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讽刺诗。诗人从各个角度,描绘昔日繁华富丽的华清宫而今荒凉破败的景象,暗寓讽刺和感喟之意。首句写华清宫春夜的凄凉可怖气氛。在月色明媚的春夜,当年华清宫车马合背,宫女如云,灯烛辉煌,歌吹沸天。中唐诗人韦应物这样描写:“玉林瑶雪满寒山,上昇玄阁游绛烟。平明羽卫朝万国,车马合背溢四鄽。蒙恩每浴华池水,扈猎不蹂渭北田。朝廷无事共欢宴,美人丝管从九天。”何等盛况,何等排场。然而,“繁华事散逐轻尘。”(杜牧《金谷园》)而今唯有一轮清冷的春月,照着这荒无人迹的宫苑;从黑黝黝的丛林里,传来阵阵寒鸦的哀鸣。一片凄凉冷落。次句写诗人隔着积满尘土的窗帘,看到宫花仍旧迎春盛开。但无人观赏,显得那样寂寞悲苦。颔联写诗人俯仰所见之景。仰看宫檐,一团团云雾从檐下防鸟雀的红色网络间涌出;俯看御阶,石块在多年风雨剥蚀下已经残破断裂,紫色钱形的苔藓欹斜横生。以上四句,都是诗人眼前所见的实景。颈联境界一变。诗人为使讽刺的意蕴更加尖刻,发挥大胆的想象力,巧妙地创造出亦实亦虚、亦真亦幻的景物意象。“玉椀”是实物。宫殿荒废已久,案上玉椀犹在。椀里即使原先盛满美酒,也早已挥发净尽了。而诗人却设想玉椀里至今仍剩有残酒没有喝完,仿佛还在散发出醉人的芳香。说“残露”而不说“残酒”,含蓄委婉,暗用汉武帝造仙人承露盘以求仙露的典故,隐寓讽意。宫灯也是实物。但灯油或蜡烛决不可能一直燃点不熄。诗人竟想象宫灯还在亮着,昏黄的灯光映照着灯上的旧纱。(“点”作点污解亦可通。但仍是写实,意蕴较浅。)这两笔非常精妙绝伦。诗人从实象中创构出虚幻的意象,并借助这虚幻荒诞的意象,将李隆基惊闻“渔阳鼙鼓动地来”后慌忙出逃的狼狈情状讽刺得淋漓尽致。
尾联的讽刺意味更加强烈。“蜀王”指李隆基。唐玄宗逃避入蜀,故称之,而帝不称帝,其意自明。又说他“无近信”,即逃跑之后便毫无信息,对社稷危亡和百姓的苦难不闻不问,无所作为,连帝位也被儿子李亨夺了。这又是绝妙的嘲讽和大胆的揭露。旧时代的注家对李贺嘲笑本朝皇帝为“蜀王”这一点,或有意曲解,或予以指责。比如姚文燮说:“蜀王本梁王愔也,贞观十年徙蜀,好游数畋弋猎,帝怒,遂削封。贺当春夜过此,追诮之。”(《昌谷集注》卷一)他们的歪曲和指斥,更说明李贺反封建的叛逆精神的可贵。结句同上句联系起来看,颇为纤曲,意思是说:玄宗刚奔蜀之时,华清池上便已经长满了水芹;何况历久经年,玄宗再也不来临幸,泉上水芹又在春天里萌发出嫩绿的新芽了。这个结尾,以景结情,即小见大,既表现出华清宫的凄冷、荒寂,又寄寓了诗人“黍离麦秀”之感慨,有言外之意,故颇为方扶南等注家赞赏。
《过华清宫》在艺术表现上的显著特色,是意象的组合。全诗八句,仅第七句“蜀王无近信”为托事寓讽,其余七句都是意象的直接呈示。每句以动词联系两个意象合成一个画面镜头。一个个镜头跳跃而出,有远景、中景,也有近景、特写;有实景,也有虚幻之景。它们之间似无联系,也无次序,忽此忽彼,使人眼花缭乱。全篇所写的空间范围是华清宫,其时间范围却包括今与昔,明写今日,暗示往昔。即以写今来说,时间范围也不是特定、确实的。首句点明写“春月夜”,其余各句很难说是写夜景。在这荒山古殿,即使有月亮,诗人也不可能历历分明地见到隔着宫帘的春花、朱络上的云雾、断石上紫色的苔钱、玉椀银灯,还有温泉上初萌的小小芹芽。显然,诗人在描写时根本不考虑特定时间的限制。在李贺的诗歌中,时间和空间经常是错综交织的。也就是说,诗的意象及其组合常常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自由地跳跃,不受约束,不拘常法。诗人所遵守的是心理时空而不是物理时空。夜晚与白昼景色的反复变换,使诗境更加迷离恍惚。这正是李贺诗独特的风格和艺术魅力。但这首诗意象组合虽突兀奇谲,却仍有着一条内在的思想感情线索在串连着,这就是通过渲染华清宫荒凉冷落的环境氛围,讽刺“蜀王”李隆基,并抒发诗人对唐王朝的昔盛今衰之感。明人李东阳《麓堂诗话》评李贺诗“通篇读之,有山节藻棁一无梁栋,知非大厦也。”指出李贺诗多绮艳的意象片断而缺乏完整的艺术构思。这一看法是中肯的,却不能一概而论。《过华清宫》意象是跳跃的,却非“百家锦衲”的拼凑,而是诗人用讽刺寄慨的针线编织成的一件璀灿闪光的“金缕玉衣”。
由于意象的直接呈示及其跳跃式的组合,意象之间不必用虚词连接,也省略了交代、解释、联系的笔墨,使这首诗显得格外凝炼简约,言少而意丰。诗中用词准确、新鲜、奇峭。如“紫钱斜”的“斜”字,真实地写出诗人俯视石阶见到紫色苔藓斜复于断石上的直觉印象,“点”字则大胆地传达了诗人的主观幻觉。中间两联,用暗淡的“朱”、深浓的“紫”同明亮夺目的“玉”色“银”光相互映衬,也体现李贺诗歌色彩冷艳的特色。
