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是晚唐道家学者，这首“牡丹”诗，也牵涉到道家故事。据《酉阳杂俎》载：相传韩愈之侄孙韩湘，学道成仙后，曾劝韩愈也弃官学道，韩愈不肯，韩湘曾于初冬，令牡丹花开数色，预言韩愈未来之事，后皆应验，使韩愈为之震惊。罗隐这首《牡丹》诗，似取乎此。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这里的“东风”即“春风”。“绛罗”，本指绛色丝绸，此处喻牡丹的花瓣。“高卷”，指花盛开时高高挺出花瓣翻卷着的形象。“不胜春”，即无比的春色，无比的美丽。这两句是说它好像和东风有着特别的关系，东风一来，它便以绛色丝绸样颜色的花辫，翻卷着高高的开在枝杈的顶端。它妩媚的姿容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真是无比的美丽！
“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这里的“解语”，指会说话。“倾国”，指美女。来自《汉书·孝武李夫人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后便用“倾国倾城”形容极美丽的女子，更用它代替极美丽的女子。这两句以拟人化手法写花情动人。前一句说，牡丹要是能说话，果真是“牡丹仙子”，那简直是倾国倾城的美人了；下句更进一层说，就算牡丹无情，不能成为美人，就凭它的美丽的芳姿艳质也够人倾心喜爱了。
“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这两句中“芍药”、“芙蓉”均为花名。“君”、“芳尘”皆指牡丹。芍药素有小牡丹之称，若牡丹在群芳中为第一，则芍药为第二。故世谓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或以为花之副也。故这两句说，芍药虽也花大而美，但比之于牡丹，芍药也只是牡丹的亲近侍奉。至于生于水中，出污泥而不染的芙蓉花，虽也端庄素雅，若比之于牡丹就逊色多了，所以，它哪里敢和牡丹比美呢？但它不论生在什么地方，也躲不开和牡丹花的比较。
“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这里的“韩令”，即韩愈。“秾华”，繁盛的花朵，此处指韩湘当年劝韩愈弃官学道的牡丹花上的诗谶。“此身”，即此生。罗隐好作谶语，这两句是以韩湘的诗谶为韩令可惜。意思说，韩愈虽然在人世上功成名立，但终未脱俗超凡，成为仙人。辜负了韩湘用牡丹花的诗谶的规劝，度过了这样一生，予以惋惜。
罗隐的咏物诗有个特点，就是在咏物的同时，有所寄托。这首《牡丹》诗在前三联中，写了牡丹的体态特征，而在最后两句，则以“卒章显其志”的笔法，把自己的感慨和寄托表达出来。前三联写牡丹超凡脱俗，尽管孤芳自赏，但那种傲岸冷峻的姿态，却更加动人，让人钦佩。这正象征了诗人的人格精神。诗人用这么多笔墨写牡丹，其真正用意是为末联作铺垫。末联从牡丹写到人的思想感情和寄托，以对韩令惋惜。正显了诗人不愿为名利趋炎附势，降低人格，从而辜负了大好时光的高洁品格。
这是作者运用“借树开花法”的又一杰作，借人所熟知的《西厢记》题材进行发挥。作品缠绵悱恻，情韵悠长，写景、言情、描摹人物形象，俱能入木三分。从形式上看，本曲别具特色。
《西厢记》的得名，取自于《会真记》中崔莺莺的诗句：“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本篇的起首安排崔莺莺“人在西厢”，凭这个处所就使读者产生她等待相会的联想。“叫一声张郎”表现出莺莺的思念，“骂一声张郎”则说明张生根本没在身边。这情景同第一句中的“冷清清”三字相应。寂寞独处，却情不自禁地“叫一声”、“骂一声”，这表现出了莺莺的痴情。东墙是崔、张的界墙。《会真记》：“崔之东墙，有杏花一树，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如今东墙杳无人影，只见杏花乱纷纷地飘落一地。第四句这写景的一笔，既暗示了莺莺小姐引领盼注的方向和目标，又以“乱纷纷花落”象征了她的心绪。她禁不住召来丫鬟红娘打听动向，这是“骂一会”；又怕红娘看出自己心底的秘密，不得不找出种种话题来同她闲聊敷衍，这是“絮一会”。这两句细腻地反映出这位初堕爱河的闺阁小姐的心态。看得清“花落东墙”，说明天光还亮，以上六句当是白天至黄昏之间的情形。
“骂一会”、“絮一会”的结果，是终于打发了漫长的白日，挨到了夜晚上床的时间。作者的诗笔转入了闺房之内。绣床之上，“余”、“剩”、“温”、“闲”这些形容词和动词，其实都是女主人公的主观感受。尤其是“温一半”、“闲一半”，更是传神地写出了莺莺孤衾冷被的独眠滋味，两个“一半”暗示出她对结对成双的美满姻缘的向往。“月儿斜”说明已过了子夜时分，在这时候还能感受到“风儿细”，表明她一直未能入眠。两扇纱窗，开一扇是为了望月，月儿可以激发她对“待月西厢”美好往事的回想；掩一扇则是用来抵御微风的干扰，所谓“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幛”（李白《春思》）。一开一掩，同句中的“月”“风”都互相照应，且烘染出一种冷寂凄清的气氛。这六句纯粹写景，景中却活动着人物的影子。
下半夜即将过去，女主人公才在悠悠的夜思中沉入了梦境，与心上人张生有了相见的机会。但她自己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所以连梦也做得不十分顺畅。“绕”字固然说明梦魂不离张生左右，但“荡悠悠”又有一种飘摇无定、可望而不可即或可即而不可留的意味。结果是“萦一寸柔肠，断一寸柔肠”，一边牵挂留恋，一边疑虑伤心。说明崔莺莺平时所遭受断肠的经历与失望的打击，是太多太深了。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颇为矜持的大家闺秀，与本曲中的形象自然不尽相同。可知本篇实是借《西厢记》的题材与人物，来淋漓尽致地进行发挥和代拟。所以曲中的女主角，也可以视作闺中怀春女子的一类典型：她们情窦初开、感情深挚，热切地向往着幸福，可惜却更多地尝受着痛苦的煎熬，免不了在“闲一半绣床”中寸断柔肠。作品缠绵悱恻，情韵悠长，写景、言情、描摹人物形象，俱能入木三分。
