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男儿远去从军戍边，他们从小就游历幽燕。个个爱在疆场上逞能，为取胜不把生命依恋。厮杀时顽敌不敢上前，胡须象猬毛直竖满面。陇山黄云笼罩白云纷飞，不曾立过战功怎想回归？有个辽东少妇妙龄十五，一向善弹琵琶又善歌舞。她用羌笛吹奏出塞歌曲，吹得三军将士泪挥如雨。
此诗题为“古意”，标明是一首拟古诗。开始六句，把一个在边疆从军的男儿描写得神形毕肖，栩栩如生，活跃在读者眼前。第一句“男儿”两字先给读者一个大丈夫的印象。第二句“少小幽燕客”，交代从事长征的男儿是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幽燕一带人，为下面描写他的刚勇犷悍张本。这两句总领以下四句。他在马蹄之下与伙伴们打赌比输赢，从来就不把七尺之躯看得那么重，所以一上战场就奋勇杀敌，杀得敌人不敢向前。“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这三句把男儿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一个男儿，谁都想见识见识吧！可是诗不可能如画那样，通体写出，只能抓特征。于是抓住胡须来描绘。然而三绺五绺长须，不但年龄不符合，而且风度也太飘逸了，因此诗人塑造了短须的形象。“须如蝟毛磔”五字，写出须又短、又多、又硬的特征，那才显出他勇猛刚烈的气概和杀敌时须蝟怒张的神气，简洁、鲜明而有力地突出了这一从军塞上的男儿的形象。这里为了与诗情协调，诗人采用简短的五言句和短促扎实的入声韵，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效果。
接下去，诗人又用“黄云陇底白云飞”一句替诗的主人公布置了一幅背景。闭目一想，一个虬髯男儿，胯下是高头战马，手中是雪亮单刀，背后是辽阔的原野，昏黄的云天，这气象是何等的雄伟莽苍。但这一句的妙处，还不仅如此。塞上多风沙，沙卷入云，所以云色是发黄的，而内地的云则是纯白的。这一句中黄云白云表面似乎在写景，实则两两对照，寓情于景，写得极为精细。开首六句写这男儿纯是粗线条、硬作风，可是这远征边塞的男儿，难道竟无一些思乡之念吗？且看男儿在向前看一看那陇上黄云之后，也还不免回首一望故乡。故乡何在？但见一片白云，于是不能不引起思乡之感。这一层意思，诗人以最精炼最含蓄的手法，表达在文字的空隙中，于无文字处见功夫。但如果接下去，写思乡念切，急于求归，那又不象是这样一个男儿的身份了，所以在这欲吐不吐、欲转不转之际，用“未得报恩不得归”七个字一笔拉转，说明这一男儿虽未免偶尔思乡，但因为还没有报答国恩，所以也就坚决不想回去。这两个“得”字，都发自男儿内心，连用在一句之中，更显出他斩钉截铁的决心，同时又有意无意地与上句的连用两个“云”字相互映带。前六句节奏短促，写这两句时，景中含有情韵，所以诗人在这里改用了七言句，又换了平声韵中调门低、尾声飘的五微韵。但由于第八句中意旨还是坚决的，所以插用两个入声的“得”字，使悠扬之中，还有凛烈的劲道。
一般想法，再写下去，该是根据“未得报恩不得归”而加以发挥了。然而，出乎意外，突然出现了一个年仅十五的“辽东小妇”，面貌身段不必写，人们从她的妙龄和“惯弹琵琶能歌舞”，自可想象得出。随着“辽东小妇”的出场，又给人们带来了动人的“羌笛出塞声”。前十句，有人物，有布景，有色彩，而没有声音：“今为羌笛出塞声”这一句，少妇吹出了笛声，于是乎全诗就有声有色。“羌笛”是边疆上的乐器，“出塞”又是边疆上的乐调，与上文的“幽燕”、“辽东”贯串在一起。这笛声是那样的哀怨、悲凉，勾起征人思乡的无限情思，听了这一曲，不由“使我三军泪如雨”了。这里，诗人实际上要写这一个少年男儿的落泪，可是这样一个硬汉，哪有一听少妇羌笛就会激动的道理？所以诗人不从正面写这个男儿的落泪，而写三军将士落泪，非但落，而且落得如雨一般多。在这样尽人都受感动的情况下，这一男儿自不在例外，这就不用明点了。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含蓄而精炼，功力极深，常人不易做到。此外这四句采用了上声的七麌韵，“五”、“舞”、“雨”三个字，收音都是向下咽的，因而收到了情韵并茂的艺术效果。
全诗十二句，奔腾顿挫而又飘扬含茹。首起六句，一气贯注，到须如蝟毛磔“一句顿住，”黄云陇底白云飞“一句忽然飘宕开去，”未得报恩不得归“一句，又是一个顿挫。以下掷笔凌空，忽现辽东小妇，一连两句似与上文全无干涉，”今为羌笛出塞声“一句用”今“字点醒，”羌笛“、”出塞“又与上文的”幽燕“、”辽东“呼应。最后用”使我三军泪如雨“一句总结，把首句的少年男儿包涵在内，挽住上面的突接，全首血脉豁然贯通。寥寥短章之中，能有这样尺幅千里之势，这在李颀以前的七言古诗中是没有的。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
此诗首句“日暮游西园”标出自己的行动，次句“冀写忧思情”标出自己的情感抒发，其余各句分头叙写此二者。诗人游园时见池边树上“特栖鸟，怀春向我鸣”，慨叹不能相从，于是表达一种哀怨之情，把作者对曹植深切思念又不敢同他公开交往的矛盾心情表达得十分精到。全诗写得深情绵邈，哀婉动人，而“正言若反”（《老子》）的结尾，更使作品显得深沉含蓄，韵味无穷。
