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吊古伤今，表现了身处偏安局面，不胜今昔之感的情怀。上片从眼前景物写起，阿房废址，汉代荒丘，成了狐兔群游之所。昔日豪华，已成春梦。抚今追昔，不胜悲愁。
下片着重抒情。眼前景象，悠然往事，惟见塞雁南来，渭水东流。黄昏时候，益觉伤感。全词工丽哀婉，情韵悠长。这是康词中较为突出的一首。
张巡于天宝中任真源县令，安禄山叛乱时，起兵戡乱，先守雍丘，后与许远共守睢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南）。他们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亲率将士浴血奋战。这首诗即张巡在围城中耳听笛音、心怀激慨所写成的一曲壮歌。首联写孤城被围的紧张情形，颔联描绘浓郁的战斗气氛，颈联写战士们顽强的战斗精神，尾联则表现诗人忠贞不屈的崇高品格。诗人在诗中描述了战斗的激烈和形势的险峻，表现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全诗语言洗炼，富有理性，沉郁苍凉。
首联写登城俯瞰所见。和通常的登城览眺有别，作为守城的主帅，诗人的登临自是为了俯察敌情，故第二句即书即日所见敌军围城情景。着一“附”字，逼真地描绘出围城的叛军紧贴着城下的危困之状。诗人在守城后期与许远分城而守，他所分守的北城与东城，正是敌军的主攻方向，“虏骑附城阴”正显示出叛军密匝匝地紧紧围住城北的态势，既显示出形势的危急，也透露出一种责任感。
颔联写登临所感。“风尘”承“虏骑”，“不识” “安知”， 因果关系显然。这是诗人坚守危城经年所获得的深刻体验认识和坚定信念。睢阳保卫战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诗人与许远有兵六千八百人，而他们所抗击的安史叛军多达十三万。从至德二载正月到十月，大小四百余战，累计杀敌十二万。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如此巨大的战绩，如果主帅和将领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杰出的才能，如果没有广大士兵、民众的坚决支持，绝不可能支撑危局如此之久，更绝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战绩。这两句诗，正是诗人作为守城的主帅，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对“天地心”亦即天下民心向背所获得的深刻感受体验的艺术概括。它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而用“风尘色”来借指战争，则战尘弥漫的惨淡之色可见；用“天地心”来借指民心向背，而天地之心与人心浑然一体。故两句虽出以议论，却毫无枯率之病，而是既生动形象，又沉着深刻；境界亦开阔舒展，毫无逼仄之感。
颈联，遥应首联而双伸展颔联进一步描绘睢阳守卫战的战略重任和战斗的艰苦情形。睢阳地处中原腹地，“营开”处本不会见“边月”，但如今虏骑长驱直入，睢阳已成抗击东线叛军的“边城”和主战场，起着屏蔽江淮、保卫唐王朝生命线的重要战略作用，故在作为军中主帅的作者眼中，营门之外的月亮也就成了“边月”。“近”字透露出边塞气氛的浓郁和守卫疆土的责任感。下句“战苦阵云深”则显示了战争的长久、艰苦、惨烈和战云弥漫层深的惨淡景象，“深”字同样透露出诗人心情的深沉凝重。
尾联点明登楼闻笛，暗暗透露出以上三联所写的情景都是在登楼闻笛的过程中展现的。如果说“虏骑”句和颈联是写登楼所见，颔联是写登楼所感，则尾联便是写登楼所闻；点出“横笛”暗示系敌营胡兵所吹；说“旦夕”，则不只此日此夜，而是每天都能听到。这旦夕传来的胡兵吹笛声渲染出一种四面楚歌的气氛，“闻” 中自有所感，但诗人却只轻点即止，留下非常大的想象空间让读者自己体味。
诗作于睢阳保卫战的后期，形势已经非常危急，这从“虏骑附城阴” “战苦阵云深”等诗句中可以看出。但诗中却流露出一种坚定的信念和镇定从容的气度，让读者丝毫感受不到危城将破时的悲伤绝望和惊惶失措，也没有剑拔弩张之态，这正是诗人人格力量和儒将风度的体现。全诗的艺术感染力也集中表现在这一点上。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缭绫是一种精美的丝织品，用它做成“昭阳舞人”的“舞衣”，价值“千金”。这首诗的描写，都着眼于这种丝织品的出奇的精美，而写出了它的出奇的精美，则出奇的费工也就不言而喻了。
