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分三段，每段八句。第一段写古时进贡荔枝事。历史上把荔枝作为贡品，最著名的是汉和帝永元年间及唐玄宗天宝年间。“十里”四句，写汉和帝时，朝廷令交州进献荔枝，在短途内置驿站以便飞快地运送，使送荔枝的人累死摔死在路上的不计其数。“飞车”四句，写唐玄宗时令四川进献荔枝，派飞骑送来，到长安时，还是新鲜得如刚采下来一样，朝廷为了博杨贵妃开口一笑，不顾为此而死去多少人。这一段，抓住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的特点，在运输要求快捷上做文章，指出朝廷为饱口福而草菅人命。这一点，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已作了描写，苏诗中“知是荔支龙眼来”、“宫中美人一破颜”句就是从杜牧诗中化出。但杜牧诗精警，苏诗用赋体，坐实了说，博大雄深，二者各有不同。
“永元”起八句是第二段，转入议论感慨。诗人以无比愤慨的心情，批判统治者的荒淫无耻，诛伐李林甫之类，媚上取宠，百姓恨之入骨，愿生吃其肉；感叹朝廷中少了像唐羌那样敢于直谏的名臣。于是，他想到，宁愿上天不要生出这类可口的珍品，使得百姓不堪负担，只要风调雨顺，人们能吃饱穿暖就行了。这段布局很巧，“永元”句总结第一段前四句汉贡荔枝事，“天宝”句总结后四句唐贡荔枝事，“至今”句就唐事发议论，“无人”句就汉事发议论，互为交叉，错合参差，然后用“我愿”四句作总束，承前启后。
“君不见”起八句是第三段，写近时事。由古时的奸臣，诗人想到了近时的奸臣；由古时戕害百姓的荔枝，诗人想到了近时戕害百姓的各种贡品。诗便进一步引申上述的感叹，举现实来证明，先说了武夷茶，又说了洛阳牡丹花。这段对统治者的鞭挞与第一、二段意旨相同，但由于说的是眼前事，所以批判得很有分寸。诗指责奸臣而不指责皇帝，是诗家为尊者讳的传统。就像杜甫《北征》“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写安史之乱而为玄宗开释；李白《巴陵送贾舍人》“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写才士被贬，反说皇帝大度。苏轼在这里用的也是这种“春秋笔法”，很显然，他不仅反对佞臣媚上，对皇帝接受佞臣的进贡，开上行下效之风，使百姓蒙受苦难，他也是十分不满的。这一段，如奇军突起，忽然完全撇开诗所吟咏的荔枝，杂取眼前事，随手挥洒，开拓广泛，且写得波折分明，令人应接不暇。而诗人胸中郁勃之气，一泻而出，出没开阖，极似杜诗。
全诗有叙有议，不为题囿，带有诗史的性质，因此清方东树等的赞誉。
这是一首诗意淡远的七言绝句，以问答形式并暗用典故抒发了作者隐居生活的自在天然的情趣，也体现了作者的矛盾心理。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前句起得突兀，后句接得迷离。这首诗的诗题一作《山中答俗人》，那么“问”的主语即所谓“俗人”。诗以提问的形式领起，突出题旨，以唤起读者的注意。当人们正要倾听答案时，诗人笔锋却故意一晃，“笑而不答”。
“笑”字值得玩味，它不仅表现出诗人喜悦而矜持的神态，造成了轻松愉快的气氛；而且这“笑而不答”，还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造成悬念，以诱发读者思索的兴味。“心自闲”三个字，既是山居心境的写照，更表明这“何意栖碧山”的问题，对于诗人来说，既不觉得新鲜，也不感到困惑，只不过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罢了。第二句接得迷离，妙在不答，使诗增添了变幻曲折，有摇曳生姿、引人入胜的魅力。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是写“碧山”之景，其实也就是“何意栖碧山”的答案。这种“不答”而答、似断实连的结构，加深了诗的韵味。诗虽写花随溪水，窅然远逝的景色，却无一点“流水落花春去也”的衰飒情调，而是把它当作令人神往的美来渲染、来赞叹。因为上面写的“笑而不答”的神态，以及末句的议论都流露出这种感情。“山花如绣颊”（李白《夜下征虏亭》）固然是美的，桃花随流水也是美的，它们都是依照自然的法则，在荣盛和消逝之中显示出不同的美，这不同的美却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天然”二字。这种美学观点反映了诗人酷爱自由、天真开朗的性格。
