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今传贾谊所撰专著《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因此吴闿生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增加的因素之一，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本篇之所以以气盛为特点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说理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可以说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就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包涵了这许多东西，自然觉得文章饱满充沛，读起来思路自然而然跟着作者的笔锋走，那当然会显得气“盛”了；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是很有条理的，上来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你不由自主地会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他不中断，你就不能中断，他不节外生枝，你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本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的缘故。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没有什么希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事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反衬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自信太强，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3段开头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都没有。可是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之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就够了。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必要的，也是学写作的人应予注意的。（或许此文作者的版本 “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位于第三段初。）
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还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和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愈写愈神气。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这就像给皮球或车轮打气，打到最大限度，再加上两下，自然球胎或轮胎就非爆裂不可了。然后一下子反跌下来，改从陈涉方面写起，却又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写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于是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贾谊在这篇杰作中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这是说得相当扼要的。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好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总结：《过秦论》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旧分上中下三篇，其实本是一篇，最广为流传的《过秦论》是文章的前三分之一，它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并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也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过秦论》的下篇后部分，作者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时候，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以后“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也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但是遗憾的是，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子婴孤立无亲，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
第一首头两句写柴门内外静悄悄的，缕缕炊烟，冉冉上升；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一场春雨过后，不违农时的农夫自然要抢墒春耕，所以“柴门”也就显得“寂寂”了。由此亦可见，“春雨”下得及时，天晴得及时，农夫抢墒也及时，不言喜雨，而喜雨之情自见。
后两句写庭院中，水气迷蒙，宛若给庭花披上了轻纱，看不分明；山野间，“泠泠”的流水，是那么清脆悦耳；躲进巢避雨的鸟儿，又飞上枝头，吱吱喳喳，快活地唱起歌来；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啼哭着要捕捉鸟儿玩耍。这一切正都是写春雨晴后的景色和喜雨之情。且不说蒙蒙的景色与泠泠的水声，单说树上莺。树上莺尚且如此欢腾聒噪，逗得小儿啼索不休，更可想见大田里农夫抢耕的情景了。
晚春是山家大忙的季节，然而诗人却只字不言农忙而着墨于写宁静，由宁静中见农忙。晚春又是多雨的季节，春雨过后喜悦的心情是农民普遍的心情，诗人妙在不写人，不写情，单写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这样写，既紧扣了晚春的特色，又称得上短而精。方东树谓“小诗精深，短章酝藉”，方是好诗。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写得短而精，浅而深，景中有情，景外有人，于“澹中藏美丽”（薛雪《一瓢诗话》），于静处露生机。
