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回家途中所乘的船在武昌被大风阻滞，只好暂留武昌。全诗用了委婉曲折的抒情手法，前后两层意思乍看相反相对，实则相辅相成；尤其是后面故作解脱流露的却是更深更沉的愁思。前两句从正面入手，写自己的真实感受。以水喻情，形象生动。后两句曲折委婉，从反面表达自己的情感。恨不得一步便跨入家门却被滞阻在半路的诗人是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整日间到水边散步的。最后一句同样如此，表面上说自己“贪看”武昌有名的柳絮飞花的景致而忘记了忧愁，事实上却正表明了心中无尽的愁绪。
这首小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就眼前景色取喻。所谓“无穷归思满东流”，是以水流无尽比喻内心的无限归思之情。这种手法并非方泽独创，如李白有“寄情与流水，但有长相思”之喻；李煜则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欧阳修有“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四人皆以流水喻情思，李白喻相思之情，李煜喻愁苦之情，欧阳修喻离愁之情。不过方泽诗也有其独到处，就是即景取喻。人在船上，船在江边，临流凝睇，取水为喻，显得十分自然贴切；这水不是虚指，而是眼前的实物，这种即景取喻，最易达到情景交融的境地。
其实，全诗更“惊人”的妙处还在于委宛曲折的抒情手法。朱熹说，文章“曲折生姿”，这首诗的另一特点是它的委宛曲折、波澜起伏的抒情手法。一个人的心情，如果表现得太率直，则一览无遗，索然寡味；如果拐个弯，换个角度，欲擒故纵，欲抑故扬，便比较耐人咀嚼。这首绝句将诗人的心思和盘托出，却又盖上一层纱巾，让人去端详回味。明明是为风所阻，不得不停泊武昌，颇有迁怨于风之意，他却说“江上春风留客舟”，如同春风有意，殷勤劝留。实际是“阻”，却说“留”，这里是一折；明明是因被风所阻，无端惹了一怀愁绪，心烦意乱，他却说“与君尽日闲临水”。“君”是谁，诗人没有说，指船或者同船的友人均说得通。这无关大的主旨。重要的是“闲”字，诗人并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来临流赋诗，这是实“愁”而说“闲”，这里又一折；明明是心中有无穷归思，有无尽乡愁，根本无心欣赏柳絮飞花，他却说“贪看飞花忘却愁”。固然，武昌柳是很有名的，古来诗人都喜欢吟咏，如孟浩然诗说：“行看武昌柳，仿佛映楼台。”但是，诗人此时的漂泊之感，使他无心去欣赏武昌的花柳。无心而说“贪看”，这里再一折。一波三折，委曲尽情，意味深长。大凡故作宽解之语的人，都缘于不解之故。这首诗正是因不解而故作宽解语。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故作解语式的委宛曲折的表现手法，是很合乎心理逻辑的，因而产生较强的艺术魅力。
宋代蔡绦《西清诗话》说，方泽“不以文艺名世”，而《武昌阻风》一绝“诗语惊人如此，殆不可知矣”，对这首诗推崇备至。
这篇作品为送别之作，描绘西亭景物，抒写惜别情怀。
诗的开头四句写登亭。首句点出西亭的方位及其“高高”的特点，次句承首句以“直上千尺”来直写其高，以“与云齐”来陪衬其高。三、四两句则写登亭，用“群山”、“飞鸟”来烘托西亭之高，并点出已登上。
诗的中间五句写登上西亭后所见景物。“使君五马天半嘶”，点示主人身份并从侧面写西亭之高，与上面“群山”，“飞鸟”构成颇为雄壮的景象。“丝绳玉壶为君提”，顺便点出“送”字，并为下面“酒行末醉”伏线。接着，诗中使用一“望”字领起，写登亭后所见。“无端倪”写总的感受，意境辽阔，很符合登高特点。下面两句具体写景物。“红花绿柳”，以浓郁的互相映衬的色彩写所见，“莺乱啼”写鸟声的喧嚷，是所闻。这一句描绘出百花盛开，百鸟鸣啭的盎然春意，是西亭子周围景色。“千家万井连回溪”是俯望所见，勾划出宁静幽美的田野风光，是山下景色。这几句景物描绘，由近及远，用笔极自然，深远的景物中透露着春的气息。
诗的后面六句写“送”。先以不觉时间流逝，写愿与友人相聚长久，留恋不忍别离，接着又两处点出“为君题”，这种复唱的句式，与上文“为君提”一样，流露出友情的深厚。“惜解携”，直写心怀，感情十分深挚。诗的结尾两句：“草萋萋，没马蹄”，是诗人对送别的联想。友人就要跨马登程，而路上春草却要没过友人的马蹄。以景写情，“惜”字从中得到含蓄的表现。
这首诗写景物，语句清新优美，意境深远开阔。诗为七言古诗，句句用韵，一韵到底；中间以三句为一节，结尾四句皆用三字句，写得挥洒自如，自然流畅。结尾以萋萋春草写别情，既点明题意，又十分优美含蓄。
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