“碧山”之中这种没有名利，又不冷落荒凉的环境，充满着天然、宁静之美的“天地”，不是“人间”所能比。而“人间”究竟怎样，诗人没有明说。只要读者了解当时黑暗的现实和李白的不幸遭遇，诗人“栖碧山”、爱“碧山”便不难理解了。这“别有天地非人间”，隐含了诗人心中许许多多的伤和恨。所以，这首诗并不完全是抒写李白超脱现实的闲适心情。诗中用一“闲”字，就是要暗示出“碧山”之“美”，并以此与“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诗在风格上有一种“寓庄于谐”的味道，不过这并非“超脱”。愤世嫉俗与乐观浪漫往往能奇妙地统一在他的作品之中，体现出矛盾的对立统一。
全诗虽然只有四句二十八字，但是有问、有答，有叙述、有描绘、有议论，其间转接轻灵，活泼流利。诗境似近而实远，诗情似淡而实浓。用笔有虚有实，实处的描写形象可感，虚处的用笔一触即止，虚实对比，蕴意幽邃。诗押平声韵，采用不拘格律的古绝形式，显得质朴自然，悠然舒缓，有助于传达出诗的情韵。
词的上片写词人“三十而不立”的牢骚，但并不悲观消极，末两句“惊伏枥，壮心起”正反映了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下片写词人对未来功成名就的想象。
这首词在艺术技巧上有独到之处。词人采取上书玉帝的形式质问玉帝“生予何意？”想象奇特。此外，过生日无所忌讳，把自己未来死后的事信手拈来，这也是一般封建文人难以做到的。词人通过自己“百年”后境况的想象，既表达了对未来命运的希冀，又跟朋友们开了玩笑，增强了词的幽默与情致。
上片从“马齿加长矣”一句开始，便透溢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在这种感慨之中，不难体味出其中有着一脉对于命运的惶惑。正是这种惶惑，使得作者忽发奇想地要投笺天公，问让他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意义何在。全词都立足在“生余何意”这四个字上，这是全词意脉之所在。
“不信懒残恨芋后”以下四句，便对投笺天公的原因作了说明。“懒残煨芋”四字，表明了生活状况的相对贫贱。辛弃疾于投闲不得志时，还能过上“细读《离骚》还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满江红·山居即事》)的生活。“痛饮酒，熟读《离骚》”是“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的，而按照苏轼的意思，有肉则可无瘦，有竹则可无俗。对于上则想为攀龙客、下则想为雅逸士的封建文人来说，煨芋黄梁的生涯，叫人“惶愧杀”。
不过，有一点得注意，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会哭穷。他们在看到别人青云直上时，对于自己的相对贫贱总有一种强烈的不满，其实并没有穷得如同劳夫织妇那样只能以杂粮充饥的。如果真穷到像范进卖鸡那个地步，连别人来报喜说高中了尚且以为是诳人，也不会有“男儿坠地”的口吻和“富贵如斯”的感叹。这种哭穷反映到诗词上，便表现为一种以清贫为儒生着色的特点。郑燮《满庭芳·赠郭方仪》云：“白菜腌菹，红盐煮豆，儒家风味孤清。破瓶残酒，乱插小桃英”，便直以白菜红盐、破瓶残酒之“孤清”描状“儒家风味”了。这首词中“懒残煨芋”四字在思想和艺术上亦应作如是观。
“三十成名身已老，况悠悠此日还如寄”。顾贞观当时恰好30岁，正是在这一年他中举，并被擢为秘书院典籍。从此词的内容上看，此词大约作于他中举前，三十而立，功名无着，故有悠悠如寄之叹。社会的挤压，迫使士人们想早占高位要津，但这又并不容易。于是作者乃写下由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短歌行》)中化出的“歌伏枥，壮心起”这样的自我鼓励之词。
总起来看，上片所表达的心态十分复杂：惶愧之中交织着不甘，激烈之中有着一脉苍凉，急切的功名之心中又浸着悠悠无成的懒残之情。不过，总的基调趋向是奋发的，于是下片转而抒写自己的功名理想。
“姑妄言之”四字是下片的立足点。他姑妄言之的东西，无非是黄金、歌舞、异书、名士、谥议之类的荣华富贵。其自许当然甚高，以至要班固、范晔这样的文章家，虞世南、褚遂良这样的书法家，奉皇帝之命来为他书写碑记。但是，一股张狂的庸俗气味也随之弥散了出来。
辛弃疾也写过一首“致君”理想的词，即《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同样要“致君事了”，同样企图获取“生前身后”之“名”，但辛弃疾是把恢复中原的事业放在首位的，名是依附于国家民族的大业之上的，而顾贞观所想不过是“富贵如斯而已”。虽然顾词亦颇有以议论入词的特色，词气亦壮，这些特色同辛词有所相通，但是思想境界的判然有别，最终决定了作品价值的不同。
