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这是一首写景小诗，全诗六句，描绘出一幅山雾朦胧，喜听猿鸣的画卷。该诗通过对诗人深夜听猿时情景的描写，表达了诗人听猿时的欢快愉悦之感和对山水自然的挚爱之情。全诗对仗工整，语言朴素。
“噭噭夜猿鸣，溶溶晨雾合。”落笔即写夜猿高唱，山间晨雾弥漫。此处之用语、造句，几乎与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诗“活活夕流驶，嗽嗽夜猿啼”相同，但意境略有差异。沈诗则是“夜”“晨”二字，交互为言，言朝朝暮暮，清猿高唱，山雾弥漫。这开首两句，诗人即以简洁传神的画笔，描绘出猿声阵阵、雾气迷濠的画幅，颇为诱人。
“不知声远近， 唯见山重沓。”这里的“声”，自是指“噭噭”的猿鸣声。这两句是写此时此地诗人耳闻目睹的独特感受。与前两句联系起来看，不仅不觉其怪，反而觉得这种感受和描绘，真是真切不过了。诗人是在山边听猿，是在云雾中看山的。那猿声在山峦沟壑中空谷传响，悠悠回荡，听来自然是忽远忽近，难以捉摸。那山峦是在云雾环合之中，雾环如带，看起来那显露的山峰自然像层层叠摞一般。诗人所见的是山雾环合中的群峰形象，所听的是空谷传响的猿鸣之声，因而他那“不知声远近，唯见山重沓”的感受，既是独特的，又是合乎实情的。从中，体现出诗人体情察物的精微细致。
“既欢东岭唱，复伫西岩答。”两句是抒写诗人那种欢欣和追寻之情。诗人将猿鸣说成“唱”“答”，赋予猿以人的情趣，已可见其对猿声的喜欢了。诗人又以“东岭”“西岩”对举，描绘那种左顾右盼、久听不已的情态，更显出他对猿声的兴致。再加上“既欢”“复伫”等语，那心中的欣喜和久恋不去的情态，就更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这首写景诗，观察细致，描绘逼真，风格清新隽永，贯注着一种对大自然的欣喜挚爱之情。读来耐人品味，令人反复吟咏。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
这首诗先从气候的变化造成一种凄苦的氛围。“霜凋楚关木，始知杀气严。寥寥金天廓，婉婉绿红潜。”秋风飒飒，寒霜遍地，寥廓天宇，万物萧条，花木凋零，寒气逼人，营造出一幅么令人伤感怀人的情景。
诗人先从无生命的景物再写到有生命的胡燕，进一步造成感伤怀人的氛围。秋高气爽，春燕南归。一年一度来来去去的春燕，就要告别主人回南方去了。成双成对的春燕在檐前窃窃私语，它们飞来飞去，一次又一次地回顾原来的旧居，非常的留恋，但是它们更思念家乡，所以最后还是飞走了。这首诗写到这，将相思的情境描绘得突出而充分，把牵动相思的气氛造的浓浓的。
然后作者笔锋一转，由彼及此：“我不及此鸟，远行岁已淹。寄书道中叹，泪下不能缄。”春燕思家，南归去了；游子思乡，不得北返。胡燕春来秋去，尚急切欲归，游子离家已多年，还是归无时日。作者只好把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写成诗文，寄给远方的妻子，但谁知涕泪纵横，连书信的封口都无法封住。这里虽然略带夸张，但前后转得自然，情境与人的情感和谐一致，融为一体，给人艺术的真实感。另外以此结尾，给人留下言语表达不尽的情思、无法遏制的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