从形式上看，本曲也别具特色。全作的一、二、三句与四、五、六句隔句对仗，形成“扇面对”，又与末三句成扇面对，这种首尾的遥对在散曲中称为“鸾凤和鸣对”。七、八、九句与十、十一、十二句也成扇面对，这些对仗无不工整流丽。又本篇在总体上属散曲的巧体之一——“重句体”，即重复运用相同的句式，仅在个别字词上稍作变化。这种重句的巧用以及全篇在对仗上的匠心，造成了作品回环婉转、缠绵悱恻、语俊韵圆、余味不尽的特殊效果。
蹇叔的论战之道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道，被奉为“知己知彼”的楷模。然而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正确意见。秦穆公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执意要派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西乞术（蹇叔的两个儿子）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实际上已失去进谏的正常渠道，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以“哭师”的形式来进谏，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袭郑的必然结果。在送别秦国出征之师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们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我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 “哭师”召来了秦伯的诅咒、辱骂，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蹇叔继续进谏——以“哭子”的形式来进谏，准确地指出晋国“必御师于崤”。想通过“哭子”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见传导给国君。
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兵未发而先哭之，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并非事后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谓“君命大事”，不过是个借口，人们根据经验 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乘虚而入，乱而取之，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应 当属于不称职之列。从蹇叔一方看，他作为开国老臣，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因此，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
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违反了“知己知彼”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敌手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必定获胜；劳师远袭，疲惫不堪，没有战斗力，必定惨败。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 连常识都顾不上，当然是咎由自取。马有失前蹄的时候，人也有过失的时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宽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宽恕。
再说，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觊觎的 对象。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不讲任何道义、仁德，这同样应当遭天谴，遭惩罚。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便没有了戒惧；没有了戒惧，就会私欲急剧膨胀；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春秋的诸侯混战，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手法、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东西。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由此可见，“先知”是没有的；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先知”。
这篇文章虽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文章以秦国老臣蹇叔谏阻、哭师、哭子为线索，复以秦穆公拒谏、诅咒相间其中，使全文在结构上起伏有致、曲折多变。
其次，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体现出《左传》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画人物性格，将人物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的特色。这篇文章虽短，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形象和一个刚愎自用、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两个形象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然而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蹇叔虽老，但仍不失足智多谋、思深虑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