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的是山野秋景。全诗于萧瑟怡静的景色描写中流露出孤独抑郁的心情,抒发了惆怅、孤寂的情怀。
首联,景中含情,景中有人。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图景:傍晚时分,夕阳西下,天边满是烟霞,诗人独自一人登上东皋极目远望,左右徘徊不已,心里默默念着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薄暮”交代时间,渲染气氛,“东皋”点明地点,“徙倚欲何依”表明心态,复杂抑郁。这两句看似平平淡淡的叙述,却把作者的心绪交代的一清二楚,奠定了整首诗的基调。
颔联,写秋天山林之静景,从正面进一步渲染作者的孤寂苦闷的心绪。诗人从眼见所见,给我们勾勒了一幅秋之晚景图。一望无际的树林都染上了暮秋时分憔悴枯黄的颜色,连绵起伏的群山在夕阳的映照下都染上了萧瑟的暮光。看似安静开阔的景象,却给人一种荒凉落暮之感。
颈联,写傍晚时分人的活动,从反面衬托诗人的郁闷孤单的心境。诗人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乡野之人放牧归来的动态场景。放牛的牧童唱着山歌,欢快的赶着牛儿返回家中,猎人骑着骏马,大声吆喝着,带着猎物满意而归,多么安逸的场景,多么令人陶醉的画面啊。但是这些热闹是他们的,诗人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寂寞和孤寂。
尾联,终于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情感了,直抒胸臆。诗人从美好而热闹的场景中回过神,又回到了起始的心境之中了,更加平添了一种茫然若失、孤独无依、苦闷惆怅的心绪。诗人身边没有一个相识的熟人和朋友,没有人能够分担这份寂寥,只好拉来已经远去的伯夷、叔齐了。诗人唱着《采薇》之歌,抒发自己隐逸山林之志。
读熟了唐诗的人,也许并不觉得这首诗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可是,如果沿着诗歌史的顺序,从南朝的宋、齐、梁、陈一路读下来,忽然读到这首《野望》,便会为它的朴素而叫好。南朝诗风大多华靡艳丽,好像浑身裹着绸缎的珠光宝气的贵妇。从贵妇堆里走出来,忽然遇见一位荆钗布裙的村姑,她那不施脂粉的朴素美就会产生特别的魅力。王绩的《野望》便有这样一种朴素的好处。
这首诗的体裁是五言四韵。自从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将声律的知识运用到诗歌创作当中,律诗这种新的体裁就已酝酿着了。到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手里律诗遂定型化,成为一种重要的诗歌体裁。而早于沈、宋六十余年的王绩,已经能写出《野望》这样的五言四韵,说明他是一个勇于尝试新形式的人。这首诗首尾两联抒情言事,中间两联写景,经过情──景──情这一反复,诗的意思更深化了一层。这正符合律诗的一种基本章法。
这是马致远写的一支表达身处天涯,心系故园的“断肠人”羁旅乡愁的小令,与《天净沙·秋思》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支曲子将诗词中常有的意境和手法引入曲中,然又自出机杼地描写了特有景色中的特定氛围:雨夜、孤舟、渔灯中离家万里的旅人在点点滴滴的雨声里情不自禁流下“几行清泪”,这使读者也不由得产生强烈的共鸣,情景交融,语简意深,堪称马致远散曲小令中的佳作。
此曲开篇“渔灯暗,客梦回”两句写在水上过夜的情景。潇湘自古为鱼米之乡,故以“渔灯”二字开头,巧妙地抓住了“潇湘夜”的特点。同时,一个“暗”字奠定了全曲暗淡感伤的气氛。“客梦回”的“客”系作者自指,此字为下文的思家作了铺垫。“梦到什么,作者未写。梦回人醒,却是孤舟夜雨,故下面紧接”一声声滴人心碎“。这句写对深夜雨声的感受。
“孤舟五更家万里”写了离家之远,孤身之苦。“孤舟”照应“鱼灯”,“五更”照应“梦回”,“家万里”照应 “客”。这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写出了远离家人的旅客在深夜的孤独寂寞之感,是为“心碎”之第一层烘托和具体内容的揭示。
“是离人几行情泪”,再写出思家的痛苦,它是“心碎”的第二层烘托。闻雨伤心,离情顿生,乃是古代诗词常用的手法。马致远将这种诗词中常有的意境和手法引入此曲,然后有自出机杼,将雨、泪、情、景融为一体。语简意深,堪称马致远散曲小令中的佳作之一。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