贯休的诗在语言上善用叠字，如“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陈情献蜀皇帝》），人因之称他为“得得来和尚”。又如，“茫茫复茫茫，茎茎是愁筋”（《茫茫曲》），“马蹄蹋蹋，木落萧萧”（《轻薄篇》），等等。这诗也具有这一艺术特色。在四句诗中，叠字凡三见：“寂寂”，写出春雨晴后山家春耕大忙，家家无闲人的特点：“蒙蒙”，壮雨后庭花宛若披上轻纱、看不分明的情态：“泠泠”，描摹春水流动的声韵。这些叠字的运用，不仅在造境、绘形、模声、传情上各尽其宜，而且声韵悠扬，具有民歌的音乐美。在晚唐绮丽纤弱的诗风中，这诗给人以清新健美之感。
第二首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比起晚唐那些典雅、雕饰、绮丽、纤弱的诗来，贯休以其作品明快、清新、朴素、康健之美，独树一帜。明代杨慎指出：“贯休诗中多新句，超出晚唐”（《升庵诗话》），真可谓独具只眼。
这是一首田园诗，描写农家恬静闲适的生活情景，也写老朋友的情谊。通过写田园生活的风光，写出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向往。全文十分押韵。诗由“邀”到“至”到“望”又到“约”一径写去，自然流畅。语言朴实无华，意境清新隽永。作者以亲切省净的语言，如话家常的形式，写了从往访到告别的过程。其写田园景物清新恬静，写朋友情谊真挚深厚，写田家生活简朴亲切。
全诗描绘了美丽的山村风光和平静的田园生活，用语平淡无奇，叙事自然流畅，没有渲染的雕琢的痕迹，然而感情真挚，诗意醇厚，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情趣，从而成为自唐代以来田园诗中的佳作。
一、二句从应邀写起，“故人”说明不是第一次做客。三、四句是描写山村风光的名句，绿树环绕，青山横斜，犹如一幅清淡的水墨画。五、六句写山村生活情趣。面对场院菜圃，把酒谈论庄稼，亲切自然，富有生活气息。结尾两句以重阳节还来相聚写出友情之深，言有尽而意无穷。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具”和“邀”说明此饭局主人早有准备，说明了故友的热情和两人之间的真挚的情感。“感惠徇知”在文学艺术领域真挚的情感能催笔开花。故人“邀”而作者“至”，大白话开门见山，简单而随便。而以“鸡黍”相邀，既显出田家特有风味，又见待客之简朴。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走进村里，作者顾盼之间竟是这样一种清新愉悦的感受。这两句上句漫收近境，绿树环抱，显得自成一统，别有天地；下句轻宕笔锋，郭外的青山依依相伴，则又让村庄不显得孤独，并展示了一片开阔的远景。由此运用了由近及远的顺序描写景物。这个村庄坐落平畴而又遥接青山，使人感到清淡幽静而绝不冷傲孤僻。正是由于“故人庄”出现在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以宾主临窗举杯。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轩窗一开上句描述的美景即入屋里来，“开轩”二字也似乎是很不经意地写入诗的，细微的动作表现出了主人的豪迈。窗外群山环抱绿树成阴，窗内推杯换盏，这幅场景，就是无与伦比的古人诗酒田园画。“场圃”的空旷和“桑麻”的话题又给人以不拘束、舒展的感觉。读者不仅能领略到更强烈的农村风味、劳动生产的气息，甚至仿佛可以嗅到场圃上的泥土味，看到庄稼的成长和收获。有这两句和前两句的结合，绿树、青山、村舍、场圃、桑麻和谐地打成一片，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而宾主的欢笑和关于桑麻的话语，都仿佛萦绕在读者耳边。这就是盛唐社会的现实色彩。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深深为农庄生活所吸引，于是临走时，向主人率真地表示将在秋高气爽的重阳节再来观赏菊花和品菊花酒。淡淡两句诗，故人相待的热情，作客的愉快，主客之间的亲切融洽，都跃然纸上了。杜甫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说：“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杜甫诗中田父留人，情切语急；孟浩然诗中与故人再约，意舒词缓。杜甫的郁结与孟浩然的恬淡之别，读者从这里可以窥见一些消息。
这首诗没有渲染雕琢的痕迹，自然的风光，普通的农院，醇厚的友谊，这些普普通通的生活场景，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情趣。这种淡淡的平易近人的风格，与作者描写的对象——朴实的农家田园和谐一致，表现了形式对内容的高度适应，恬淡亲切却又不是平浅枯燥。它是在平淡中蕴藏着深厚的情味。一方面固然是每个句子都几乎不见费力锤炼的痕迹，另一方面每个句子又都不曾显得薄弱。他把艺术美融入整个诗作的血肉之中，显得自然天成。这种不炫奇猎异，不卖弄技巧，也不光靠一两个精心制作的句子去支撑门面，是艺术水平高超的表现。正是因为有真彩内映，所以出语洒落，浑然省净，使全诗从“淡抹”中显示了它的魅力，而不再需要“浓饰盛妆”了。
此曲所要描写的不是菊的高洁，而是作者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喟叹。重阳过后，菊花零落，作者面对零落的菊花，不禁以物拟我，而且自觉比菊还要羞愧三分。此曲赞扬了菊花不畏风霜的坚强品格。此曲词明白如话，表现曲的“贵浅显”的特色。它宛转相生，一波三折，一层深入一层，“问花不语，花替零愁。
“可怜秋，一帘疏雨暗西楼，黄花零落重阳后，减尽风流。”是说西风碎减叶飘零，作者推开了窗子，映入眼目的不是一帘幽梦，而是凄风疏雨，从楼瓦淌下，化作雨帘。重阳节后，菊花凋零，曾经鲜艳夺目的花朵已落去大半。
“对黄花零自羞，花依旧，零比黄花瘦。”是说花虽败落，但那些依然在枝头盛放的秋菊仍保有风采，张养浩再看看自己，却已瘦得不成零形。最后两句“问花不语，花替零愁。”他忍不住问花，自己该如何是好，花虽不语，想必它也在为自已感到忧愁。该曲以通感的手法来结束，一句“花替零愁”，顿使曲子中的愁情变得更加浓郁。张养浩的自怜自惜赫然在目，令零也想化作秋菊，成为倾听他的对象。
在《殿前欢》的曲子中，他本认为猬零的花应比他更自怜，但实际上菊花耐秋风的能力远超乎他的想象，于是张养浩才想，也许菊花是在替他悲苦，是以纷纷凋谢。
此曲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零比黄花瘦”是引自李清照词《醉花阴》“帘卷西风，零比黄花瘦”；“问花不语”则是引自欧阳修词《蝶恋花》 “泪眼问花花不语”。全句的引用，以旧词生新意，用法新颖。
张养浩之所以写“对菊自叹”，其实还有另一层深意。菊花是陶渊明的最爱，陶渊明经常对菊咏叹，表明心迹。张养浩选用菊花，自然是说自己也想如陶渊明一样，成为一个不问世事的隐居者。往日的宦海风波已成过去，鸟儿返林、鱼儿纵渊，那时的陶公何等惬意，张养浩也想成为另一个陶公，过着池鱼在故渊的生活。
《对菊自叹》是一首寓情于物、借景抒怀的曲子。作者看到菊花遭到秋雨，黄花零落，减尽风流。自己也精神颓唐，瘦过黄花。怜花正是自怜，作者借菊自叹，乃是对自己政治上失节的悔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