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句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史实作为切入点,明叙暗议,用略带夸张的手法揭示了焚书与亡国之间的矛盾。次句紧承首句,又从另一角度揭示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有利天险也不能守住基业。第三句在点题的同时,进一步对焚书一事做出了评判。最后一句以议论结尾,借刘邦、项羽二人不读书之史实抒发感慨。这首诗以史家笔法,独辟蹊径,把“焚书”与“亡国”看似不相关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层层推进,自然圆转,言辞夸张,言他人所未言,巧妙的讽刺了秦始皇焚书的荒唐行为。
诗的首句点出焚书坑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当年秦始皇下令搜集民间的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并进行销毁,诗人用“竹帛烟销”简练概括这一史实,而用“竹帛”这一文字的载体,来代指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则是故意夸大秦始皇的罪过与荒谬。紧接着,诗人用“帝业虚”三字来将秦始皇“焚书坑儒”所酿就的后果概括出来,就仿佛秦始皇焚烧书籍的飞烟袅袅升起的时候,他千辛万苦创下的秦国基业也被销毁了,本可以流芳百世的千秋伟业霎时成为虚空。
“帝业虚”引出了次句对“虚”的具体描写,这里的函谷关、黄河仍在,秦始皇以为它们是可以保卫秦朝天下万世长存的天险,但是这些天险并没能守住始秦朝的宫殿,没能守住他奠定的基业,“帝业虚”得到了具体化的阐释。同时,首句和次句构成了递进的关系,前者说秦始皇焚书是为了禁锢民众的思想,使他们不能产生反抗朝廷的思想,后者则是说秦始皇把函谷关和黄河这些天险看做帝业永固的地理屏障;前者为抑的方式,后者为扬的方式。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只是秦始皇美好的愿望,他的愿望最终还是“虚”“空”了。
诗人将始皇帝的两项重大举措都予以否定,说明作者认为帝业永固绝不是压抑民众的思想和凭借险要的地理优势能够做到的,进而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才能使帝业永固。其中“祖龙”一词用得很有深意,因为祖龙是始皇的意思,点明了秦始皇的野心,即希望秦朝的天下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然而事与愿违,秦朝只经过二代就灭亡了,以至于秦朝宫殿没有得到任何扩建,一直只是“祖龙居”。这里用“祖龙居”来代指秦朝帝业,形象地说明了秦朝的短命。
第三句将拓展开的思路转回到全诗的主题——焚书坑上,并紧跟对秦始皇焚书一事的调笑,进一步强调秦始皇采用焚书的策略试图稳固帝业的举措,实荒唐可笑。“坑灰未冷”紧承首句的“竹帛烟销”而来;焚书之烟已经飞尽,而焚书之灰还未冷却,山东农民起义就爆发了,“烟销”到“未冷”极言发生战乱之快,说明焚书对稳固帝业根本就没有一点作用。
然后诗人紧跟一句反语,他说因为刘邦是市井无赖,项羽则是不好诗书的武士,他们这样的起义者根本就不读书,所以焚书的策略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句有趣的戏谑,没有说焚书无用,而是认为焚书没有发生作用的原因是起义者不读书,这看来很可笑,然而诗人正是要读者在这一笑中理解他对焚书策略的批判。末句以揶揄嘲讽的手法,紧扣焚书坑的主题,再一次确认秦始皇焚书的荒谬,也再一次否认焚书这样压抑民众思想的方式能阻止亡国命运的到来,再一次唤起读者对亡国原因的思考。
这首诗否定秦始皇焚书策略,认为这一举措对稳固帝业毫无用处,但是诗人没有提出切实的措施能帮助秦始皇稳固基业,也没有探讨秦代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是将这种思考留给了读者。这种方式既可以说是对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也在另一方面透露出诗人见识的不足,难以给读者一种思想上的警醒。
议论性的诗歌,既要剖析事理,又要显示意象,委实很不容易。这首诗采用了近乎喜剧的表现手法:揭示矛盾,使秦始皇处于自我否定的地位。这样写表面似乎很委婉,很冷静,其实反对的态度和憎恶的感情十分鲜明。这是一种“怨而不怒”的艺术表现手法。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燃烧竹帛的青烟散尽帝业也化而为虚,那怕有河关之险,也只能空空地守卫着帝王旧居。
