写寻宿。诗人从麦田着笔,一则是借大麦抽芒点明春末的物候,二则也暗示了自己在外求宿之由。当时诗人正“之官历阳石迹戍,日从事田野间”,以阅田为务,并非随兴所至的游览观光,这就和下文所说的“行役”暗相呼应,第二句写风势之大,此处的“晚”不是指日暮时分,当作晚春、暮春解,否则,与下文写天日的“待晚”,就不能契合了。贺铸此诗,正作于暮春三月间。欧阳修《蝶恋花》词“雨横风狂三月暮”,亦以“狂”字形容三月时的风势。诗人既已阅田事毕,风尘仆仆,故欲求一块清静地方栖息,由此引出下面的“寻寺”之行。
诗人写“寻寺”的过程仅用了两个画面。前一个画面是“微径断桥”,以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和断折不通的桥梁,把人们引进一个僻静冷落、略带荒凉感的幽深境界。环境之荒芜深僻,羁旅之寂寞疲困,尽在不语之中。正当道路不明、方向莫辨之际,前面却现出一个“短篱高树”的处所来:那池塘对面,竹篱丛中的院落,便是佛祠的所在地了。两个画面不但表现了空间的移动,而且连行人在征途中的心理变化也依稀可辨。前一句用一“微”一“断”,突出了主人公置身于人烟稀少的陌生地域中,那种惘然若失空无所依的意绪;后一句用一“短”一“高”,暗示了错落有致的人工布置和安排,给人以柳暗花明的感觉。“短篱”非粉垣高墙,仍带山野风味;而“隔横塘”则又可见泉石萦回之势。
诗的后四句写“投宿”。诗人按入寺过程写来,层次井然:先写进入庭院,见满地堆积着飘落的杨花;次写走进祠殿:看寺僧点燃夜香;末写转至殿后的长廊,意外地发现了故人的题字。落花未扫,寺僧燃香,处处透出寺院所特有的清幽意趣。值得注意的是,在写投宿的过程中,还有人物的活动,除了行人之外,就是迎客的寺僧。诗中说“开门”,也就是是推门而入,其间已含宾主间一呼一应的意思在内。于是紧接着的“未扫”、“先烧”,就不止是写来客的所见,而实在是暗写主人殷勤待客的情意。寺僧原不料会有不速之客来到这幽僻的所在,因未及洒扫庭院而深致歉意;为了便于来客早些安息,故天色未晚就焚香净室。主人待客的殷殷情意,于此跃然纸上。在寂寞与困顿之中,诗人意外地得到温暖,但更意外的,是诗人还在这里发现了老朋友的题字,更令他感到欣慰。诗人的感情于此达到高潮。《庄子·徐无鬼》说:“夫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趁然而喜矣。又况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侧者乎?”见到故人题字,如亲身与其会面。于是旅途的风尘、仕途的失意,此刻都消融了。
这是描写筵席间歌女表演的词
上片写歌女的静态。她乌黑如云的鬓发梳理整齐,衣服的颜色鲜艳得好像太阳初升时的彩霞。她准备要表演了,欲唱未唱,静静地站立在翠绿色的主席上宛如不知何故下凡的巫山神女。
下片写歌女的动态。表演开始。她的歌声衬着节拍破喉而出,如同对镜高歌的鸾鸟。她的舞姿轻盈曼丽,如同燕子突然飞空时的轻快干脆。霞衣随着舞姿而飞扬。令观看者不禁担心:别让红袖翻过窗户。外面春光正好,柳絮轻柔,不要让她被扬花吸引,离开这里随春风而去!
本词对歌女的描写,动静结合,动静有致。静时待歌凝立。蓄势待发,静中亦含动。动态描写就更加鲜活,极具动感而又传神。对歌女的描写不仅是形容歌女的美丽和歌喉舞姿的美妙,观者的感受也融入其中。她静止时是美的。欲唱未唱令人期待。她动起来更美。歌舞水平的高超令观者惊喜并融入其中。”莫翻”二句极妙。莫是规劝的,希望阻止的,与下文的”怕”相呼应。通过观者紧张而又陶醉的心情,侧面说明了歌女美妙的舞姿。反语赞人,手法绝佳。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