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纶《塞下曲》共六首一组，分别写发号施令、射猎破敌、奏凯庆功等等军营生活。语多赞美之意。此为第二首，描写将军夜里巡逻时景况。这首边塞小诗，写一位将军猎虎的故事，取材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当时名将李广事迹的《李将军列传》。原文是：“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中（zhòng）石没镞（箭头），视之，石也。”
写将军夜猎，见林深处风吹草动，以为是虎，便弯弓猛射。天亮一看，箭竟然射进一块石头中去了。通过这一典型情节，表现了将军的勇武。诗的取材，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据载，汉代名将李广猿臂善射，在任右北平太守时，就有这样一次富于戏剧性的经历：“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首句写将军夜猎场所是幽暗的深林；当时天色已晚，一阵阵疾风刮来，草木为之纷披。这不但交代了具体的时间、地点，而且制造了一种气氛。右北平是多虎地区，深山密林是百兽之王的猛虎藏身之所，而虎又多在黄昏夜分出山。
“林暗草惊风”，着一“惊”字，就不仅令人自然联想到其中有虎，呼之欲出，渲染出一片紧张异常的气氛，而且也暗示将军是何等警惕，为下文“引弓”作了铺垫。次句即续写射。但不言“射”而言“引弓”，这不仅是因为诗要押韵的缘故，而且因为 “引”是“发”的准备动作，这样写能启示读者从中想象、体味将军临险是何等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在一“惊”之后，将军随即搭箭开弓，动作敏捷有力而不仓皇，既具气势，而形象也益鲜明。
后二句写“没石饮羽”的奇迹，把时间推迟到翌日清晨，将军搜寻猎物，发现中箭者并非猛虎，而是蹲石，令人读之，始而惊异，既而嗟叹，原来箭杆尾部装置着白色羽毛的箭，竟“没在石棱中”，入石三分。这样写不仅更为曲折，有时间、场景变化，而且富于戏剧性。“石棱”为石的突起部分，箭头要钻入殊不可想象。神话般的夸张，为诗歌形象涂上一层浪漫色彩，读来特别尽情够味，只觉其妙，不以为非。
诗，最注重含蓄，最讲究意在言外。看到诗中箭入石的描写，我们会油然联想：如果射中的真是老虎将会射成什么样子？如果在战场上射击敌军兵马呢？于是，一位武艺高强、英勇善战的将军形象，便盘马弯弓、巍然屹立在我们眼前了。
“醉别复几日”，没有几天便要离别了，那就痛快地一醉而别吧！两位大诗人在即将分手的日子里舍不得离开。“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鲁郡一带的名胜古迹，亭台楼阁几乎都登临游览遍了，“登临遍池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李白多么盼望这次分别后还能再次重会，同游痛饮：“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石门，山名，在山东曲阜东北，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山峦，山有寺院，泉水潺潺，李杜经常在这幽雅隐逸的胜地游览。这两句诗也就是杜甫所说的“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的意思。“重有金樽开”这一“重”字，热烈地表达了李白希望重逢欢叙的迫切心情；又说明他们生活中有共同的乐趣，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读来令人感到亲切。
李杜同嗜酒，同爱游山玩水。他们是在秋高气爽、风景迷人的情景中分别的：“秋波时泗水，海色明徂徕。”这里形容词“明”用如动词，赋予静态的自然色彩以运动感。不说徂徕山色本身如何青绿，而说苍绿色彩主动有意地映照徂徕山，和王安石的诗句“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所采用的拟人化手法相似，这就把山色写活，显得生气勃勃而富有气势。“明”字是这句诗的“诗眼”，写得传神而生动。在这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背景中，两个知心朋友在难舍难分，依依惜别：“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好友离别，仿佛转蓬随风飞舞，各自飘零远逝，令人难过。语言不易表达情怀，言有尽而意无穷，那么，就倾尽手中杯，以酒抒怀，来一个醉别吧！感情是多么豪迈而爽朗。结句干脆有力，李白对杜甫的深厚友情，不言而喻而又倾吐无遗。
