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此诗叙述作者夜渡湘水时的所见、所感，表现出作者的淡雅、闲适以及对渔村生活的赞赏。全诗记叙自然，情感真挚而恬淡，反映渔村生活的宁静、和乐，描述采莲女和渔夫的劳动情景，生动真实。

　　首联“客行贪利涉，夜里渡湘川”两句，写作者为贪赶路程，急于渡河而错过了宿处，只好在夜里乘船渡湘水了。作者用白描手法记述了匆匆赶路的情况，同时也点明了题目“夜渡湘水”。

　　颔联“露气闻芳杜，歌声识采莲”两句表明，因为是夜渡，对于周围的一切看不清楚，但是，野草的芳香，却带着露水的潮润扑鼻而来，远处不时传来悠扬、清脆的歌声，那是采莲女劳动中的欢声笑语。

　　颈联“榜人投岸火，渔子宿潭烟”两句写撑船人看到了对岸的光亮，以为是江边渔村，就把船向火光处驶去，等到了近前，才发现原来是渔人夜宿潭边，燃起的烟火。这两句是视觉所见，把渔家生活形象地展现出来。

　　尾联两句“行侣时相问，浔阳何处边？”一个“时”字，表达出诗人的急切心情。因为诗人急于见到久别的好友，不时地问船夫：浔阳在什么地方？何时才能到达？连夜行舟诗人还嫌慢，可见他当时心情是何等急切。“浔阳”一作“涔阳”。涔阳在今湖南澧县涔阳浦。《九歌·湘君》有“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之句，诗人因联想及此而发问。

　　全诗记叙自然，情感真挚而恬淡，反映渔村生活的宁静、和乐，描述采莲女和渔夫的劳动情景，生动真实。

　　《鱼我所欲也》选自《孟子·告子上》，论述了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义重于生，当义和生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取义。

　　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孟子先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孟子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舍生取义的意义。

　　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论证说：生命是我珍爱的，但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珍爱的（指义），所以不能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指不义），所以有时对祸害（死亡）不愿躲避。这是从正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论证说：如果没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样不能用呢!如果没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避免祸患（死亡）的事情哪样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无所不为、卑鄙无耻了吗？这是从反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论证说：通过这样的手段（指不正当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过这样的办法（指不正当的办法）就可以避免祸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还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爱的（指义），还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指不义）；不单是贤人有这种重义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贤人没有丧失罢了。这是从客观事实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人舍生取义。通过论证，文章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成立了。

　　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箪”是古代盛饭的圆形竹篮，“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尔”是大声呼喝着，“蹴尔”是用脚踢着。这几句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地呼喝着叫别人吃，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吃，那就连乞丐都不屑要了。《礼记·檀弓》有一段故事与此相类似：“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人厌恶，所以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人们把义看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会舍生取义。

　　在孟子看来，“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

　　文章第三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会上确实存在“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有人不问合不合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呢，万钟俸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是为了住房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因为给了所认识的穷朋友以好处而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吗？华丽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与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当初宁肯饿死也不愿受侮，却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廉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认为这种人原来也有舍生取义之心，后来因为贪求利禄而丧失了。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应该罢休了。

　　孟子本人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不肯迁就，不肯趋附权势。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结果遭到孟子的严辞拒绝。（《公孙丑下》）可见，孟子在本篇中所说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气概。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生动活泼，充分体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个性，表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他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如：“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本来，这话用一句就可以说完，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来，加强了气势，增强了感情，显示出说话人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其次，为了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孟子喜欢使用比喻，本篇以具体的鱼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义，以“舍鱼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义”，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还大量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把鱼与熊掌对比，把生与义对比，把重义轻生的人与贪利忘义的人对比，把“乡为”与“今为”对比，这样互相比较，道理说得更加清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本文主要论述了法治应当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这一观点，认为实际的权势比形式的仁义更有效力，反对政治上顽固守旧。

　　作者首先通过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而产生的不同办法来说明“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其目的在于批驳儒家学者“法先王”的保守主张，作为其改革的理论依据。还用了举例论证法和分析论证法列出上古有巢氏、燧人氏因发明创造之功而被推举为王，中古之世大禹因治水之功而被推举为王，近古之世汤、武因征伐桀、纣之功而称王这样的历史事实，论证出“为新圣笑矣”的原因和结果，这就推论出当代的“新圣”改革的必要性，从而得出本段的论点：“不期修古”。然后用比喻论证法加以论证。

　　作者还从经济方面分析古今之不同。他在文中提出了人口发展的问题，再举出两个例子对比证明古代天子是为了躲避“监门之养”和“臣虏之劳”;今天的县令之所以不让其位是因为可以使“子孙累世絜驾”。又说古人轻视财物，不是因为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人们的争夺，不是因为小气，只是因为财物太少。以此证明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做，不是品德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而是因为权势太重。

　　接着，作者列举了历史故事并加以论证。为论证论点“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他举出“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国”的事例，正反对比，说明“世异则事异”。又列举另一个历史故事加以论证：“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得出结论“事异则备变”。

　　最后，作者总结：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纵横家们、游侠刺客、逃避兵役的人、工商业者这五种人，他们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因此，作者的重点在于“当今争于力气”。这是法家的重要主张，即重视耕、战，加强国力，以武力征服天下。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作者对于儒家思想采取了一概排斥的态度，未免失之偏颇。儒家思想也有好的地方，要不然，它也不会在中国两千多年里都一直处于思想的统治地位。作者看到了法治与儒家伦理道德之间出现的矛盾，这是对的。但是作者却不懂得吸收百家之言的合理因素，协调“法”与社会普遍意识的关系，而对法家以外的意识，一律加以排斥，这一个很片面的观念。还有一点，就是作者对工、商之民的错误认识。他认为这两种人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实在是一种片面而偏激的看法。在他所处的时代，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生产获得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使得工商之民活跃于历史舞台上，这是人类社会向更文明时代前进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的重大进步。但是作者看不到这一点，对工商之民持以完全否定态度，这是很错误的。

　　本文的写作特色是作者善于从对客观事物的具体分析中得出结论。他的议论分析具体，论证充分。为了阐述一个观点，他用了大量的论据，并做了具体的描述和分析。例如对上古的社会情况，对尧和禹的生活的艰辛等都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评述。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采用设喻取譬的方法，这不仅可以阐明观点，还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