“缭绫缭绫何所似？”诗人以突如其来的一问开头，让读者迫切地期待下文的回答。回答用了“比”的手法，又不是简单的“比”，而是先说“不似……”，后说“应似……”，文意层层逼进，文势跌宕生姿。罗、绡、纨、绮，这四种丝织品都相当精美；而“不似罗绡与纨绮”一句，却将这一切全部抹倒，表明缭绫之精美，非其他丝织品所能比拟。而配与它相比的事物，诗人找到了一种天然的东西——“瀑布”。用“瀑布”与丝织品相比，唐人诗中并不罕见，徐凝写庐山瀑布的“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就是一例。但白居易在这里说“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仍显得新颖贴切。新颖之处在于照“瀑布”以“明月”；贴切之处在于既以“四十五尺”兼写瀑布的下垂与一匹缭绫的长度，又以“天台山”点明缭绫的产地，与下文的“越溪”相照应。缭绫是越地的名产，天台是越地的名山，而“瀑布悬流，千丈飞泻”（《太平寰宇记·天台县》），又是天台山的奇景。诗人把越地的名产与越地的名山奇景联系起来，说一匹四十五尺的缭绫高悬，就像天台山上的瀑布在明月下飞泻，不仅写出了形状、色彩，而且表现出闪闪寒光，耀人眼目。缭绫如此，已经是巧夺天工了；但还不止如此。瀑布是没有“文章”（图案花纹）的，而缭绫却“中有文章又奇绝”，这又非瀑布所能比拟。写那“文章”的“奇绝”，又连用两“比”：“地铺白烟花簇雪”。“地”是底子，“花”是花纹。在不太高明的诗人笔下，只能写出缭绫白底白花罢了，而白居易一用“铺烟”、“簇雪”作比，就不仅写出了底、花俱白，而且连它们那轻柔的质感、半透明的光感和闪烁不定、令人望而生寒的色调都表现得活灵活现。
诗人用六句诗、一系列比喻写出了缭绫的精美奇绝，就立刻掉转笔锋，先问后答，点明缭绫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又从这两方面进一步描写缭绫的精美奇绝，突出双方悬殊的差距，新意层出，波澜叠起。
“织者何人衣者谁？”连发两问，“越溪寒女汉宫姬”，连作两答。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她们之间的对立已经非常明显。“越溪女”那么“寒”，却不给自己织布御“寒”，就因为要给“汉宫姬”织造缭绫，不暇自顾。“中使宣口敕”，说明皇帝的命令不可抗拒，“天上取样”，说明技术要求非常高，因而也就非常费工。“织为云外秋雁行”，是对上文“花簇雪”的补充描写。“染作江南春水色”，则是说织好了还得染，而“染”的难度也非常大，因而也相当费工。织好染就，“异彩奇文相隐映，转则看花花不定”，其工艺水平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那么，它耗费了“寒女”多少劳力和心血，也就不难想见了。
精美的缭绫要织女付出高昂的代价：“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然而，“昭阳舞女”却把缭绫制成的价值千金的舞衣看得一文不值：“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这种对比，揭露了一个事实：皇帝派中使，传口敕，发图样，逼使“越溪寒女”织造精美绝伦的缭绫，就是为了给他宠爱的“昭阳舞人”做舞衣。就这样，诗人以缭绫为题材，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尖锐的矛盾，讽刺的笔锋，直触及君临天下、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其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都值得重视。
这首诗也从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唐代丝织品所达到的惊人水平。“异采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缭绫，就呈现出不同的异彩奇文。这并非夸张。《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记载：安乐公主“有织成裙，值钱一亿。花绘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就可与此相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