焚书坑内的灰烬未冷,山东已发生叛乱,灭亡秦国的刘邦、项羽并不是读书人。
注释
竹帛:代指书籍。
烟销:指把书籍烧光。
帝业:皇帝的事业。这里指秦始皇统治天下,巩固统治地位的事业。
虚:空虚。
关河:代指险固的地理形势。关:函谷关。河:黄河。
空锁:白白地扼守着。
祖龙居:秦始皇的故居,指咸阳。祖龙:代指秦始皇。
山东:崤函之东。一说指太行山之东,即为秦始皇所灭的六国旧有之地。
刘项:刘邦和项羽,秦末两支主要农民起义军的领袖。
不读书:刘邦年青时是市井无赖,项羽年青时习武,两人都没读多少书。
这首诗的首句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史实作为切入点,明叙暗议,用略带夸张的手法揭示了焚书与亡国之间的矛盾。次句紧承首句,又从另一角度揭示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有利天险也不能守住基业。第三句在点题的同时,进一步对焚书一事做出了评判。最后一句以议论结尾,借刘邦、项羽二人不读书之史实抒发感慨。这首诗以史家笔法,独辟蹊径,把“焚书”与“亡国”看似不相关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层层推进,自然圆转,言辞夸张,言他人所未言,巧妙的讽刺了秦始皇焚书的荒唐行为。
诗的首句点出焚书坑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当年秦始皇下令搜集民间的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并进行销毁,诗人用“竹帛烟销”简练概括这一史实,而用“竹帛”这一文字的载体,来代指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则是故意夸大秦始皇的罪过与荒谬。紧接着,诗人用“帝业虚”三字来将秦始皇“焚书坑儒”所酿就的后果概括出来,就仿佛秦始皇焚烧书籍的飞烟袅袅升起的时候,他千辛万苦创下的秦国基业也被销毁了,本可以流芳百世的千秋伟业霎时成为虚空。
“帝业虚”引出了次句对“虚”的具体描写,这里的函谷关、黄河仍在,秦始皇以为它们是可以保卫秦朝天下万世长存的天险,但是这些天险并没能守住始秦朝的宫殿,没能守住他奠定的基业,“帝业虚”得到了具体化的阐释。同时,首句和次句构成了递进的关系,前者说秦始皇焚书是为了禁锢民众的思想,使他们不能产生反抗朝廷的思想,后者则是说秦始皇把函谷关和黄河这些天险看做帝业永固的地理屏障;前者为抑的方式,后者为扬的方式。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只是秦始皇美好的愿望,他的愿望最终还是“虚”“空”了。
诗人将始皇帝的两项重大举措都予以否定,说明作者认为帝业永固绝不是压抑民众的思想和凭借险要的地理优势能够做到的,进而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才能使帝业永固。其中“祖龙”一词用得很有深意,因为祖龙是始皇的意思,点明了秦始皇的野心,即希望秦朝的天下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然而事与愿违,秦朝只经过二代就灭亡了,以至于秦朝宫殿没有得到任何扩建,一直只是“祖龙居”。这里用“祖龙居”来代指秦朝帝业,形象地说明了秦朝的短命。
第三句将拓展开的思路转回到全诗的主题——焚书坑上,并紧跟对秦始皇焚书一事的调笑,进一步强调秦始皇采用焚书的策略试图稳固帝业的举措,实荒唐可笑。“坑灰未冷”紧承首句的“竹帛烟销”而来;焚书之烟已经飞尽,而焚书之灰还未冷却,山东农民起义就爆发了,“烟销”到“未冷”极言发生战乱之快,说明焚书对稳固帝业根本就没有一点作用。
然后诗人紧跟一句反语,他说因为刘邦是市井无赖,项羽则是不好诗书的武士,他们这样的起义者根本就不读书,所以焚书的策略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句有趣的戏谑,没有说焚书无用,而是认为焚书没有发生作用的原因是起义者不读书,这看来很可笑,然而诗人正是要读者在这一笑中理解他对焚书策略的批判。末句以揶揄嘲讽的手法,紧扣焚书坑的主题,再一次确认秦始皇焚书的荒谬,也再一次否认焚书这样压抑民众思想的方式能阻止亡国命运的到来,再一次唤起读者对亡国原因的思考。
