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阕说作者隐居在山水云间，夜来趁着明月垂钓，无比闲适。下阕说自己头发未白，耳朵还不聋，还很能喝酒，还当身强力壮，只是在这重重云山之间，谁能陪我喝酒呢？
这是诗人描写放浪渔隐、泛舟 垂钓的生活环境，表现了一种闲适自得之趣。蓝天浮游着层层白云，地面纵横交错着湖泊、溪流。水照碧空,云映水中，天光水色上下互融，诗人就生活在这碧水白云中间，陶醉在这大自然的怀抱里。
潘岳《悼亡诗》是诗人悼念亡妻杨氏的诗作，共有三首。杨氏是西晋书法家戴侯杨肇的女儿。潘岳十二岁时与她订婚，结婚之后，大约共同生活了二十四个年头。杨氏卒于公元298年（晋惠帝元康八年）。潘岳夫妇感情很好，杨氏亡后，潘岳写了一些悼亡诗赋，除《悼亡诗》三首之外，还有《哀永逝文》《悼亡赋》等，表现了诗人与妻子的深厚感情。在这些悼亡诗赋中，《悼亡诗》三首都堪称杰作，而在三首《悼亡诗》中，第一首传诵千古，尤为有名。这里选析第一首。
这一首《悼亡诗》写作时间大约是杨氏死后一周年，即公元299年（晋惠帝永康九年）。何焯《义门读书记》说：“安仁《悼亡》，盖在终制之后，荏苒冬春，寒暑忽易，是一期已周也。古人未有丧而赋诗者。”结合诗的内容考察，是可以相信的。这首诗，从内容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是第一部分，写诗人为妻子守丧一年之后，即将离家返回任所时的心情。开头四句点明妻子去世已经一年。诗人说，时光流逝，爱妻离开人世已整整一年，层层的土壤将他们永远隔绝了。“私怀”四句，写诗人即将离家返回任所的心理活动。就个人对亡妻的思念之情来说，诗人十分愿意留在家中，可是有公务在身，朝廷不会依从，这个愿望是难以实现的。再说，人已死了，就是再继续留在家中，也是没有用。这里提出留与不留的矛盾。矛盾的解决办法是，勉强遵从朝廷之命，转变念头，返回原来任职的地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髣髴，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是第二部分，写诗人就要离家返回任所，临行之前，触景生情，心中有说不出的悲哀和痛苦。看到住宅，自然想起亡妻，她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进入房间，自然忆起与爱妻共同生活的美好经历，她的一举一动，使诗人永远铭记在心间。可是，在罗帐、屏风之间再也见不到爱妻的形影。见到的是墙上挂的亡妻的笔墨遗迹，婉媚依旧，余香未歇。眼前的情景，使诗人的神志恍恍忽忽，好像爱妻还活着，忽然想起她离开人世，心中不免有几分惊惧。这一段心理描写，十分细腻的表现了诗人思念亡妻的感情，真挚动人。这是全诗的最精彩的部分。
应该指出，“流芳”“遗挂”二语，注家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流芳”是指杨氏的化妆用品，有人认为“遗挂”是杨氏的遗像，都是猜测，缺乏根据。余冠英说：“‘流芳’‘遗挂’都承翰墨而言，言亡妻笔墨遗迹，挂在墙上，还有余芳。”（《汉魏六朝诗选》）比较可信。又，“回惶忡惊惕”，意思是由惶惑不安转而感到惊惧。“回”，一作“周”。前人如陈祚明、沈德潜等人多谓此句不通，清人吴淇说：“此诗‘周惶忡惊惕’五字似复而实一字有一字之情，‘怅恍’者，见其所历而犹为未亡。‘周惶忡惊惕’，想其所历而已知其亡，故以‘周惶忡惊惕’五字，合之‘怅恍’，共七字，总以描写室中人新亡，单剩孤孤一身在室内，其心中忐忐忑忑光景如画。”（《六朝选诗定论》）剖析入微，亦颇有理。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是第三部分，写诗人丧偶的孤独和悲哀。“翰林鸟”，指双飞于林中的鸟。比目鱼，水中一种成对的鱼。《尔雅·释地》说：“东方有比目鱼，不比不行。”传说比目鱼身体很扁，头上只一侧有眼睛，必须与眼睛生在另一侧的比目鱼并游。不论“翰林鸟”，还是“比目鱼”，都是古人常用来比喻夫妻合好。“一朝只”、“中路析”，写出诗人丧偶以后的孤独与凄凉。冬去春来，寒暑流易，爱妻去世，忽已逾周年。又是春风袭人之时，檐下晨霤点点滴滴，逗人哀思，难以入眠。深沉的忧愁，难以消却，如同三春细雨，绵绵无休，盈积心头。要想使哀思衰减，只有效法庄周敲击瓦盆（一种古代乐器）了。《庄子·至乐》说，战国时代宋国人庄周妻死了，惠施去吊丧，见庄周两腿伸直岔开坐在那里敲着瓦盆唱歌。惠施说，妻子死了，不哭也罢，竟然唱起歌来，未免太过分了。庄周说，妻子刚死时，他很悲伤。