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首二句本自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开篇 :“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这个“花深处”,就是指桃源。在郴州,词人为了排忧遣恨,不得不借酒解愁。醉眼朦胧之中,词人受潜意识的支配,仿佛觉得自己划起了小舟,正轻松自如地随着溪流浮泛,朝桃花源进发。路上,“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桃花源记》)。词人十分欣喜,他左顾右盼,不知不觉中,已“林尽水源”,来到了“花深处”。阅读这两句,关键是要抓住“醉”这个核心词语。醉入梦乡,本是常事,所以说这两句是写梦境幻象。“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是词人神志清爽后的抱恨之言。佛教认为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是污染人心、使生嗜欲的根源。秦观在这儿是借“尘缘”指世俗之事,如名利一类,自是相对灵境而言的。假如自己不出来求仕为宦,就不至于有此时的迁谪之祸,这就是“尘缘相误”。在写法上,只说“尘缘相误”,隐去尘缘的具体内容,便产生空灵蕴藉,词情摇曳生姿的效果。此刻自己身受官府羁绊,即使想找一个类似于“桃花源”的远僻之地平安度日也不可得——这就是“无计花间住”。
过片二句,勾勒出一幅“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山抹微云》)一般的黄昏景象。“尘尘”“千里”尤给人天涯飘泊之感。紧接一句“山无数 ”,与“烟水尘尘”呼应,构成“山重水复疑无路”(陆游《游山西村》)的境界,这就与上片“尘缘相误”二句有了内在的联络,上下片意脉不断。下片开头四句,乃是词人有意识地择取人世间的四种凄凉景象,来影射他黯淡、感伤的心境。“烟水尘尘”,则前途渺遥可知;“千里斜阳暮”,暗示着词人的处境将每况愈下;“山无数”,正是阻力重重、难回朝廷的象征;“乱红如雨”,就是说美好事物正在横遭摧折。这四种景象并集一起,凝现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词人虽无片言只语关涉愁苦,而愁苦、失望之情已溢满纸面。结句“不记来时路”,源于《桃花源记》。陶渊明说,武陵渔人出桃花源后,在返家的路上处处作了标志,“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这个结句正暗应了题目和开头,道出了词人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窘境和苦况,表达了他“抽身退步悔已迟”和“世外桃源不可得”的愁怛心绪。
这首词所反映的思想,是作者由于无端遭受打击,导致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并由此产生了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但有的评论者认为句句都有暗寓,这只能是一种猜测。此词所表现出的那种迷离恍忽的境界,只是秦观在艺术上喜欢朦胧美的一种手法而已。
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据序文可知,这是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诗人被贬赴江州途中所作。当年六月,诗人因上疏急请追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遭当权者忌恨,被贬为江州司马。诗题“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作者的己见,宣泄了对当时朝政的不满和对作者自身遭遇的忿忿不平。此诗为第一首,放言政治上的辨伪——略同于近世所谓识别“两面派”的问题。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底事,何事,指的是朝真暮伪的事。首联单刀直入地发问:“早晨还装得俨乎其然,到晚上却揭穿了是假的,古往今来,什么样的怪事没出现过?可有谁预先识破呢?”开头两句以反问的句式概括指出:作伪者古今皆有,人莫能辨。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颔联两句都是用典。臧生,即春秋时的臧武仲,当时的人称他为圣人,孔子却一针见血地斥之为凭实力要挟君主的奸诈之徒。宁子,即宁武子,孔子十分称道他在乱世中大智若愚的韬晦本领。臧生奸而诈圣,宁子智而佯愚,表面上的作伪差不多,但性质不同。然而可悲的是,世人只爱臧武仲式的假圣人,却不晓得世间还有宁武子那样的高贤。