然而，现实是冷峻的，尽管顾贞观“言”得如此之壮，如此之“妄”，但他还是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功业，他47岁即返乡读书终老。中国封建社会中这样的知识分子千千万万，这是他们的悲剧，也可能是儒家思想的悲剧。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真正荣华之人写其富贵，倒也不像顾贞观这样张狂。南朝梁代宫廷俸臣庾肩吾《侍宴宣猷堂应令》诗云：“炉香杂山气，殿影入池涟。艳舞时移节，新歌屡上弦。”此四句无一金玉字眼，无一点张狂气息，而帝王大臣宫苑之游的气象便自在其中了。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中尤多寄托，具有浓郁的象征性。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诗的关键是把握住了蝉的某些别有意味的具体特征，从中找到了艺术上的契合点。
首句“垂緌饮清露”，“緌”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像下垂的冠缨，故说“垂緌”。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栖高饮露，故说“饮清露”。这一句表面上是写蝉的形状与食性，实际上处处含比兴象征。“垂緌”暗示显宦身份（古代常以“冠缨”指代贵宦）。这显贵的身份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和“清”有矛盾甚至不相容的，但在作者笔下，却把它们统一在“垂緌饮清露”的形象中了。这“贵”与“清”的统一，正是为三四两句的“清”无须藉“贵”作反铺垫，笔意颇为巧妙。
次句“流响出疏桐”写蝉声之远传。梧桐是高树，着一“疏”字，更见其枝干的高挺清拔，且与末句“秋风”相应。“流响”状蝉声的长鸣不已，悦耳动听，着一“出”字，把蝉声传送的意态形象化了，仿佛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这一句虽只写声，但读者从中却可想见人格化了的蝉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有了这一句对蝉声远传的生动描写，三四两句的发挥才字字有根。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它是在上两句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诗的议论。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藉助于秋风的传送，诗人却别有会心，强调这是由于“居高”而自能致远。这种独特的感受蕴含一个真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例如权势地位、有力者的帮助），自能声名远播，正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美，人格的力量。两句中的“自”字、“非”字，一正一反，相互呼应，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表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诗人笔下的人格化的“蝉”，可能带有自况的意味吧。沈德潜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唐诗别裁》）这确是一语破的之论。
清施补华《岘佣说诗正像曹丕在》云：“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这三首诗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本诗与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李商隐的《蝉》成为唐代文坛“咏蝉”诗的三绝。
实际上，咏蝉这首诗包含着诗人虞世南的夫子自道。他作为唐贞观年间画像悬挂在凌烟阁的二十四勋臣之一，名声在于博学多能，高洁耿介，与唐太宗谈论历代帝王为政得失，能够直言善谏，为贞观之治作出独特贡献。为此，唐太宗称他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并赞叹：“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从他不是以鲲鹏鹰虎，而是以一只不甚起眼的蝉来自况，也可见其老成谨慎，以及有自知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