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中尤多寄托,具有浓郁的象征性。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诗的关键是把握住了蝉的某些别有意味的具体特征,从中找到了艺术上的契合点。
首句“垂緌饮清露”,“緌”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像下垂的冠缨,故说“垂緌”。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栖高饮露,故说“饮清露”。这一句表面上是写蝉的形状与食性,实际上处处含比兴象征。“垂緌”暗示显宦身份(古代常以“冠缨”指代贵宦)。这显贵的身份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和“清”有矛盾甚至不相容的,但在作者笔下,却把它们统一在“垂緌饮清露”的形象中了。这“贵”与“清”的统一,正是为三四两句的“清”无须藉“贵”作反铺垫,笔意颇为巧妙。
次句“流响出疏桐”写蝉声之远传。梧桐是高树,着一“疏”字,更见其枝干的高挺清拔,且与末句“秋风”相应。“流响”状蝉声的长鸣不已,悦耳动听,着一“出”字,把蝉声传送的意态形象化了,仿佛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这一句虽只写声,但读者从中却可想见人格化了的蝉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有了这一句对蝉声远传的生动描写,三四两句的发挥才字字有根。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它是在上两句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诗的议论。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藉助于秋风的传送,诗人却别有会心,强调这是由于“居高”而自能致远。这种独特的感受蕴含一个真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例如权势地位、有力者的帮助),自能声名远播,正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美,人格的力量。两句中的“自”字、“非”字,一正一反,相互呼应,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表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诗人笔下的人格化的“蝉”,可能带有自况的意味吧。沈德潜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唐诗别裁》)这确是一语破的之论。
清施补华《岘佣说诗正像曹丕在》云:“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这三首诗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本诗与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李商隐的《蝉》成为唐代文坛“咏蝉”诗的三绝。
实际上,咏蝉这首诗包含着诗人虞世南的夫子自道。他作为唐贞观年间画像悬挂在凌烟阁的二十四勋臣之一,名声在于博学多能,高洁耿介,与唐太宗谈论历代帝王为政得失,能够直言善谏,为贞观之治作出独特贡献。为此,唐太宗称他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并赞叹:“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从他不是以鲲鹏鹰虎,而是以一只不甚起眼的蝉来自况,也可见其老成谨慎,以及有自知之明。
此词以简炼概括的语言,塑造了一个鲜活的思妇形象,抒写了闺中少妇思念远征丈夫的情思。词的上片起三句写了思妇的两组动作。概括了思妇一天一夜的辛勤劳作,这样一个勤劳、贤慧的思妇的形象便惋然眼前了。可词人没有把笔触停留刻画思妇如何不惮辛苦、日夜劳作这一浅层,接下去两句即进而向着思妇的精神世界作深入的开掘,写她一边捣衣一边忐忑不安地思忖着,后两句是点睛之笔。该词既有民歌情味,又以清婉见长,给人印象颇深。
上片起三句写了思妇的两组动作。“锦字”用典。《晋书·列女传》载前秦时,窦滔被流放到边疆地区,其妻苏蕙思念不已,遂织锦为回文旋图诗相寄赠。诗图共八百四十字,文辞凄惋,宛转循环皆可以读。“鸳机”是织机的美称。李商隐《即日》诗云:“几家缘锦字,含泪坐鸳机”,白天光线充足,故思妇忙着织锦,及至黄昏,不能作此细活了,乃收拾下机。然而夜晚自有月光可以利用,思妇还舍不得休息,于是又将大石板擦拭干净,连夜捣衣,准备捎给戍边的良人。只此“收锦”、“下机”、“拂砧”、“捣衣”一连串动作,便概括了思妇一天一夜的辛勤劳作,而这辛勤劳作,又无不是为了征夫,这样一个勤劳、贤慧的思妇的形象便惋然眼前了。
