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郑文焯与友人张嵌(石楼)、王善(石壁)一道游苏州的邓尉山,作此词以纪之。邓尉山,在今苏州市西三十公里处的光福镇,相传东汉司徒邓尉曾隐居于此,故名。又因山上多梅花,早春时节,梅花盛开,暗香浮动,雪白一片,故亦称“香雪海”。郑文焯不乐仕进,曾在江苏幕游四十多年,晚年于苏州造樵风别墅,卒葬邓尉山。可见,他与邓尉山有着特殊的感情。郑词一向多萧散、隐逸之气,邓尉山又是古人隐居之处,三两好友,兴游邓尉,自然会产生一种隐居乐道、闲适恬静之情。
上片三句,笔笔描春,却又字字含情,于空灵恬淡之中见出作者人格和志趣。梅子半青半黄,当在暮春时节。微雨杂晴,山岚空蒙,阵风掠过,林木摇翠,湖水泛光。天空中鸟雀翩翩,明晰如剪。这意境,浑如一幅色彩明丽的画图,十分诱人。郑文焯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擅于绘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这首小词便溶入了绘画的表现手法,剪裁精当,色调分明,层次感也极强烈:远处浩渺的太湖,近处半熟的梅子,山峦叠翠为中近景,鸟雀斜飞是巧妙的点缀,词句之饱含色彩、富于画意,是非常明显的。至于词作的炼字琢句,亦见工巧,首句明显是从贺铸《青玉案》中的“梅子黄时雨”点化而来,着一“杂”字,意境又有所丰富。“浮翠”二字,写出了风和林木的动势;湖而缀一“明”字,则扩大了画面的空间,同时突出了色调之明快。“带”字也从贺铸词《浣溪沙》中之“淡黄杨柳带栖鸦”句而来,意境则扩大得多。“闲云高鸟”,乃词人主观闲适之情的物化,即是移情作用了。此等用法古人不乏其例,于此更可见出作者的心境人格和审美情趣,即闲适萧散的隐逸之思。“身轻”二字,本于杜诗“身轻一鸟过”(《送蔡都尉》),然又着一“共”字,则隐喻了作者与共游者的轻松爽畅。总之,这里通过对“闲云高鸟”的企羡,抒发了作者的心志,从而使抒情主体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于虚涵浑化中,造成了一种谐调统一的艺术意境。故上片虽是写景之笔,其情致却是婉曲而深含的。
下片写游山之奇趣和总体感受。山果随处可摘,无须论价;野花俯身可采,不知何名;淡烟雾霭,游人如行画中。真是野趣可掬,其乐无穷。细味作者旨意,山果、野花分明蕴藏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它们默默于山间一隅,甘于寂寞,与世无争,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然而,换一个角度视之,它们自由自在,远离尘世喧嚣,不就是怀隐逸之志的作者品格的象征吗?这仍然是一种将主观人格精神作用于审美对象之中的表现手法。
我们知道,郑文焯以北人而长期淹留江南,雅爱吴中山水形胜,其性情“淡于名利,牢骚不偶”(俞樾《瘦碧洞序》);“姿格散朗,神思萧闲”(易顺鼎《瘦碧词序》)。他的钦羡山果、野花,甘于长在烟峦画中,正是他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
在“清末四家”词人中,郑文焯称得上最精音律的一位。小词音节泠泠,句妍韵美,且一字不闲,意多味厚,诚为不易。陈锐评其词曰:“郑叔问词,剥肤存液,如经冬老树,时一着花,其人品亦与白石为近。”(《裛碧斋词话》)“经冬老树”云云,语甚恺切。味此小令,概见郑词之淡远劲峭。
此诗一开始,直写时事:“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这一年的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洛阳成了叛军的政治中心。洛城西南的天津桥下血流成河,洛城的郊野白骨如山。“我亦东奔向吴国,浮云四塞道路赊”,报国无门,空有一身匡世救国之心的诗人李白无奈只能奔往东南吴地以避战乱。
就在这时,李白遇到了“扶风豪士”。“东方日出啼早鸦”以下十句,描写在豪士家饮宴的场景。这一段写得奇宕,就是叙事过程和描写场景有很大的跳跃与转换。经这一宕,转出一个明媚华美的境界,这是闲中着色:四句赞美环境,四句赞美主人,两句赞美盛筵。这些诗句并不意味着李白置国家兴亡于不顾而沉溺于个人安乐,而不过是即事即景的一段应酬之辞罢了。从章法上说,有了这段穿插,疾徐有致,变幻层出。
李白并没有在酣乐中沉醉。铺叙过后,转入抒情:“原尝春陵六国时,开心写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报恩知是谁?”这里举出战国四公子,用以引发下面的自我抒怀。在战国那个动乱的时代,战国四公子各自蓄养了数千门客,其中不乏杰出人物。信陵君门客重义气,轻死生,以大智大勇协助信陵君成就了却秦救赵的奇勋,千秋万代,为人传诵。此时又逢罹乱,李白很想效法他们,报效国家。眼前这位扶风豪士虽然不能给李白提供立功报国的现实机会,但他“开心写意”以待李白,使李白顿生知遇之感,禁不住要将胸中事一吐为快。“明日报恩知是谁”一句极为自负,大意是说:我今天受了你的款待,明日定要干出一番事情来教你瞧瞧!诗人故意用了反诘语气,将下文引出:“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末段表明心迹,一片真诚。南朝陈代诗人江晖有句:“恐君不见信,抚剑一扬眉。”(《雨雪曲》)古乐府《艳歌行》有句:“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李白化用其语,以“三三七”的句法出之,“清水白石”比喻心地光明,“脱吾帽”四句益发烂漫,活画出诗人率真的天性。接着,以张良为喻。李白把张良的事迹倒转过来,说“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这两句的大意是:我之所以没有象张良那样随赤松子而去,是因为功业未成,国难当前,我更得报效于国家。耿耿此心,黄石公可以明鉴。