诗从日暮游园，排解忧愁入手：日逼西山，红轮将坠，景色十分怡人；漫步西园，确是驱除白日操劳的好办法。但作者却不是为了观花赏景，而是为了排解“忧思”，而且他的“忧思”形成，大概已非一日，甚或到了难以排解的地步，所以一开头便把排忧的目的强调出来。这便等于暗示了事态的艰难、问题的性质绝不寻常。接下来两句是写园中景色。池水泛着微波，树上开着红花，看上去，一切多么美好。这是点出：环境、事态的表面，暂时是平静的。然而，严重的问题却在悄悄地发生：红花绿叶丛中，有一只“特栖鸟”，她向“我”倾注着怀春之情。这两句写得非常美丽、动人。在丛林密叶之中发现了一只孤独的小鸟，已很不容易，还听出它对自己倾注了怀春之情，就更不寻常。这表明作者对朋友有深入的了解与同情，也表明彼此情谊十分深厚。关系既然如此密切，作者自然要行动起来，回报相应的热情。
所以便有“褰衽欲从之”的举动，平常走路是用不着提起衣襟的，只在急促行走时才要“褰衽”，由此可见作者心情的激动和热烈。可惜事不由人：“路险不得征”，不是路遥、也不是路回，而是“路险”，这个“险”字充分地表示事态的严重性。联系到当时曹氏兄弟的激烈斗争，以上这些措词用字显然经过精心选择的。以下一连六句描写了当时自己的具体情状，反复地表明他的难过和激动：他明确地看到情势危险，无法接近，却不肯离开。他徘徊不定，处在绝望之中还要挣扎出点办法来。到实在无法可施之时，便久久地守望。直到日没西山，旋风扬起了沙尘、完全看不到对方影子了，才不得不带着失望回到卧室，希望以自己精诚能在梦中与对方相会。以上这些比喻，把作者的感人之情，动人之状，表达得淋漓尽致。最后两句，在无可奈何之中把希望寄托于“天不违人”，以此给对方也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这种希望自然是渺茫的，不过，“何惧不合并”却显示了作者对前景充满信心。
这首诗把作者对曹植深切思念又不敢同他公开交往的矛盾心情表达得十分精到。这对认识历史人物事态的复杂性是有帮助的，同时还可以由此去了解作者怎样去感受和处理人生的种种复杂难题。除了特定的历史内涵之外，作为文学作品，还可以从中学习如何去表现复杂幽微的心态，并且去领悟古人的思考力度和深度。
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却深刻揭示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情。
诗以自嘲口吻开头，此前诗人一直官卑职微，只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三州知州，到湖州仅两月便下御史台狱，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只能说为口腹生计而奔忙。“老来”，诗人当时方四十五岁，这个年龄在古人已算不小了，苏轼作于密州的《江城子》词中便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事业转荒唐”指“乌台诗案”事，屈沉下僚尚可忍耐，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检点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面对逆境，苏轼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待之。
初到黄州，正月刚过，又寄居僧舍，却因黄州三面为长江环绕而想到可有鲜美的鱼吃，因黄州多竹而犹如闻到竹笋的香味，把视觉形象立即转化为味觉嗅觉形象，表现出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了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精神是最应令人钦敬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使他在黄州的五年政治上的低谷时期（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却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大批著名词篇均写于这一时期，苏轼成了古代文学家中身处逆境而大有作为的典范，苏轼“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的高尚思想境界成为后人之表率。
后四句为作者自嘲，颈联写以祸为福的宽慰心态，用典自况。“为口”而至此，可以说是人生的大不幸了，诗人却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在扫兴的“员外置”前加了一个“不妨”，在倒霉的“水曹郎”前加了一个“例作”，安之若素，自我调侃。其心胸开阔，个性旷达便跃然纸上。尾联写无功受禄的愧怍，质朴自然。身为“员外”，却没能为国家出力办事，而又要白白花费国家的钱银，实在是惭愧。“压酒囊”就是工钱，虽然钱不多，可对于一个“无补丝毫事”的人来说，还要费这工资，确实惭愧。 在就表现了诗人的豁达和自得。
“诗穷而后工”，“只惭”句有几分无奈，但并不把它作为完全无所作为的理由，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文学上却可以大有作为。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首诗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卑的惯例，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后世诗作唯有鲁迅的一首“运交华盖”与其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