这首诗否定秦始皇焚书策略,认为这一举措对稳固帝业毫无用处,但是诗人没有提出切实的措施能帮助秦始皇稳固基业,也没有探讨秦代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是将这种思考留给了读者。这种方式既可以说是对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也在另一方面透露出诗人见识的不足,难以给读者一种思想上的警醒。
议论性的诗歌,既要剖析事理,又要显示意象,委实很不容易。这首诗采用了近乎喜剧的表现手法:揭示矛盾,使秦始皇处于自我否定的地位。这样写表面似乎很委婉,很冷静,其实反对的态度和憎恶的感情十分鲜明。这是一种“怨而不怒”的艺术表现手法。
秦始皇消灭齐、楚、燕、赵、韩、魏六国以后,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采取丞相李斯的建议,于公元前213年(始皇三十四年)烧毁图书(医药、卜筮、农作书籍除外),前212年(始皇三十五年)活埋儒生,力图使他的帝业延续下去。作者可能到过烧毁图书的地方,耳闻目睹,有感而作。
古人登楼、登高,每多感慨。王粲登楼,怀念故土。杜甫登楼,感慨“万方多难”。许浑登咸阳城西楼有“一上高城万里愁”之叹。李商隐登安定城楼,有“欲回天地入扁舟”之感。尽管各个时代的诗人遭际不同,所感各异,然而登楼抒感则是一致的。
这首词一开始即写登楼所见。在词人眼前展开的是无边秋色,万里夕阳。秋天是冷落萧条的季节。宋玉在《九辩》中写道:“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杜甫在《登高》中也说:“万里悲秋常作客。”所以古人说“秋士多悲”。当离乡背井,作客金陵的朱敦儒独自一人登上金陵城楼,纵目远眺,看到这一片萧条零落的秋景,悲秋之感自不免油然而生。又值黄昏日暮之时,万里大地都笼罩在恹恹的夕阳中。“垂地”,说明正值日薄西山,余晖黯淡,大地很快就要被淹没在苍茫的暮色中了。这种景物描写带有很浓厚的主观色彩。王国维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朱敦儒就是带着浓厚的国亡家破的伤感情绪来看眼前景色的。他用象征手法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南宋的国事亦如词人眼前的暮景,也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衰亡。作者的心情是沉重的。
下片忽由写景转到直言国事,似太突然。其实不然。上片既已用象征手法暗喻国事,则上下两片暗线关连,意脉不露,不是突然转折,而是自然衔接。“簪缨”,是指贵族官僚们的帽饰。簪用来连结头发和帽子;缨是帽带。此处代指贵族和士大夫。中原沦陷,北宋的世家贵族纷纷逃散。这是又一次的“衣冠南渡”。“几时收?”这是作者提出的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这种“中原乱,簪缨散”的局面何时才能结束呢?表现了作者渴望早日恢复中原,还于旧都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是对朝廷苟安旦夕,不图恢复的愤慨和抗议。
结句“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悲风,当然也是作者的主观感受。风,本身无所谓悲,而是词人主观心情上悲,感到风也是悲的了。风悲、景悲、人悲,不禁潸然泪下。这不只是悲秋之泪,更重要的是忧国之泪。作者要倩悲风吹泪到扬州去,扬州是抗金的前线重镇,国防要地,这表现了词人对前线战事的关切。
全词由登楼入题,从写景到抒情,表现了词人强烈的亡国之痛和深厚的爱国精神,感人至深。
前两句写雨后初晴的景色,后两句的景物描写是有寄托的。第三句的含意是:我不是因风起舞的柳絮,意即决不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随便附和;我的心就像葵花那样向着太阳,意即对皇帝忠贞不贰。诗人托物言志,笔法委婉含蓄。
赏析一
客居它乡,在春尽夏初之际,一幅雨后乍晴清明和暖的秀丽画面跃入诗人的视野.而在这富于变化情趣的画面中,诗人不喜雨丝蒙蒙的南山,也不赞随风飞舞的柳絮,而把自己的独钟给了向日而倾的葵花,其意何在呢不难发现诗人非独爱葵花,而是性情使然,言在此而意在彼.诗人久在官场,自是看够了人云亦云的柳絮,却无论如何也不愿自己"摧眉折腰"随风飘摆,终而选择了做株向日的葵花,真金如色,笑脸为形,且懂得珍惜阳光,这也许才是葵花的可爱之处吧!
赏析二
本诗语言浅白,色彩明丽清新,犹如摄影师抓拍的一个镜头,"当户转分明""清和雨乍晴",作者调动我们熟悉的景物布置了一个清明和暖的气氛。“乍”“转”“起”“倾”,使这些景物鲜活生动,使整首诗充满了雨和夏的味道,从嗅觉,感觉,视觉各个方位来攻占读者的心.最后两句点明本诗主旨,作者的心犹如葵花向日,任雨打风吹,不动不摇,绝不改变自己的政治理想.
