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每两句都是反复回文。“雾窗寒对遥天暮”,从最后一个字“暮”倒着往前读,就是下一句“暮天遥对寒窗雾”;“花落正啼鸦”,倒过来也就是下一句“鸦啼正落花”,这就是回文诗的一种。一般的选本里很少会选这首词,原因很简单:这是纯粹的文字游戏,并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和深刻内涵在里边。这道理是完全正确的,回文诗大多都仅仅是文字游戏而已,就像厨师雕刻出来的一朵精美绝伦的萝卜花,无论多漂亮,也只是正餐旁边的一个装饰。但是厨师愿意去雕刻萝卜花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要让整桌菜卖出更贵的价钱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炫技。这是人的天性,如果掌握了高于常人的技术,总忍不住会拿出来卖弄卖弄,没机会卖弄的话,在受到环境的刺激后,就会“技痒”。
从词的作法看,上片布景,下片说情,或者叙事、造理,这是宋词基本结构模式。回文体的歌词,大体上亦依此模式填写。上片的相关物景,包括雾窗、暮天,花落、鸦啼,经过回环往复,变而成为窗雾、天暮,落花、啼鸦,其实际项目并不曾添加。下片通过人物形态的转换,叙说故事。其之由窗罗、瘦影,风翦、红丝,变而为罗窗、影瘦,翦风、丝红,同样也不曾添加。无非是一位女子,于花落、鸦啼的背景下,通过风翦、红丝及翦风、丝红的变换,以展现其婀娜多姿的身段而已。这就是回文的奥秘。
这首词描摹的是眼前风物,虽然意义不大,但是依旧不失隽永别致。从中更可看到词人娴熟的文字技巧。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这首诗赞叹王倚对作者的热忱招待,因诗中表现出发自内心的真情而感人至深。
王倚跟杜甫在此之前并无深交,家境自不富裕,见杜甫来访,颜色很不好,问知是打了三个来月的摆子,身体很瘦弱,十分同情,便打发人去赊购好米,又叫妻子亲自做菜备饭,割鲜沽酒,特产俱呈,竭尽全力,盛情款待,这令深谙“人生冷暖、世态炎凉”的杜甫大为感动,不觉手脚轻旋,沉疴为之顿起。对王倚古道热肠的盛情赞叹,就是对末世薄俗的鄙薄,懂得了这一点,就不觉诗人对一饭之德未免感激过分、对王生未免称许过当了。
全诗诗句平易,可知王倚并不是诗流。
此词作于漂泊旅途,抒思乡思亲之情。
上片写旅途艰辛。起句“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描写春末夏初的特色鲜明的景物,暗示季节变化,流光抛人。“送春归,客尚蓬飘”两句承上转折,感慨春归人未归。“昨宵谷水,今夜兰皋”具体落实“蓬飘”二字,“昨宵”、“今夜”在时间上连续,“谷水”、“兰皋”在地点上变换,时间的连续与地点上的变换,正见出词人漂泊旅途的辗转流离,居无定所。“奈”字领起,“云溶溶、风淡淡、雨潇潇”三组叠字排句,蝉联而下,慨叹阴晴不定,风雨萧瑟的天气,更增添旅途漂泊的困顿艰辛。
下片抒旅途乡思。“银字”二句,是关于往昔的回忆也是关于未来的想像,风中飘蓬般流徙的词人,对焚香调笙的恬适家居生活,有着起乎寻常的强烈心理期待。他知道,这种期待也是家人共有的。“料芳悰,乍整还调。”即以客代主,透过一层,想像家人盼归乍喜的复杂心情。这样翻来覆去的想着,心中的离愁别恨越酿越浓,越来越多了,水上漂泊的词人,准备把这满腹的“春恨”、一股脑儿“都付春潮”,借一江春水把“春恨”冲淡、流走,这是无奈之际触景生情的消解办法。结句连用三个水上地名,回应上片的“客尚蓬飘”,形象地展示词人的不停漂泊和归心似箭。女性化的地名,也透漏了思乡的词人某种特定的心理诉求。
这首词和《一剪梅·舟过吴江》中所写的内容基本相同,“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银字笙调、心字香烧”、“秋娘渡、泰娘桥”等,都是《一剪梅·舟过吴江》中的句子意象,拿到这里再次使用,但表现效果似有不同,尤其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两句,用为《一剪梅·舟过吴江》的结句,是整首词情的凝聚,给人的印象饱满而鲜明;放在这首《行香子》起句的位置上,感觉并不特别醒目。可见名句一旦和原作的剥离,艺术魅力也会稍打折扣。这就像北宋晏殊《浣溪沙》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情况一样,“无可奈何”两句,也曾初晏殊再次用为七律《示张寺丞王校勘》的腹联,在原作本中是“音调谐婉,情致缠绵”的千古名句,写入七律初认为“气格纤弱”,并不见佳(张宗橚《词林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