这首送别诗以“醉别”开始，干杯结束，首尾呼应，一气呵成，充满豪放不羁和乐观开朗的感情，给人以鼓舞和希望而毫无缠绵哀伤的情调。诗中的山水形象，隽美秀丽，明媚动人，自然美与人情美——真挚的友情，互相衬托；纯洁无邪、胸怀坦荡的友谊和清澄的泗水秋波、明净的徂徕山色交相辉映，景中寓情，情随景现，给人以深刻的美感享受。这首诗以情动人，以美感人，充满诗情画意，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这首诗开篇点题，将时间限定在“重五”（五月初五），将地点定格为“山村”。此时此地，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有的只是节日的气氛，有的只是淳朴的民风。更何况，石榴在不知不觉间已经盛开了呢！此情此景，怎一个“好”字了得！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的诗人，今天终于暂时放下了满腹的忧愤，融入了节日的欢快气氛之中。瞧，他先吃了两角的粽子，再在高冠上插着艾枝。然后又按照依旧俗，又忙着储药、配药方，为的是这一年能平安无病。到了晚上，他忙完这些事情，含着微笑喝起酒来了。
从作者对端午这一天的生活的具体描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至少从南宋开始，端午就有了纪念屈原和卫生保健的双重内涵。
念念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的陆游，由于收拾山河的志向未能实现，只能像辛弃疾那样“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在欢乐中暗藏着多少伤感，在闲适中流露出多少无奈啊！
这首诗语言质朴，融写景、叙事、抒情于一体，那榴花繁多的山村风光，那江南端午的风俗习惯，那字里行间的闲适惬意，浮现在我们眼前，感受在我们胸间。没有装饰，所以诗美；没有做作，所以情真。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写作境界。
这首诗的前四句是说，诗人在江北孤身流浪，了无乐趣。日落薄暮时分，愁思倍增。引领南望，思念起生活在京城中的友人。“乱流”以下八句，写诗人遥望江南时的所见所感。最后四句是诗人的一番想象：我在孤寂中所思念的友人，眼下正在城中与众人挥金作乐，早巳把我忘了。诗以激昂风韵，描绘了日落望江所见之乱流注壑、雾绕高林，孤鸟远翔等薄暮景象，表露了对旧友“方当得意不念旧交”的怨怼。全诗辞藻细致繁复，色彩鲜明艳丽，笔法健峭，句式多变。
一至四句，“旅人乏愉乐，薄暮增思深”，以平稳的交待总起全诗。
去亲为客，飘泊他乡的游子本少愉悦，今又值黄昏，感物伤怀，则更增其愁。这种情感，在鲍照以前诗人的诗文中已屡有所见，王粲《登楼赋》说：“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惨恻。”曹植《赠白马王彪》说：“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叹息。”皆属此类。此诗这里暗用其意，重在点明由眼前日暮而引起的思乡和怀人的忧愁，行文极其自然。
以下二句则正面写望乡，照应题目，“日落岭云归”，承接上文的“薄暮”，进一步补充说明忧思增深。白日西匿，在诗人眼中，不但有生命的鸟兽在归巢索群，甚至连无生命的云彩都在急急地回归山岭，感情又进了一层，更深切地引起了他飘泊孤独、无所归依的苦痛忧思。思乡怀人之情，至此乃跃然纸上。“延颈望江阴”，切题之“望”。“江阴”，既交待了荀丞所在之地为江南，又暗示了自己辗转飘泊于江北。延颈而望，表现了对家乡和旧友的急切思念，是上文感情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至十二句，正面写望江所见和感受。
“乱流灇大壑，长雾匝高林。林际无穷极，云边不可寻”，是望江所见的晚景：无数条水流正杂乱地向巨大的长江汇合聚拢，随着暮色的渐深，夜雾弥漫开来，环绕着两岸无边无际的高大林木，向天边绵延伸展，与落日余霞相接，浑然一体。数句写长江日暮景色，气象雄浑，同时又透出几分黯淡的色彩，和诗人当时的忧愁凄凉心境颇相融合，情在景中，耐人咀嚼。此后诗人继续写望江所见，由无生命的林木、云雾转到有生命的禽鸟，“惟见独飞鸟，千里一扬音”，日落云归，暮色苍茫，鸟兽皆已回归巢穴，可此时却仍有孤鸟独飞，怆然长鸣。这就自然地引起了诗人的连翩浮想。曹植《杂诗》之一说：“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翘首慕远人，愿欲托遗音。”此诗二句暗用其意，孤鸟哀鸣，犹云游子的悲鸣，都是在“求其友声”（《诗·小雅·伐木》语）。这就自然过渡到下二句。“推其感物情，则知游子心。”诗人由孤鸟独飞，进而推想到和它命运类似的自己，从而表现出了对故乡的怀念和对旧友的无限思慕。
十三至十六句，切题之“赠荀丞”。“君居帝京内”，转入赠友正题，交待荀丞及其所居地点乃京都建康。“高会日挥金”，写荀丞的优越处境：日日置酒高会，挥金如土。元嘉末，荀万秋在京任尚书左丞，是当时执政的徐湛之一派中的重要人物，《宋书·徐湛之传》载湛之豪奢，“伎乐之妙，冠绝一时”，“以肴膳、器服、车马相尚”，荀赤松的生活，恐怕亦复如此。
结尾二句则承此而说，谓荀丞只顾自己享受，却不知道失群离居的故友，面对着江心即将沉没的一轮夕阳，正在长吁短叹呢。这二句感叹荀丞不能援手于自己，有希望得到朋友帮助之意。而态度则不卑不亢，显示了诗人人格的自尊。
此诗由日暮而引起的恋土怀乡发端，进而转到望江，又由望江的所见引至的怀乡慕友，过渡自然，层次清楚。结句“景沉”，又照应开头的“薄暮”，首尾呼应，形成整体和谐的美。暗用前人诗句而不露痕迹，含义深刻而不隐晦难读。采用比物象征手法，以独飞鸟拟孤独飘泊的游子，表现也很有形象感。此外，此诗遣词造句精炼警策，如“日落岭云归”，“乱流灇大壑，长雾匝高林”都是典型的例子，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