后来想想，人本无生、无形，由无到有，又由有到无，正如四季循环，就不必要悲伤了。潘岳想效法庄周，以达观的态度消愁，殊不知“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潘岳的悼亡诗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富于感情。此诗也不例外。陈祚明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这里肯定潘岳悼亡诗的感情“淋漓倾注”，又批评了他的诗繁冗和缺乏“含蕴不尽之妙”，十分中肯。沈德潜对潘岳诗的评价不高，但是对悼亡诗，也指出“其情自深”（《古诗源》卷七）的特点。的确，潘岳悼亡诗感情深沉，颇为感人。
由于潘岳有《悼亡诗》三首是悼念亡妻的，从此以后，“悼亡诗”成为悼念亡妻的专门诗篇，再不是悼念其他死亡者的诗篇。于此可见，潘岳《悼亡诗》深远的影响。
《游天台山赋》是一篇记游之作。这篇赋不是将天台山作旁观、静止的描写，而是紧紧围绕一个“游”字，把自然景物贯穿起来，循着作者的游踪，景物不断变换。千姿百态的景色，也随着作者攀援的节奏步步展开，构成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图画。全赋辩致工巧，语句骈俪而无滞涩之病；加之想象丰富，波澜起伏，意奇语新，景物摹写更显得情采飞动，可谓有摇笔散珠，动墨横锦之妙。
赋前的小序交代创作此文的原因：一是天台山神秀妙绝，可是没有人在通常典籍中记载它；二是幻想寻仙，摆脱世俗，便永托此山。这个序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散文。作者对天台山有深厚的感情，开头便热情赞颂了天合山是山岳中的神秀奇异的山，它的地理位置绝妙，凡是人、神所设想的壮丽景象天台山均具备。只是它远、幽深，在常典中没有记载。
在对比中突出天台山的奇挺、峻极。
天台山在牵牛星照耀下的灵秀越地，根据比华山、泰山还坚厚，论高度比湖南九嶷出还要高。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天台山合于唐典配天的资格，堪称峻极。在肯定天台山奇特神秀之后，作者集中写它的两大奇景：赤城如同红霞一样立起一座标柱；白色的飞瀑在青山中划出一道明显的界限。作者抓住天台山二奇的特征，一红一自，鲜明醒目。
步步深入，引人入胜。
于是作者拨开了茂密树丛中一条路，登上高峻危险的山峰，经过楢溪，斜行五界，跨过石桥，面临万丈深渊。踏着青苔，抓住栏杆，拉住长藤……作者一步步写来，条理清晰，突出进山之艰险，与前面“之者以路绝而莫晓”相呼应。一系列动词的运用，十分确切：“披、陟、济、落、跨、临、践，搏、揽、援”，给人以鲜明的动态美。渐进山弯，山路宽畅。里面一派令人舒畅的景象：鸾鸟翩翩起舞，凤鸟和鸣。在灵溪中洗一洗，清除胸中俗念，敞开五盍昏蒙。于是追赶伏羲、神农时代绝迹的轨道，踏着老子、老莱子的脚印，自己也可成仙得道了。舒适恬淡，真是神仙生活。
仙都神奇，华美自由，妙不胜言。
接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仙都气势不凡，华美楼台高悬空中，令人目炫，红楼空明透亮建在树林里，美玉装成的殿堂闪闪发光。美丽的红云与窗棂相承接，白日灿烂照窝户。高雅、华丽、富裕，一派珠光宝气，充满着飘飘欲仙的仙境气氛。作者用重彩描绘周围环境，不凋的高大桂花树，清晨开放的灵芝草；树林中的芳香，沟渠中的清泉；仙树、仙草、仙水、仙果，还有仙人——王乔驾仙鹤飞翔，罗汉执锡杖腾空，何等自由。作者一步一步把读者引入天台仙境，美妙无比。作者自己仿佛摆脱了尘世束缚，进入了神仙世界。作者不是单纯地写景，而是把自己的思想溶入景中。作者竭力宣扬道家玄妙之道，目的在于避世。寻仙觅道的虚幻思想，当然是消极的，这是欣赏这篇文章时应引起注意的。
整个游历过程，是由时代风尚而来，典型地反映了东晋士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意趣。尽管其旨归不离“理过其，淡乎寡味”的清淡玄虚之理，但由于依托想象创作，化虚为实，神不离象，象以意成，使此赋不由得与流行的“玄言诗”模式相背离，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同时，这种创作方式又为刘宋山水画家宗炳继承，为中国山水画、山水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美学风格的滥觞。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