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颈联两句都是比喻,意思是:“草丛间的萤虫,虽有光亮,可它终究不是火;荷叶上的露水,虽呈球状,难道那就是珍珠吗?”然而,它们偏能以闪光、晶莹的外观炫人,人们又往往为假象所蒙蔽。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尾联紧承颈联萤火露珠的比喻,明示辨伪的方法。燔柴,语出《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这里用作名词,意为大火。照乘,指明珠。这两句是说:“倘不取燔柴大火和照乘明珠来作比较,又何从判定草萤非火,荷露非珠呢?”这就相当于谚语所说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诗人提出对比是辨伪的重要方法。当然,如果昏暗到连燔柴之火、照乘之珠都茫然不识,比照也就失掉了依据。所以,最后诗人才有“不取”、“可怜”的感叹。
这首诗,通篇议论说理,却不使读者感到乏味。诗人借助形象,运用比喻,阐明哲理,把抽象的议论,表现为具体的艺术形象了。而且八句四联之中,五次出现反问句,似疑实断,以问为答,不仅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且充满咄咄怪事的感叹。从头至尾,“何人”、“底事”、“但爱”、 “可知”、 “终非”、 “岂是”、 “不取”、 “何殊”,连珠式的运用疑问、反诘、限制、否定等字眼,起伏跌宕,通篇跳荡着不可遏制的激情,给读者以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感觉。诗人的冤案是由于直言取祸,他的辨伪之说并非泛泛而发的宏论,而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针砭,是为抒发内心忧愤而做的《离骚》式的呐喊。
这篇序言分为四段。第一段先简略地交代了编辑《苏氏文集》的过程。第二段论述了政治的盛衰与文章的盛衰并不完全一致。第三段写苏舜钦不顾世俗的反对嘲笑,特立独行,抗流俗而写作古体诗文。末段文章继续哀叹苏氏的不幸,年仅不惑而亡,确是令人极为痛心的。这篇序言抑扬顿挫,慷慨咏叹,不仅议论风发,而且富于情韵。
文章开篇,先简略地交代了编辑《苏氏文集》的过程,接着,着重写了作者对苏舜钦岳父杜公说的一段话。以丰城龙泉、太阿宝剑的精光上冲斗牛为喻,说明苏氏诗文的精光连陷害他的冤家仇人都无法掩蔽,并预言其必将大放光彩于后世。先从文学方面对苏氏作了极高的评价,充满着赞赏之情。
接着,序文论述了政治的盛衰与文章的盛衰并不完全一致,从古以来治世少而乱世多,一旦面临治世,而文章跟不上政治,那是由于不爱惜文学人才的缘故。由此自然地引出苏舜钦的遭遇,欧阳修发出沉重的叹息:“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过,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叹息流涕,而为当世仁人君子之职位宜与国家乐育贤材者惜也!”政敌小题大做,为了一顿酒食的小过失,竟将一代英才摧残至死,无论是从私人感情方面来说,还是从为国家培育人才方面来说,都要令人扼腕痛惜、痛哭流泪而不能自已也1这一段文字,既申之以理,又动之以情,真是情理交融的好文章。
三段,写苏舜钦不顾世俗的反对嘲笑,在时文盛极一时、举世不写古文之时,特立独行,抗流俗而写作古体诗文。欧阳修将他誉为“特立之士”,这个称号苏舜钦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末段,文章继续哀叹苏氏的不幸,年仅不惑而亡,确是令人极为痛心的。接着,回忆苏氏的状貌和为人,虽仅寥寥数语,却极精彩传神:“其状貌奇伟,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爱慕。其材虽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如此和蔼可亲、奇伟杰出的一代英才,却不幸死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特别是此文最后,写到其他因苏氏一案受牵连的人都一一复职,“今并列于荣宠”,“而子美独不幸死矣,岂非其命也!悲夫!”序文就在这样的哀悼声中结束,令人有哀音绕粱、三日不绝于耳之感。
这篇序文是欧阳修文章中的精品。因为苏子美是欧阳修志同道合的好友,又是极为难得的人才。这样一位有特立独行的有志之士,却横受冤屈以致罢废而死。所以为他的文集作序,先从其文章的价值说到其不幸遭遇,为其鸣不平。全文把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体。在称呼上,“予友苏子美”,“嗟吾子美”,“而子美独不幸死矣”,语含悲哀,催人泪下;在结构上开合变化,一浪高似一浪,一层深似一层;在语言上,长短句、正反意,错综变化,一唱三叹,充分表现散文的音节美,值得反复吟诵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