赏析三
这是一首寓情于景,状物抒怀的托物言志诗.起笔点明节令:初夏的一场细雨,驱散了春天的寒意,洗净了空气的尘埃,使得万里江山在经历了夏雨的洗礼后添得一份明朗,显得更加妩媚.紧接着转笔入近景:春去夏来,眼前已没有了那随风飞舞的柳絮,只有自始至终向着明媚阳光的葵花.诗人有意选择"柳絮","葵花"作比,言此意彼,恰恰要表明内心的情志:风雨之中我不会像称为"水性杨花"的败絮,我要做"永远向日"的葵花!
赏析四
一首平白如话的小诗,既无险字,也无丽词,似乎一览无余.初夏时节,一场清雨刚停,对着门的南山又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随风飘舞的柳絮杨花已不见,只有葵花对着太阳在开放.这其实只是字面上的意思.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决非如此浅薄;甚至用不着细细咀嚼,便可知其所指,其所托,其所寄寓着的深意.风风雨雨,雨雨风风,我(作者)也永不会像柳絮一样没有固定的操守,而会永远像葵一样忠心于国家.此诗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托物而言志。
此诗可分为四段。每段都是以“笑矣乎”开头。第一段,诗人化用汉代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来讽刺是非错位、黑自颠倒的丑恶社会现实。接着举了战国时张仪、苏秦的例子来说明“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现象。张仪和苏秦是战国时有名的纵横家。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权诈之术,取得了人主的信任。张仪曾作过秦国的丞相,而苏秦却能佩六国相印,成了纵约长。他们都凭着“曲如钩”的本领,成了显赫一时的权贵。如果他抱诚守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话,说不定他们早就饿死在道边了。李白的这些诗句,借古讽今,旨在揭露当时国君昏聩,才使得象张仪、苏秦那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一个个受宠得势,而象自己守直不阿的人,却只能作阶下囚了。
由于李白自己将社会看透了,认为不值得为统治者卖命卖力,思想反转为出世。第二段就写出了这种思想的转变。“君不见”四句,借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先写那位“避世隐身” 、“欣然自乐”的渔父,后写抱直守忠的屈原。屈原被楚王放逐,行吟泽畔,遇到了隐者渔父。渔父劝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而屈原要坚守正义,正道直行,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宁赴湘流,葬身子鱼腹之中,也不愿“以皓皓之自,而蒙世之尘埃。”渔父听完后:“荛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君足’。遂去,不复言。”李白在这里以调侃的口气,表面上是奚落屈原“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其实骨子里是对现实社会的冷嘲热讽。在“曲如钩”的社会里,正直如屈原的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还不如学沧浪老人,“避世隐身”为好。
第三段,诗人运用豫让、屈平、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古人以不同方式求得“身后名”,深入展开议论。屈平自投汨罗,博得“以身殉国”的美名。豫让,春秋时晋国人,为智伯多次行刺赵襄子未遂而自杀,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刺客”。巢父和许由为古代著名隐者,传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听后,认为有污自己的耳朵,便逃到颖水边洗耳,当时,巢父正牵犊饮于下流,就责怪许由污其犊口,遂牵犊到上游。伯夷、叔齐为殷朝末年孤竹国君之子,武王伐纣之后,不食周粟而饿死,被孔子称为“古之仁人”。但是,诗人认为这些古人都是为“爱身后名”的奴役,不如“我爱眼前酒”。这个中的妙理在于“饮酒眼前乐”是实实在在的,“身后虚名”则不是。“男儿穷通”自有机遇,不必强求,即使求得“身后名”,死后人们弯腰向你礼拜,你也不知道了。这一“虚”一“实”的反差,正是李白的牢骚话。“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诗人正是以这种惊世骇俗的牢骚话博得千古美名。诗人借用猛虎不屑一顾案头肉和洪炉不熔铸囊中小锥进行类比反衬,表现自己不汲汲于“身后名”的傲骨和大志,嘲笑那些贪图靠“身后名”者不过是些心底狭窄之辈!
