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三十一句,不分章,但有韵,是《周颂》中最长的一篇,也是几篇有韵诗中用韵较密的一篇。
全诗虽未分段,其叙事自成段落,层次清楚,前二十一句可算是第一部分,后十句算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依次叙述以下内容:
首四句写开垦。描写了有的割草,有的刨树根,一片片土壤翻掘松散,“千耦其耘”,遍布低洼地、高坡田,呈现热烈的春耕大生产景象。“千耦其耘”的“耘”字,单释为除田间杂草,与“耕”合用则泛指农田作业。开垦时重在耕(翻掘土壤),这里是为了用韵,略为“耘”,实即“千耦其耕”。所谓“耦耕”,是上古一种耕作方式,即二人合作翻掘土壤。如何并力,可有几种形式,如挖掘树根,宜对面合作;开沟挖垅,不妨并肩;盖使用耒耜翻地,必须一推一拉。这里言“千耦”,是言极多,从低洼地到高坡田,遍布田野,开垦面积多,出动的劳动力多,这只可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性质的大生产。
第五至第十句写参加春耕的人,男女老少全出动,强弱劳力都上场,漂亮的妇女,健壮的小伙,在田间吃饭狼吞虎咽,展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据文献所载,周王是全部土地的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他只直接拥有一大片土地,以封建形式将土地分封下去,他取贡赋,并有权随时收回土地。所以被分封者只有较长期的、较固定的使用权,各土地领主又以同等形式分给下属,这样可以层层分下去,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当时的家庭实际是家族,以家长为首,众兄弟、子孙多代同居,这种土地分配和家庭结构形式,在诗中都反映了出来。
第十一至第十四句写播种。锋利的耒耜,从向阳的田地开播,种子覆土成活。“啊!多么锋利的耒耜!”“播下百谷就出芽!”在这赞叹声中饱含着欢欣,反映出金属(青铜)农具的使用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十五至第十八句写禾苗生长和田间管理。“驿驿其达”,“厌厌其苗”,也是赞叹中饱含喜悦;“緜緜其麃”,表示精心管理,努力促进作物生长,表现了生产的热情。
接下去三句写收获。作者用了夸张的手法,以“万亿及秭”形容露天堆积的谷物广大无边,表现丰收的喜悦。“万亿及秭”一句是全诗的转折处。此句以上是写农事,从开垦叙述到收获;此句以下则转人祭祀和祈祷,可以说是诗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前七句写制酒祭祀,是全诗的思想中心,表明发展生产是为烝祖妣、洽百礼、光邦国、养耆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报答祖先,光大家国,保障和提高人民生活。这也是周代发展生产的根本政策。周代制酒主要用于祭祀和百礼,不提倡平时饮酒。末尾三句是祈祷之辞,向神祈祷年年丰收。《毛诗序》云:“《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后人多以此篇为不限于籍田祀神之用,与《周颂·丰年》诗大致相同,亦可为秋冬祀神之诗。
全诗叙述有层次、有重点,初言垦,继言人,言种,言苗,言收,层层铺叙,上下衔接;至“万亿及秭”而承上启下,笔锋转势,言祭,言祷。在叙述中多用描写、咏叹,时或运用叠字、排比、对偶,押韵而七转韵,都使全诗的行文显得生动活泼,这在《周颂》中是相当突出的。
这是一首直接歌咏历史题材,表达作者议论见解的咏史诗。它跳出了一般咏史诗的窠臼,从另一个角度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含蓄而有新意。
诗的前两句以看似平实之笔叙说了诗人所见:当年秦始皇焚书之处历经千年,已成为历史陈迹,除去满洞穴的尘土外什么也没有了,就过路旁的农夫看到这荒凉景象也感到伤心。这两句既交代了吟咏的历史事件,又从侧面写出了诗人的感慨,看似“无我”,实则“有我”。试想:历史上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大劫难。许多优秀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使每一个视书为生命的读书入念此而心痛,千年之后的罗隐亦不例外。但诗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直写自己的感慨,而是借写自己的所见,借写他人的感受来表现这种感慨。一个不识诗书的农夫尚且“伤神”,罗隐作为一个读书人,自然更是感伤至极,这一点,读者一想即知,不说胜似多说。这种融思想感情于叙事当中、融丰富内容于平实当中的写法,既简明经济,又韵味无穷,不由人不赞叹诗人运用语言、高度概括的功力。
诗的三四句,写诗人的议论,揭示秦始皇焚书的原因。“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意谓秦始皇谋划事情还真聪明,他认为烧毁书籍就能保秦王朝永在,赢代政权永存。一般的咏史诗,作者都是从客观的角度,或赞或贬自己所吟咏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而罗隐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是带着嘲讽的语气,从揣测秦始皇主观心态的角度,轻轻一笔写就的。这里诗人不用始皇而用“祖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对“祖龙”自作解释说:“祖龙者,人之先也。”他要做诸“龙”之先,然后传诸子孙万代。既如此,诗人就用“祖龙”来称呼他,但实质是仅其意而用之,绝非单纯地使用典故。秦始皇为当初采纳李斯的奏议,烧毁了他认为是祸乱根源的“百家之言”,主观上是要推行“以愚黔首”的愚民政策,借以维护其政治统治,达到传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之目的。这样的打算是荒谬的,仅是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焚书之后没几年,义军四起,赢氏政权很快就成了一个短命王朝,对于这些与秦始皇主观设想背道而驰的历史事实,罗隐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诗人并没有像其他后世文人那样去正面议论,直抒胸臆,猛烈地抨击谴责秦始皇所为之荒谬,残暴,而是以较为轻松的似乎是局外人的语气,通过“浑乖角”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揶揄嘲讽之意,不露锋芒而又锋利无比,无情地鞭挞了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深刻地讽刺了秦始皇的异想天开,真可谓匠心独运,曲折达意而又深刻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