可词人没有把笔触停留刻画思妇如何不惮辛苦、日夜劳作这一浅层,接下去两句即进而向着思妇的精神世界作深入的开掘,写她一边捣衣一边忐忑不安地思忖着“马士少年今健否!”“过瓜时见雁南归”七字,是点睛之笔。此句中用了《左传·庄公八年》里的一个典故:是年齐襄公派将军连称、管至父去戍守葵丘,当时正值瓜熟,襄公便许诺明年瓜熟之时派人去替换他们。谁知一年期满,襄公却自食其言,不准他们回来。用此典说明这一类言而无信、随意延长戍卒役期的行径尚继续,故尔思妇还得日织锦字,夜捣寒衣,征夫仍须防秋于塞上,捱冬于边头。论其艺术手法上的高明之处,则前四句皆是直笔,至此收尾处使一折笔,便有含毫不尽之妙。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他过着笨拙、简朴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要坚定自己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道”。地里的桑与麻都在雨露里安静地生长,燕子和麻雀也渐渐在这里安家了。这是杜甫安静的生活状态,朴实而淡定,淳静而单调。
“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远处不时传来村里社鼓的声音,急促而有力,溪里的渔舟在水面流转飘荡。“心迹双清”现在已经成为成语,最早的出处是南朝·宋·谢灵运的《斋中读书》里有这样的句子:“矧迺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注意,他是寂寞,到杜甫才有了“双清”这个说法。杖藜,指拄着手杖行走。藜,是野生植物,茎非常坚韧,可以做拐杖。《庄子·让王》里说:“原宪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这时杜甫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可不就是白首。心迹双清,指心地、行为高洁,没有尘俗之气,杜甫觉得自己的生活超脱了尘俗,对于杜甫来说,这是一种无奈的快乐。
“村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舍影漾江流。”因为家里没有任何紧迫的事情可做,于是,不用起来那么早,因为不需要经营,也不参与勾心斗角(其实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或者说,他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所以,他的居处变得格外清幽。竹子衬托着田野的绿色,草舍的倒影在江流里荡漾。
“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没有学上,就放纵孩子的懒惰不去管他们,因为太穷,也只能听任妇人的唠唠叨叨个没完,诗人也不想去赚钱(其实他没门路赚钱),任凭家里一直穷着。人生百年不过是浑然一醉罢了,不需要见人,因此长达一个月不用梳头(因为梳头没有用,没必要梳头),后来闻一多引用过这个典故,专心做学问的闻一多,觉得修饰形容不重要,这跟杜甫的“一月不梳头”意思并不完全一样。
“衰颜甘屏迹,幽事供高卧。鸟下竹根行,龟开萍叶过。”容颜衰朽的我甘愿屏却我的踪迹,有一些清幽的事情供我在高卧赏心:鸟儿落在地上,在竹根旁边行走,乌龟顶开水中的浮萍叶子游过。
“年荒酒价乏,日并园蔬课。犹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年景不好,原来的酒钱已经不够用了,我只能并日而食(两天吃一天的饭),省下来经营园蔬得来的收入,用以买酒。“甘泉歌”是一首乐府诗,原歌是:“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万人讴。金陵余石大如塸。'诗人一边唱着甘泉歌,一边击打着酒樽,歌太长,酒樽都被敲破了,歌真的长吗,不长,但一直唱,一直敲,酒樽总会破掉的。
这首诗写的是杜甫在草堂的生活状态,这给人的印象是杜甫是懒散的,这像一个混吃等老的闲人,一个失去理想的人,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不是的。杜甫的懒散是因为他想做事而做不成,他苦恼,他没有办法,大环境之下,他只能以自己的“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做形式上的抗争,他憋屈,他苦恼,他以懒散的行状示人,而实际上,他的生活是相当积极的,否则就不会有草堂安定的生活了,他砍树除草,他伐竹种药,比如《除草》诗“芟荑不可阙,疾恶信如仇”,比如《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成竿”。老杜不管在怎样的生活状态之下,他从来都是积极的。