最后一段,又以宁武子和朱买臣宕起一笔。宁武子,即宁戚,春秋齐人,有奇才,隐于商旅,齐桓公夜出巡访,他正在喂牛,并击牛角而歌唱,桓公闻而奇之,委以重任。朱买臣,西汉人,家贫,以卖柴为生,好读书,能朗诵《楚辞》,后被汉武帝征用。诗人用这两个古人的事迹,旨在说明穷通有时,应该顺其自然,从而嘲讽那些被“曲如钩”者迷惑了心窍的当权者,即是遇到宁、朱二人,也不会了解他们,他们也只好去佯狂避世了。
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春。当年正月史朝义自缢,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消息,不禁惊喜欲狂,手舞足蹈,冲口唱出这首七律。诗的前半部分写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凸显了急于返回故乡的欢快之情。全诗情感奔放,处处渗透着“喜”字,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作者无限喜悦兴奋的心情。因此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诗人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出自胸臆,奔涌直泻。后六句都是对偶,但却明白自然像说话一般,有水到渠成之妙。
首句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诗人多年飘泊“剑外”,备尝艰苦,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是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令诗人心中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真实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民疾苦,都将得到疗救,诗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然而痛定思痛,诗人回想八年来熬过的重重苦难,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像噩梦一般过去了,诗人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更高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诗人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这一句是用妻儿的欢欣来衬托诗人的欣喜之情。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紧承上联从生活细节上细致的刻画了诗人的狂喜。“白日”,指晴朗的日子,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天的景物,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诗人想到这里,自然就会“喜欲狂”了。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是诗人的联想,身在梓州,顷刻间就已回到家乡。诗人的惊喜达到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诗人想象的飞驰。“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读者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本诗主要叙写了诗人听到官军收复失地的消息后,十分的喜悦,收拾行装立即还乡的事。抒发诗人无法抑制的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表现了诗人真挚的爱国情怀,表达了诗人博大的爱国胸怀和高尚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