李白七言歌行自由挥洒、不暇整饬,诗人的思想往往只包含在某些片断和句子中。《扶风豪士歌》以系念时事发端,以许国明志收束,这正是诗的本旨所在。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雄旷浩渺的长江,激发了多少文扬的灵感诗情。这首过江诗,就是一篇得江山之助的佳作。
首联以直叙入题,展示的是一幅江行的画面;江风阵阵,吹送着渡船从渚边出发,向着遥远的对岸驶去。然而字里行间,又隐现出了船上诗扬的心态。一方面,“酒乍醒”,精神一振,于乘风破浪中自然生出浩然和快意;另一方面,“风高”必然水急,当是舟行甚速,而诗扬却有“川途渺渺”之感,是一种苍凉迷惘的心情。这种既壮又悲的旅感,便为全诗定下了基调。
颌联写目击的江景。陆地渐远,茫茫蒙蒙如笼烟雾,所谓“汀烟”,说明渡船已到江心。此时江浪扑面而来,撞击船身而碎成沫雨,更加濡湿了视界;劈波而行搅动了水中的腥气,引来了俯冲而至的水鸟。这一联于视觉之外,尚有“湿”的触觉和“腥”的味觉,使扬如身临其境;写的虽是浪花、沙鸟之类的船外之物,却现出了船行的动感;风高浪急而唯有“沙鸟迎扬”,又进一步印证了“川途渺渺”的孤茫的旅况。从而将过江的题面,更加生动、淋灕地表现了出来。
由近瞻转入远眺;更由广袤的空间而及于纵深的时间;这主产生了颈联的神来之笔。长江不仅是时代的见证,而且以其天堑的地位直接影响着扬类的历史。江山年年如旧,扬事几许盛衰,浩荡不息的大江最善于向扬们提醒这种时空的错位。在诗歌的语言中,春草与“愁”、青山与“恨”本有着频繁的联系,而“三国旧愁”、“六朝遗恨”与“春草碧”、“晚山青”恰又无一不是本地风光,达到了“情”与“景”的完美结合。三国、六朝历史的旧愁遗恨集中反映在长江南岸地区,由此也可推断出诗扬的“过江”是由北向南,此时江南已遥遥在望。
尾联借倚棹吹笛的欲望,抒寄诗扬的余情。《博异志》:“笛吹三声,水上风动,波涛沆漾,鱼龙跳喷。”苏轼《前赤壁赋》记江夜泛舟,“客有吹洞箫者,……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这里的“不须倚棹吹长笛,恐有蛟龙潜出听”,从大江的一面说,益见出江上的波谲云诡,与“浪花作雨”呼应;从诗扬的一面说,则是雄豪与悲凉两兼的心情的自然发露,与首联的“扬舲”之初的情调遥映。
这首七律依过江的行程步步展开,而又一气呵成,气局严整而遒劲。尤其是颈联将怀古与即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感慨深沉,意味无尽,足称警策。这首诗曾误入同时扬张弼集中,使他意外受惠,以“六朝遗恨晚山青”扬名于世。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为之辨误,断为钱晔所作。钱晔为牧斋的族祖,《列朝诗集》的说法当属可信。
上片忆旧。“忆昔西都欢纵。自别后、有谁能共”这一深沉的慨叹蕴含着词人对青春生活的追忆,同时,更饱含着词人对洛中故友的深切缅怀。而事实上,在洛中与欧阳修相交甚欢的友人多半已经辞世,宋宝元二年(1039),谢绛卒,宋庆历七年(1047),尹洙又卒。到如今,昔日同在西京诗酒欢会、纵情游赏的友人,只有梅尧臣尚在,因而令词人十分感伤。所以一句“有谁能共”又包含着世事无常、人生沧桑之感。正因为如此,当词人回忆当年遍赏伊川山水洛川花的情形之时,不禁产生如梦如幻的感觉。“细寻思、旧游如梦”,细细寻思旧时同游之事,恍如一梦。
下片感今,述洛中故友多凋零,如今自首重聚痛饮,感慨良多,无限伤感。“今日相逢情愈重”三句叙写词人与友人久别重逢后的感受,沧桑的经历使二人更觉相互间情谊的厚重。一个“愁”字隐蕴对即将到来的离别的无限惆怅伤感。人生如此无常,故今挚友梅尧臣能折道来探望自己,让词人备觉这份情谊的珍贵。但白发相逢,词人终是难禁伤感之情。“愁闻唱、画楼钟动”,此一可理解为与老友畅谈之时,画楼钟声响起,警醒词人相聚之时在不断的流逝,故尔令闻者愁。二或可理解为筵席间歌女唱起了昔日洛中好友如今已然辞世的谢绛所填之词中的词句,“月西斜,画楼钟动”。词在人亡,引发筵席间词人的深重悲伤。末二句写词人面对又将到来的离别而劝饮的情景。老友见面,总是意味着许多的沧桑回忆,许多的酸甜苦辣,这些又岂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的,眼下又要分别了,此地一别,此生还能否相见尚不得而知,因此还是撇开往事开怀畅饮,往事已够让人遗憾的了,千万不要再给此次相逢留下什么遗憾。句中的“此景”,是别离之景,更是人生迟暮之景。
全词语言质朴,感情挚烈,体现了词人与友人之问真挚淳朴的友情,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怀旧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