这是一首类似求爱诗,是晚唐著名花冠鱼玄机的作品之一。此诗文笔优美,韵调和谐,就其风格而说,可以说是十分大胆,这表现在对爱情坦然歌咏,毫不掩饰上。在这首诗中,作者表现出大胆的追求和深沉的爱慕,而且写出了夏日里的清闲。
“无限荷香染暑衣,阮郎何处弄船归?”“无限”,爱屋及乌,喜欢一个人时,会喜欢关于他的很多,甚至一切。鱼玄机应该不知道李端公的垂钓处有荷花,即使有,也不一定会“染衣”。一个“染”字,可谓道尽无数风光。在夏天的午后,他静坐在荷塘旁边的碧绿色的大树下面钓着鱼,看起来似乎是陷入了沉思中。清风轻轻地吹拂着他的衣裳,轻巧的夏衣轻轻飘动之,给人以飘逸的感觉。这是诗人的想像,而且不是一般的想像。阵阵荷花的香味,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熏香了他的衣服,平复了夏日的烦躁。“荷香”,绝非一点香,是无限。其实诗人要表达的就是对李端公的喜欢是无限的。画面静中带动,情趣怏然,似乎回归到大自然的环境中,垂钓者一边欣赏风景,一边沉思,真可谓是道不尽的风流。这首诗作为夏钓的代表之一,决不为过。阮郎,是情郎的代称。这两个字,透出了诗人的绵绵情意。主动称对方为郎,恐怕不经过对方默许,一般不敢叫出口,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喜欢一个人,自然也会关心他的一举一动,一位朝廷官员,想去钓鱼,不可能犯愁回不来,找条船也不会很困难。诗人其实已经进入到一种状态,这就是爱,就是关心。
“自惭不及鸳鸯侣,犹得双双近钓矶。”只有关心是不够的,还不足以展现一个恋爱中人的全部,还要充满激情的想像,再浪漫也不为过。在垂钓人的旁边,会有鸳鸯游伴,现实中可能没有,但诗人愿意让他有,这是诗人徜徉在爱之河中的缘故。这一句诗人还嫌味道不足,又把自己放进来,看着旁边幸福的鸳鸯,诗人竟让自己也像鸳鸯一样,陪在李端公身旁垂钓,要作个竞赛,欲与鸳鸯试比双:看到底是鸳鸯幸福,还是自己幸福。诗人的大胆表白的确可爱。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
“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诸弟益相思”,值此白露时节,秋草已生满庭院,更加思念远在长安的亲人。“秋草”、“白露”更加形象的体现出秋天的清冷,为下文抒别情离思定下基调。南朝宋诗人谢惠连有《捣衣》诗,亦写秋景秋意,其中有云“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韦诗与之如出一辙。所不同者,谢诗写思念丈夫,韦诗写思念诸弟而已。
唐代草书大家怀素与韦应物生活在同一时代,年岁也相仿。据说怀素在寺院附近种有一万多株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蕉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没日没夜地练,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的故事,在当时就颇为流传。诗人戴叔伦比韦应物大五岁,晚年上表请为道士,他写过一首《赠鹤林上人》绝句:“日日涧边寻茯苓,岩扉常掩凤山青。归来挂衲高林下,自剪芭蕉写佛经。”可见在芭蕉叶上写字、抄经卷在当时已形成一种风气。据统计,“芭蕉”意象在《全唐诗》中出现过七十次,多与思人有关。诗人于百无聊赖中,乃于芭蕉叶上题诗。“独”字的运用更突现思弟心情之急,更见情深意长。
这首诗并无太高深的思想,也无特别突出的艺术技巧,只是以“芭蕉题诗”一句画龙点睛,表达出一种生活化的细微感触和情怀。其实,中国的古诗,都特别富有这种“琐屑”的韵致。这种“琐屑”,可以是感情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上的。感情往往因为平淡而愈显得真实,没有大喜大悲的做作,只是平心静气,节制简洁。不仅如此,在遣词布局上,韦诗也都以淡泊质朴见长。总之,用琐屑细致的描写手法来表达自己深沉的思想情感,没有磅礴的气势,却以微小的细节打动人;没有华丽的语言修饰,却在平淡中见真知,这是韦应物写诗的一大法宝。与之相比,韩愈喜欢剑走偏锋,用一些怪的字句,不免有逞奇之弊。白居易的诗虽然平易,但在布局上往往过于讲究回环曲折,与韦诗相比,又少了一份古朴温厚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